此外，勾践卧薪尝胆、以屈求伸的故事还告诉我们要“知耻而后勇”。一般说来，一个人甚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从知耻、忍耻到雪耻，这个过程必然有一段历史距离。大多数受辱者，皆因当时的力量或者环境处于劣势，在与人或者命运抗争的过程中，或由于力量悬殊，寡不敌众，或由于天时地利，不如对方，致使自己被对方打败（或受凌辱）而遭受屈辱，但又不能立即雪耻，只能将耻辱强忍吞下，铭刻于心头，经过养精蓄锐，日渐强大，时机成熟，再雪旧耻，“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便是这个道理。
8.弯下腰来潜心修炼自己
老子曾说：“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即善于做生意的商人，总是隐藏其宝货，不令人轻易见之；君子之人，品德高尚，而容貌却显得愚笨。其深意是告诫人们，过分炫耀自己的能力，将欲望或精力不加节制，是毫无益处可言的。
中国旧时的店铺里，在店面上是不陈列贵重的货物的，店主总是把它们收藏起来。只有遇到有钱又识货的人，才告诉他们好东西在里面。倘若随便将上等商品摆放在明面上，岂有贼不惦记之理。不仅是商品，人的才能也是如此，“满招损，谦受益”，才华出众而又喜欢自我炫耀的人，必然会招致别人的反感，吃大亏而不自知。所以，无论才能有多高，都要善于隐匿，即达到“似无实有”的境界。
弯腰做人是一个休整自己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休养生息”的过程，是一个“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过程。只有“缓称王”，才能有更多时间打造自己、充实自己和完善自己，才能励精图治，才能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在寂寞中陶铸自己的雄才大略。
曾国藩真无愧是我们为人处世的一面“人镜”，他可以识人、识事，尤其可以恰到好处地修行自己，坦然应对不利的局面，化不利为有利。
曾国藩是在他的母亲病逝、在家守丧期间响应咸丰帝的号召，办团练组建湘军的。不能为母亲守三年之丧，这在儒家看来是不孝的。但由于时势紧迫，他听从了好友郭嵩焘的劝说，“移孝作忠”，为清王朝出山了。
但是，他的锋芒太露，因此处处遭人忌妒，受人暗算，连咸丰皇帝也不信任他。1857年2月，他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清朝给了他三个月的假，令他假满后回江西带兵作战。曾国藩伸手要权被拒绝，随即上疏试探咸丰帝说，“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咸丰皇帝十分明了曾国藩此一试探性的口吻，又见江西军务已有好转，曾国藩此时只是一只乞狗，效命可以，授予实权万万不可。于是，咸丰皇帝朱批道：“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顺水推舟，假戏真做，曾国藩真是哭笑不得。同时，曾国藩又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此次曾国藩离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因此，招来了种种指责与非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曾公本以母丧在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遂与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不少息，而迭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衔致被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吴敢把这一层窗纸戳破，说曾国藩本应在家守孝，却出山，是“有为而为”。上给朝廷的奏折有时不写自己的官衔，这是存心“要权”。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中国的黄老来暗暗规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铁血政策，未免有失偏颇。
自从曾国藩率湘军东征以来，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确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而引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渐疏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惟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成熟与世故了。
然而，认识的转变过程，如同经历炼狱再生一样，需要经历痛苦的自省，每当曾国藩自悟昨日的是与非时，常常为追忆昔日“愧悔”的情绪氛围所笼罩。因此，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在其后的家信中，屡次检讨自己在家其间的所作所为。在1858年12月16日的家信中写到，“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果有明征。”1859年1月6日，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泊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足少抒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起来。
曾国藩本不懂军事，在屡次升迁后，作为汉人也使众多的满族官吏心怀嫉妒，曾国藩能急流勇退，不断地利用韬光养晦之术，既不断地发展壮大自己，又能使人心悦诚服，难怪使毛泽东也钦佩不已。
9.弯腰做人，并不是要你苟且偷生
弯腰做人不是让你苟且偷生，而是一种迂回前进的策略。恰到好处的“弯腰”不仅能使你夹缝中求生，更能于绝境中翻身。
庄子曾经提出“意怠”哲学观点，托言于一种很会“隐忍处世”的鸟，这种鸟善于跟从，别的鸟飞，它也跟着飞，别的鸟傍晚归巢，它也跟着队伍，前进时不争先，后退时不落伍，吃东西时不抢食，不脱队，因此很少受到同类的威胁与打击。从表面看来，“意怠”的生存方法太保守，但用在做人方面，很多时候却大有益处。
在中国古代，太子有能力是顺利当上皇帝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如果太子能力过强，处处表现自己，又往往有逼父退位的意思，所以有些太子也常遭父皇的猜忌而被废黜。唐代的顺宗在做太子时，豪言壮语颇多，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他曾对东宫僚属说：“我要竭尽全力，向父皇进言革除弊政的计划！”他的幕僚于是告诫他：“作为太子，首先要尽孝道，多向父皇请安，问起居饮食冷暖之事，不宜多言国事，况且改革一事又属当前的敏感问题，如若过分热心，别人会以为你邀名邀利，招揽人心。如果陛下因此而疑忌于你，你将何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太子听得如雷贯耳，立即闭嘴黜音。德宗晚年荒淫而又专制，太子始终不声不响，直至熬到继位，方有唐后期著名的顺宗改革。
即使是对有大志向的人来说，弯腰做人也并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一种迂回前进的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