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歇洛克·福尔摩斯一直都称呼爱仁娜·阿得勒为“那位女人”，我几乎没有听见过他称呼她别的。那位女人才貌双全，在福尔摩斯心中，她的一切都比其他的女人出类拔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爱仁娜·阿得勒产生了什么爱情。因为福尔摩斯是一个追求理性、思想古板严谨但又很沉着冷静的人，对于他来说，一切情感尤其是爱情，与他都是不相干的。我觉着，他就像是一架专门用于观察和推理的没有缺陷的机器。但是让他作为一个情人，他就不知道把自己放在哪个位置了。他从来就没有说过脉脉含情的话，相反经常用讥笑和嘲讽的口气说话。也许，对于观察家来说，非常赞赏那种温柔的情话，因为它可以揭示一个人的动机和行为。可是，对于一个受过训练的理论家来说，这种情感只会分散他的精力，侵扰他周密严谨的性格，使他的智力成果受到怀疑。如果在他的头脑中掺杂了强烈的个人情感，那么它引起的扰乱，比在精密仪器中放进砂粒，或者高倍放大镜镜头有裂纹更严重。但是却有这样一个女人，一个已经去世的爱仁娜·阿得勒，还存留在他模糊的有问题的记忆之中。
最近一段时间我很少和福尔摩斯见面。在我结婚以后，以家庭为中心的种种乐趣占去了我大部分注意力，和他来往的次数日渐少了。我非常完美的生活和作为家庭主人产生的家庭乐趣，深深地吸引了我。但是，福尔摩斯放荡不羁，不愿受社会礼仪的约束，因此，他还是住在贝克街原来的房子里，置身于旧书之中。他服用可卡因一个星期，再疯狂的一个星期，就处在这样一种由药物引起的昏睡状态和强烈的有着旺盛精力的工作状态互相交替的生活之中。一周又一周的往复循环。还是像以前一样，他依旧热心于研究犯罪行为，用自己超凡的智力才能和观察力去寻找线索、侦破案件，而这些难解之谜则被官方警察认为无法解破。我有时也听到一些关于福尔摩斯的情况：比如说他被请到奥得飒去侦破德雷拨夫暗杀案，侦破了发生在特伦可马里的罕见惨案——阿特金森兄弟惨案；最后还有他为荷兰王室极其周密而成功地完成了一项使命的传闻。可除了这些和普通读者一样从报章中得到的关于他的消息外，我几乎丝毫不了解这位老朋友、老伙伴的其他情况。
有天晚上，也就是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日晚，我在出诊归来的途中(因为我已经恢复了行医)刚好路过贝克街。当我路过那记忆犹新的门洞，我总是把它和我的追求和“血字的分析”一案中那些神秘事件联系在一起，心里骤然涌出一种想见福尔摩斯的强烈愿望，了解一下他那非凡的能力正运用于何处。他的房间里灯火通明。就在我抬头仰望时，他瘦高的身影在窗帘上掠过了两次。他正低着头，反剪双手在房间里飞快地踱步。我对他的情绪和生活习惯了若指掌，所以对他的态度和举止一目了然。从药物中刚刚清醒过来的他又在工作了，正醉心于某个新问题。我按了按门铃，然后被福尔摩斯领进一个房间——以前这房间的一部分是属于我的。
他的态度并不那么热情——他很少这样，但我想他很高兴见到我。他一个字都没说，但目光亲切地把手一扬，示意我坐到一张扶手椅上，又扔过他那盒雪茄，最后指了指放在角落里的酒精瓶和小型煤气炉。然后他就站到壁炉跟前，用他独特的内省方法从上到下地打量了我一番。
“婚姻对你很合适，”他评价说，“华生，自从我们上次见面以后，我想你已经胖了七磅半了。”
“七磅！”我回答说。
“的确的确，华生。我认为七磅多，就多了那么一点，我想。看你这样子，又开始行医了。你可没跟我说过你要重操旧业。”
“那你怎么知道的？”
“推断出来的。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你近来常常被雨淋得像只落汤鸡，而且你的女佣很笨手笨脚、粗心大意呢？”
“嗨，我亲爱的福尔摩斯！这太不可思议了！要是你生活在几个世纪前，准会被人以火刑烧死。我星期四确实到乡下去过一趟，回来时被雨淋得不成样子。可我换过衣服了，真不知道你怎么推断出来的。至于玛丽？珍，那名女佣，她算是不可救药了。我妻子已经把她打发走了。可我还是不知道你是怎么推断的。”
他自顾自笑了起来，一边还搓着那双细长、神经质的瘦手。
“事情本就不复杂嘛，”他说，“我看到炉火照到你左脚上那只皮鞋的内侧有六道几乎平行的划痕，这显然是有人为了刮掉沾在鞋边上的泥疙瘩，粗心大意地顺着鞋跟刮的时候搞的。所以你瞧，我就这样推断出两个结论：一是你曾在恶劣天气下外出；二是你穿的皮鞋上特别难看的划痕是伦敦女佣所为。至于你重操旧业，这么说吧，假如一个人走进我房间，满身是碘酒的气味，右手食指上有硝酸银腐蚀的黑斑，高顶黑色大礼帽右侧突起一块，说明那里藏着他的听诊器，我要是不断言他是个职业医生，那不是太迟钝了点吗？”
我对他如此地解释他的推断过程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每次听你推理，我总觉得 事情简单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而我自己也能作出同样推理；可在你解释之前我总是对你下一步推理感到迷惑不解，直到你解释完我才恍然大悟。不过我还是认为我的眼力和你的一样好。”
“确实是这样，”他说着点燃了一根烟，舒展着身子靠在扶手椅上，说：“你只是看，而我是在观察，这二者之间有很明显的区别。比如说，你经常走从下面大厅到这间屋子的楼梯吧？”
“经常走。”
“有多少次了？”
“不少于几百次吧。”
“请问，这个楼梯有多少级？”
“多少级？我不知道。”
“这就对了。因为你只是看，并没有观察。这就是我要说的。你看，我知道楼梯共有十七级，因为我观察过了。既然你对一些小问题感兴趣，又经常把我的经验记录下来，想来你可能也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一张粉红色的一直放在桌子上的厚便条纸被他递到我面前。“这是最近邮差送来的，”他说，“你大声念一遍。”
这张便条纸上没有日期，也没有署名和地址。
我大声念道：
〔便条上写着：〕“某人将于今晚七时三刻来访，有重要事情要与阁下相商。阁下最近为欧洲某一王室效力，结果甚好，表明阁下足以承办大事。阁下大名广播四方，我等甚知。届时望勿外出。来访者如戴面具，请勿见怪。”
“这倒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我说，“你认为这是怎么回事？”
“我目前还没有找到论据。在我没有足够的事实作依据之前就妄加推测，那就犯了最大的错误。有的人在不自觉中勉强地用事实来适应理论，而不是以理论来适应事实。现在，我就眼前的这张便条，你看看能推断出什么来？”
我仔细地观察这些笔迹和这张便条。
“写这张条子的人可能很有钱，”我说着，竭尽全力地模仿福尔摩斯的推理，“这样的纸半个克朗买不了一叠。纸的质量特别好。”
“特别——就是这两个字，”福尔摩斯说，“ 这根本就不是出产在英国的纸，你对着光看看。”
我把纸举起来对着光，发现纸张的纤维中有一个大写的“E”和一个小写的“g”、一个“P”以及一个大“G”和一个小“t”交织在一起。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福尔摩斯问。
“毫无疑问，这是制造商的名字。确切地说，是他名字的交织字母。”
“连边都没沾到。大‘G’和小‘t’代表‘Gesellschaft’这个词，在德语中是公司一词，就像我们的‘Co.’这个惯用缩写词一样。显然，‘P’代表‘Papier’(纸)。现在我们看看‘Eg’，翻翻我的《大陆地名字典》好了。”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厚厚的棕色封面的书。‘E-glow，Eglozitz——有了，是Egria。’这是位于德语国家波希米亚的一个地方，离卡尔思拜得不远。‘因瓦伦泰恩之卒、玻璃制造厂、造纸厂林立而闻名于世。’哈哈，伙计，你认为怎么样？”他双眼炯炯发亮，得意非凡地朝空中喷了一口蓝蓝的烟云。
“那就是说这纸是波希米亚造的。”我说。
正是这样，而且写便条的人是个德国人。你有没有注意这个句子怪里怪气的结构——‘我等从各处获得您的声名’。法国人和俄国人都不会这么写。只有德国人才会乱用动词。现在只有一点有待查清：这位用波希米亚纸写这便条，情愿带面具也不愿露脸的德国人到底想干什么？真是巧得很呢，你看，他来了，给我们解谜团来了。”
说话间，就听到外面传来清脆的马蹄声和车轮压在路面上的轧轧声。接着就有人使劲拉响了门铃。福尔摩斯忽然吹了声口哨。
“听声音，是辆双套马车，”他说着朝窗外瞄了一眼。“啊，没错，”他接着说，“一辆漂亮的小型布鲁姆马车和两匹骏马。一匹就得一百五十畿尼呢。如果说这个案子没什么大不了的，至少钱是少不了的。”
“我想我该走了，福尔摩斯。”
“没关系，医生，就坐在原地别动。没我自己的朋友，我会无所适从的。这桩案子一定很有意思，错过了你会觉得遗憾的。”
“可你的委托人——”
“别管他，也许我需要你帮忙，他也可能一样。他来了，你照旧坐在那椅子上，医生，全神贯注地听我们说就行了。”
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从楼梯移到了走廊，但走到门口时立刻停了下来。接着就是一声又重又响的敲门声。
“进来！”福尔摩斯说。
一位先生走进房间。他身材不下六英尺六，有着赫克利斯般的体格；他衣著华丽，在英国却显得俗不可耐：双排扣上衣的袖口和前胸镶着宽宽的俄国羔皮；肩上披着的深蓝色斗篷衬着火红的丝质衬里；领口处别有嵌着明亮的绿宝石的胸针；脚上齐膝的高统靴口子上滚着厚厚的棕色毛皮。这身打扮更是给人以粗野而奢华的印象。他手里拿着一顶宽边帽，脸的上半部戴着遮到颧骨的黑色面具。他显然刚刚用手整理过，因为他进门时手仍然放在面具上。从脸的下半截看，他个性极强；厚厚的嘴唇往下垂着，下巴又长又直，显得果敢，乃至顽固。
“您收到我的便条了？”他声音深沉而沙哑，显出浓重的德国口音。“我说过要来拜会您的。”他轮番打量我们，似乎不知道该对谁说。
“请坐，”福尔摩斯说，“这位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华生医生，是我办案的得力助手。请问怎么称呼阁下呢？”
“就称我冯·科拉门伯爵好啦，我是波希米亚的贵族。这位先生，您这位朋友，我想应该是个正直谨慎的人，是可以把极其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他的那种人。不过我宁可跟您单独谈。”
我起身告辞，但福尔摩斯一把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推回到座位上，说：“要么当着我们两人谈，要么就别说。凡是您能对我讲的也都能对他讲。”
伯爵耸了耸宽宽的肩膀说，“那我在讲之前得和你们二位约定：这件事两年之内要绝对保密，过了这个时限就无关紧要了。在目前，说这事重要得足以影响欧洲历史也不过分。”
“我向你保证。”福尔摩斯回答说。
“我也一样。”
“请你们原谅我戴着面具，”这位外国客人接着说，“派我来的贵人希望没有人能认出他的代理人，所以我这就坦白地跟你们说，刚才你们对我的称谓并非我的真实姓名。”
“这我知道。”福尔摩斯冷冷地说。
“这事很微妙，所以需要采取一切可能的防范措施加以平息，以防成为大丑闻，进而影响到欧洲的一个王族。坦率地说，这事情牵涉到伟大的奥姆斯泰恩家族，也就是波希米亚的世袭国王。”
“这一点我也知道，”福尔摩斯似笑非笑地说着往扶手椅上一靠，闭上了眼睛。
我们这位来客用一种明显的惊讶目光看了一眼福尔摩斯这副没精打采、懒懒散散的样子，因为在他心目中，福尔摩斯无疑已被刻画成全欧洲最透彻的推理专家和精力最旺盛的侦探。福尔摩斯又慢慢睁开眼睛，有点不耐烦地看着这位高大的委托人。“假如陛下能屈尊把案情说清楚，”他说，“我才可能更好地为您效力呀。”
来人猛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情绪激动得难以控制，不停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接着，他一把将脸上的面具扯下来掼到地上，那动作中充满了绝望。“是的，我就是国王。”他大声说，“我为什么要努力去掩饰呢？”
“是啊，何苦呢？”福尔摩斯喃喃地说，“我在陛下言明之前就知道自己在和威廉？哥茨莱西？吉斯蒙特、冯·欧姆斯泰恩陛下、卡赛尔—费尔斯泰恩大公、波希米亚的世袭国王打交道。”
“但您可以理解，”我们的这位异国客人又坐了下来，用手抚摸着前额，“我不习惯于亲自处理这件事，所以来向你请教。”
“那就请你说吧，”福尔摩斯说着，又闭上了眼睛。
“事情大致上是这样的：在五年前，我到华沙访问期间，与一位鼎鼎有名的女冒险家相识了，她就是爱仁娜·阿得勒。我想你对这个名字不会太陌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