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自食其力 (3)
“我把日用器皿当出去了，”密考伯太太说，“六个茶匙，两个盐匙，一把糖钳。但是这双胞胎真是一大负担。想到爸爸和妈妈，我觉得心里很难过。我们还有几件零星物品可以出让。不过密考伯先生的脾性，永远不肯亲自去出让这些东西；克里克特——那个女仆，心地粗陋，假若过分信任她，她会有令人难受的失礼行为。所以，科波菲尔少爷，假如我求你——”
我懂得了密考伯太太的用意了，于是求她尽量说出来。当天晚上我便代她处理了一些易携带的小物品；随后几乎每一天早晨，在我去摩?格货栈之前，总为同一事情出去一次。
密考伯先生在他唤作图书室的小橱子里有几本书。于是先把那些书脱手了，我一本接一本把那些书拿到都会路的一家书摊上，不论价钱，全部卖掉。住在书摊后面的小房子里的摊主，每晚总是醉熏熏地，每天早晨挨老婆的大骂。很多回了，我清晨见到他时，他要么前额上有一处伤痕，要么眼睛青肿了一块，证明前夜的过量(我恐怕他喝酒时是喜欢吵架的)。于是他用一只颤抖的手，向散在地板上的衣服的一个一个口袋中去摸索必要的钱，他的老婆则抱着一个婴儿，趿着一双破鞋，不停地责骂他，有时他把钱丢了，就让我下次再来，但是他的老婆总有一些钱——我猜，一定是当他烂醉时拿了他的——在我们一同走下楼梯时，我们便偷偷地完成了那笔买卖。
再次替密考伯太太完成一笔交易时，她就小小庆贺一下，一般是一顿不错的晚餐。在我印象中的这些晚餐总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后来密考伯先生终于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了。一天早晨，他被逮捕了，被送进巴洛的最高法院监狱。当他走出门口时，他告诉我，他完了，当时我真以为他的心痛死了，我也一样。但是我不久听说，他还在监狱里颇有兴致地玩九柱戏。
他最痛苦的星期日，我本想去看他，并且一同吃顿饭。我沿途问路去那儿，我被告知在那地方我将见到另一个地方，在那另一个地方附近我将见到一个空场地，穿过那片空场地，一直走，会遇见一个看守。我一一照办了这一切。当我最终遇见一个看守，并且记得洛德里克?兰顿在债务人监狱时，那里有一个身上仅有一块破地毯的人时，那个看守在我那黯淡的眼睛和跳动的心前展现出来。
密考伯先生正在门内等着，我们一同走上他的房间(顶层下面的一层)，痛哭了一会儿。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以他为戒。并且让我记住，假若一个人每年收入二十镑，用去十九镑十九先令六便士，他是快乐的；但是假若用去二十镑一先令，他便是痛苦的。在那之后，他从我这拿了一先令给看守，递给我一张向密考伯太太要那笔钱的借据，随后便高兴起来。
当时我们坐在小火炉前，在那生锈的炉栏里，每一边放了一块砖，以防多烧煤。不一会儿，与密考伯先生同房的另一个债务人，手里拿着我们三个人的羊腰肉，从面包房里出来。随后密考伯先生派我上楼见顶头房间的“哈普金船长”，表示他的亲切的问候，并说明我是他的好朋友，请哈普金船长借给我一把刀子和叉子。
我拿回东西，并带着他对密考伯先生的祝福。在他的小屋子里，有一个很脏的女人，以及两个面色惨白的女孩子——他的两个蓬松头发的女儿。我当时想，借哈普金船长的刀叉总要比借哈普金船长的梳子要好。船长一身褴褛得无以形容。他留着满脸的鬓发，穿着一件破旧的棕色大衣，大衣下面再没有别的上衣了。我看见他卷在角落里的卧具，他放在一个架子上的盘子、碟子、锅子；我猜想(只有上帝才知道我是怎样认出的)，虽然那两个蓬头垢面的女孩是船长的孩子，那个脏女人却并未嫁给船长。我当时羞涩胆怯地在门口停留了至多两分钟，但是我对这一切已心如明镜。
一顿午餐含有吉卜赛式的风味，并且也很可口。吃完后我便将刀叉送还了哈普金船长，回来后把经过告诉密考伯太太来宽慰她。她一见我回来，就晕倒了，随后我们提起时，她用一小壶甜鸡蛋油来感谢我。
我不清楚，密考伯太太如何有了贴补家用的钱，如果是将家具卖掉换来的，也不知道是由谁出卖的，只知道并非由我卖掉的，不过家具是卖了，并且由一辆运货车运走了，只剩下卧具，几把椅子和厨房的那张桌子。密考伯太太—孩子们—那个孤儿—和我，仅用这些家当如扎营一般地暂住在温泽里那所空房子的两个客厅里，日夜住在那些房间里。忘了这样过了多久，不过记得很长时期。后来密考伯太太也想搬进监狱(密考伯先生当时在那里得到一个独住的房间)。于是我把住所的钥匙还了他，他十分高兴。那些床铺，除了我的以外，都被送到最高法院监狱，我在监狱不远处另租了一间小屋安放我的那张床。我十分满意我的这种做法，因为我在患难中与他们一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们都不忍心分开。那个孤儿也在那附近找到一个房租不多的地方。我的住所是一个具有斜屋顶的阁楼，能够欣赏牧场美丽的风光，当我在里面的时候，想到密考伯先生的窘境，就感觉这间小屋实在可以称得上是最好的地方了。
那时如往常一样，我依然同那几个普通的伙伴，如开始时那样怀有一种受辱的感觉，在摩?格货栈做工。但是我从未有任何一个相识，也从未同每天出入货栈时、吃饭时、在街头徘徊时所见的许多年轻人搭话，这在当时对我而言是一大幸事。我一如既往地过着不快乐的日子；我以不依赖别人的态度生活着。我意识到的惟一变化是：第一，我已经更加褴褛了；第二，我现在减轻了有关密考伯夫妇许多忧愁的重压——因为他们的亲戚和朋友在他们落难时开始帮助他们度过难关。他们在监狱里比在外面许多时候反倒快活些。依靠这些帮助，我时常同他们用早餐，我时常六点钟起身，空闲时徘徊于老伦敦桥，我习惯于坐在那里的突石砖上，观察经过的人们；或者趴在栏杆上，望着映照在水中，并在纪念塔上反射出金色火焰的太阳。那个孤儿有时来这里碰到我，我就把一些奇闻异事讲给她听。晚上去狱里时，有时和密考伯先生在运动场上走一会儿，有时和密考伯太太玩纸牌，听她回忆她父母的往事。摩德斯通先生是否清楚我的情况，我不晓得，因为我从未告诉摩?格货栈的人们。
密考伯先生尽管度过了危急时刻，但是却受到“契据”的约束和牵累。我常听他们提起那种契据，就我现在想，应该是一种先前立给债权人的字据，但我那时不清楚，将它与从前德国的那种与魔鬼有关的羊皮纸混淆了。后来才知道它的效力不如以前，不管如何，它已不再是阻碍前途的羁绊了。密考伯太太告诉我“她娘家人”已经相信，密考伯先生应当依据破产者法案请求出狱。这样的话，六星期后他就可以重获自由。
“到那时候，”密考伯先生说，“谢天谢地，我一定不那样了，可以开始一种崭新的日子——总之，假如否极泰来的话。”
我记得密考伯先生在那一时期曾将请愿书呈交到下议院，请求修改因债务坐监的条文。我之所以把这件事记在这里，是因为我用往日记过的旧事结合我的生活经历，用市井琐事和普通男女编造故事的方式，来证实一下；并且，在写我的传记时，我曾不自觉地发展的某些主要特点，怎样在这时不断地逐步养成，这又可以得到例证。
那时监狱里有一个俱乐部，密考伯先生因为属于上流社会，因而成为其中一个伟大的权威。密考伯先生把他呈文的大意在俱乐部发表过，俱乐部的成员非常赞成他的意见。因此密考伯先生(他是一个彻底的和气人，除了他自己的事外，对一切事情很积极，他总是十分乐意地处理与自己毫无利益之争的事情)开始写呈文了。先打草稿，选定某个时期，只要全俱乐部和全监狱的人同意都可以在上面签名。
我和他们虽已熟识，但是当听到这临近的大典时，我是那般急于看看他们大家一个随着一个进来的情形，于是向摩?格货栈告了一个钟头的假，特意为了那件事将自己安排在一处。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尽量往屋子里站，将密考伯先生拥在那张呈文前面，给他助威。我的老朋友哈普金船长靠近呈文，将呈文读给所有不通晓其内容的人士听。随后屋门敞开来，大家鱼贯而入，签上他们的名字。哈普金船长对于鱼贯而入的每一个人说：“你看过呈文吗?”——“还没呢。”——“你需要听我读吗?”假若那人略微流露出一点兴趣，哈普金船长就用响亮的声音把呈文的每一个字读给他听，假如有两万人一个一个地要他读，那位船长一定会把呈文读两万次。我仍然记得他每念到“列席国会之人民代表诸君”，“是故具此状人敬向贵院申请”，“仁慈陛下之不幸臣民”等字眼，就要得意地品味一番，仿佛这些字在他嘴里是一种实体似的东西，而且甘之如饴。这时密考伯先生就露出些许著作者的得意，一面听，一面用眼斜视(并非认真地)着对面的某处地方。
当我每天在萨德克和布莱克?弗赖尔中间走来走去时，当我饭后闲暇在僻静的街道上闲逛时(街上的石头这时没准已被我年幼的双脚踏碎了)，我不晓得，在哈普金船长响亮地朗读呈文时一个一个在我眼前晃过的那一群人中，有多少已经不在了!当我想起当年所承受的苦痛时，当我忆起给他们编造的故事时，我想那些故事，那些虚构的情节有多少像迷雾般弥漫在记得很真实的惨况上!当我重归旧地时，我并不感到吃惊——我似乎看到同时也怜悯一个在我面前行走的天真无邪、富于幻想的少年，用那般特殊的经验和微贱的事物来创造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