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四十一
涅赫柳多夫所在的车厢只坐了半车乘客。这里有仆役，手艺匠人，工厂工人，屠宰工，犹太人，店伙计，工人的妻子，也有士兵。另有两位太太：一位是年轻的，另一位是上了年纪的，她裸露的手腕上戴了几只镯子，还有一位面色严肃的老爷，戴一顶带帽徽的黑色制帽。这些人都已找到各自的座位，安顿下来，静静地坐着，有的人嗑瓜子，有的人抽烟，有的人和邻座的乘客聊得火热。
塔拉斯带着幸福的神情坐在过道的右边，为涅赫柳多夫保留了一个座位，正跟坐在他对面的一个筋肉结实的人谈得热闹，那人穿一件呢子的紧腰长外衣，扣子是解开的，后来涅赫柳多夫才知道他是一个去上工的花匠。涅赫柳多夫回来时还没有走到塔拉斯跟前，半路在一个可敬的白胡子老头儿面前停下来，这老头儿身穿土布的紧腰长外衣，正和一个乡下打扮的年轻女人聊天。女人身边坐着一个七岁的女孩，双脚离地面很远，穿一件新的无袖长衫，淡得几乎发白的头发梳了一根小辫子，不住地嗑瓜子。老头儿回头看见涅赫柳多夫，便在自己一个人坐的发亮的长凳上，收起自己外衣的衣襟，和蔼地说：
“请坐吧。”
涅赫柳多夫表示感谢，在指给他的座位上坐下。涅赫柳多夫刚落座，那女人就继续讲起被打断的故事。她是讲她的丈夫在城里怎样招待她，她现在是从丈夫那里回家去。
“早先谢肉节时去过，托上帝的福，如今又去一趟，”她说，“过一阵子，上帝保佑，再去过圣诞节。”
“这是好事，”老头转身瞧着涅赫柳多夫说，“应该经常去，不然，一个年轻人住在城里会学坏的。”
“不会，老爷子，我丈夫不是那种人。不会干那些蠢事，他像个漂亮大姑娘。一分钱也要寄回家来。他喜欢这女孩子，就别提多喜欢了。”那女人笑着说。
吐着瓜子皮、听母亲说话的小姑娘，仿佛要证实母亲说的话似的，瞪着安静、聪敏的眼睛瞧瞧老头儿，又瞧瞧涅赫柳多夫。
“是个聪明人，这就再好不过了。”老头儿说，“可是，他不干这个吗？”他又加了一句，用眼睛指着一对夫妻，显然都是工厂的工人，坐在过道的另一边。
当工人的丈夫正把一瓶伏特加送到嘴边，仰着头喝瓶里的酒。妻子手里拿着装酒瓶的袋子，正凝神注视丈夫。
“不，我那位不喝酒，不抽烟。”和老头儿谈话的女人借机会又夸耀一次自己的丈夫。“老爷子，这样的人世上少见。他就是这样的人！”她对涅赫柳多夫说。
“再好不过了！”老头儿瞧着喝酒的工人又说一遍。
那工人从酒瓶里喝了几口，把瓶子交给妻子，妻子接过瓶子微笑着摇摇头，也把它送到嘴边。工人发现涅赫柳多夫和老头儿瞧自己，回头对他们说：
“怎么了，老爷？是瞧我们喝酒吗？我们干活儿谁也不瞧，如今一喝酒——都在瞧。干活儿，挣了钱才喝口酒，也让老婆喝点。就这么回事。”
“对，对。”涅赫柳多夫说，不知如何回答。
“不对吗，老爷？我老婆是个要强的女人！我对老婆挺满意，因为她会疼我。我这么说对吧，马夫拉？”
“好，拿去吧。我不想喝了。”妻子把瓶子递给他说，“你又在那里唠叨什么？”她又说。
“瞧，就是这样子，”工人接着说，“她一会儿好好的，一会儿吱吱呀呀，像没上油的大车。马夫拉，我说的对吗？”
马夫拉嘻笑着，像醉了似的挥挥手。
“嗯，胡说八道……”
“瞧，就这个样子，她好好的，好好的，不过只是一阵子。她倔犟起来会干出意料不到的事……我说的是实话，老爷，请您多包涵，我喝多了，哎，现在怎么办呢……”工人说完，开始躺下睡觉，把头枕在总是微笑的妻子的膝头。
涅赫柳多夫跟那老头儿一块儿坐了一段时间，老头儿对他讲到自己，说自己是个砌炉匠，工作了五十三年，这辈子砌的炉子不计其数，现在准备休息了，却总是没有空闲。眼下到城里去了一趟，给孩子找到了事干，现在回农村看看家里的人。涅赫柳多夫听完老头儿讲话，站起身，来到塔拉斯为他保留的座位上。
“您坐吧，老爷。我们把背袋挪过来。”坐在塔拉斯对面的花匠抬头看看涅赫柳多夫的脸，和蔼地说。
“宁挨挤，不受气（这是一个俄国谚语。）”笑嘻嘻的塔拉斯用歌唱般的声音说，说完伸出两只有力的手把自己两个特重的背袋，像小羽毛似的举起来，搬到窗口。“地方挺多，可以站一会儿，也可以躺在凳子下边。真是够舒服了，不然的话，又要吵架了！”他说着，脸上露出和善的亲切的神情。
塔拉斯谈起自己，说他不喝酒就没有话，喝了酒就有好多话要说，可以说个没完。的确，清醒的时候，塔拉斯多半是不吭声，只要喝了酒就变得谈笑风生了。不过他难得喝酒，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喝。这时候他谈起来滔滔不绝，说得也好，十分朴实真诚，主要的是亲切，这种亲切从他那对善良的蓝眼睛里和不离唇边的诱人的微笑里明显地流露出来。今天他就处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中。涅赫柳多夫走过来，一时打断了他的话。可是安顿好背袋之后，他像先前那样坐下来，把一双有力的干活儿的手放在膝头，眼睛瞧着花匠，继续讲他的故事。他跟这位新相识详详细细讲述自己妻子的故事，讲为什么把她判处流放，为什么他现在跟随她去西伯利亚。
涅赫柳多夫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故事的详细经过，因而非常关心地听着。他正赶上故事讲到下毒的事，家里人已经弄明白，这事是费多西娅干的。
“我这是说自己的伤心事，”塔拉斯亲切、友善地对涅赫柳多夫说，“碰上这么一个热心人——就聊起来了，我也讲讲自己的事。”
“对，对，”涅赫柳多夫说。
“嗯，兄弟，就这样，这件事弄清楚了。妈妈拿起那块饼，她说，‘我去找警察。’我老爸是个规规矩矩的老头儿。他说，‘等一等，老婆子，这小媳妇还是个孩子，自己也不知道干了什么事。得可怜她。也许她会明白过来的。’这哪里行啊，我妈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她说，‘要是咱们留下她，她会像对待蟑螂似的把咱们弄死的。’兄弟，她说完就去找警察了。警察马上来到我们家里……马上传证人……”
“那你当时怎么样？”花匠问。
“我嘛，兄弟，肚子痛得直打滚儿，外加呕吐，五脏六腑翻了个个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爸马上套了车，叫费多西娅坐上去——到警察局去，从那里再去找侦察员。可是她呢，兄弟，从一开始就全部认罪，对侦察员也一五一十地全说了。她在哪里拿的砒霜，怎样揉进面饼里。问她，‘你为什么干这种事？’她说，‘就是因为我讨厌他，我宁愿到西伯利亚，也比跟着他过日子要好，’这是说跟我过日子，”塔拉斯笑着说，“就是说，她全部认罪。她当然是关进了监狱，我老爸一个人回来了。这时，干活儿的时候到了，可是我们家的女人就是我妈一个人，她身体又不好。我们寻思，怎么办呢，能不能取保把她放出来。老爸去找一个长官，不成。他又去找另一个，一共找了五个。我们正想不去忙活这事了，却碰到一个在衙门里当小官的。他可是一个天下难找的机灵人，他说，‘给我五个卢布，我保出来。’后来三个卢布成交了。怎么着，兄弟，我把她的粗麻布抵押出去，付了钱。
那件公文他写得可真快，”塔拉斯拉长声调说，仿佛他在说开枪的声音，“一转眼就写好了。这时候我赶紧站起来，亲自到城里去接她。我到城里去了，兄弟。我马上把那匹母马寄放在客店里，拿着公文到监狱去了。‘你有什么事？’看守问。我如此这般说了一遍。‘我家里的就关在你们监狱里。’他说‘有公文吗？’我马上把公文递过去。他看一眼，说‘等一下’。我在一条长凳上坐下。太阳已经过了晌午。一个长官走进来说‘你是瓦尔古绍夫吗？’‘我就是。’他说‘好，接人去吧。’大门马上打开了。她给带了出来，穿的还是她自己的衣服。‘好了，咱们走吧。’‘你难道是走路来的？’‘不，我是赶马车来的。’我们来到客店，我付了店钱，把母马套上车，把剩下的干草铺在一块粗布下面。她坐下，包好头巾，我们上路了。她不说话，我也不吭声。快到家时她才说：‘怎么样？妈妈好吗？’我说‘好。’‘爸爸也好吗？’‘也好。
’‘塔拉斯，原谅我干的蠢事，我自己也不知道干了什么事！’我说：‘说多了等于不说——我早就原谅你了。’我没有再说什么。我们回到家里，她马上给我妈妈跪下了。我妈说‘愿上帝宽恕你。’我爸跟她打招呼，说‘过去的事就别提了，好好过日子吧，’又说‘现在没功夫说这些，该下地收庄稼了。’他说：‘斯科罗德诺耶那块上过肥的黑麦地，上帝保佑，黑麦长得真棒，连镰刀都下不去，全都倒伏了，铺了一地。该去收割了。明天你就跟塔拉斯下地去收割。’兄弟，从那时起她就开始干活儿。她干得挺好，大家瞧着都吃惊。我们当时有三俄亩租地，上帝保佑，黑麦也好，燕麦也好，都是少见的丰收。我割麦，她打捆，再不就是两个人一块儿割麦子。我干活儿利索，不偷懒，她不管干什么活儿，比我更麻利。她是个灵巧的娘儿们，年纪轻轻，精力旺盛。兄弟，干起活儿来简直不要命，我都拦不住她。我们回到家里，手指头发肿，胳臂酸痛，本来应该歇一会儿，可是她连晚饭都不吃，就跑到板棚里，去准备第二天早晨用的草豄子了。真是变了个样！”
“怎么样，她对你也亲热了吧？”花匠问。
“那就甭说了，她到处跟着我，两人像一个人似的。我心里想什么她都知道。我妈对什么都发脾气，可是她却说：‘咱们的费多西娅好像让人家给换了，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有一次，我们赶两辆车去装麦捆，我和她坐在前面的大车上。我说：‘费多西娅，你当时怎么想起干那种事？’她说：‘怎么想起的，不想跟你过日子，我想，宁肯去死也不愿跟着你过日子！’‘那么，现在呢？’我说。她说：‘现在你是我的心上人。’”塔拉斯停下来，高兴地笑了，惊奇地摇着头。“我们刚刚从地里收完庄稼，把大麻泡到水里，我回到家，”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一看，传票来了——要开庭审判。可是我们早忘记了，为什么事要受审。”
“这不是别的，是魔鬼干的，”花匠说，“难道一个人能胡思乱想去害死人吗？我们那里有这么一个人……”花匠刚要开始讲故事，可是火车渐渐停了下来。
“好像到站了，”他说，“去喝点什么吧。”
谈话中断了，涅赫柳多夫跟着花匠走出车厢，来到站台的湿木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