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作者简·奥斯汀于1775年出生在英国汉普郡一个名叫斯蒂文森的村子里，父亲是一位乡村牧师。她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却在父亲主持的家学中大量涉猎各种书籍，获益匪浅。15岁时，她便开始写短剧、小品试笔，娱乐家人，21岁完成的小说已跻身英国文坛最佳作品行列。
奥斯汀的小说均为爱情故事，但她本人却终生未婚。她于1817年辞世，享年不到42岁。
简·奥斯汀到22岁时已完成两部小说，后经修订，于1811年出版《理智与感伤》，1813年出版《傲慢与偏见》。她在27到28岁时写出第三部小说《诺桑觉寺》，但直至她去世后1818年才发表。30岁后，她写了另外三部作品，1814年出版《曼斯菲尔德花园》，1816年出版《爱玛》，1818年出版《劝导》。
简？奥斯汀所写的均为自己熟知的生活，大都是英格兰乡村和邻近地区中产阶级的生活。她描写的生活圈子很小，但她的观察细致入微，构思睿智合理，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她的写作风格朴素无华，清新隽永，情节巧妙跌宕，耐人寻味。一百多年来各国读者对她的作品爱不释手。
《爱玛》像简·奥斯汀的其他作品一样，情节围绕着女主人公的择偶活动而展开，着力揭示出当时英国社会潮流中，以婚配作为女子寻求经济保障、提高经济地位的恶习，重门第而不顾女子感情和做人权利的丑陋时尚。《爱玛》中的主要女性角色均追求与男子思想感情的平等交流与沟通，要求社会地位上的平等权利，坚持独立观察、分析和选择男子的自由。在当时的英国，这几乎无异于反抗的呐喊。
或许没有哪部小说在喜剧性效果方面，能使简·奥斯汀的《爱玛》相形见绌。这是一部匠心独具的天才之作。作品风格毫不矫揉造作，然而却在叙述寻常事件的同时，不时恰到好处地搔及读者心头的痒处。作者以她女性细致而敏感的睿智、毫不妥协的态度、自信的道德意识、无所顾忌的胆略，在作品中以浪漫的手法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这无疑触痛了同时代那些与作品人物不无类似之处的人们的心灵。
《爱玛》也像简·奥斯汀的其他作品一样，着墨于凡人琐事，场景情节多比较平淡。但是它为什么能创造出令读者如醉如痴不忍释卷的效果呢？应该说回答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它通过主人公爱玛营造了读者阅读时的自我陶醉心理氛围。一百多年来，《爱玛》的读者往往都是一口气读完它，然后对阅读感受津津乐道。读者仿佛置身于主人公的地位，不由自主地在精神上被融进主人公的角色，亲自参与作品的情节发展。读者随着故事的展开，与主人公保持着比较紧密的心理联系，遇到滑稽或荒诞的情节变化，便由于共鸣而不由忍俊不禁或捧腹开怀；读到尴尬场面，读者也颇感难为情。
另一方面，《爱玛》的情节又是一个谜，读者在作者的引导下试图去解这个谜。从这个意义上讲，《爱玛》又类似一部神秘的侦探小说。作者谨慎地将一些重要线索掩盖起来，直到需要时才揭示出真相。读者从爱玛的角度去观察其他角色的感情和性格，不禁希望通过种种线索去探求真相。虽然读者不能精确地预测到结果如何，但是，一种预先已经朦胧有所了解的感觉却贯穿阅读过程的始终，等到“秘密”揭示出来，读者的感觉是早已有所预料。作者的这一手法，或许可以称作对读者虚荣心理的满足。作者仿佛在对读者说：你我都知道爱玛的观念有多么荒诞。这种感情强化了阅读时的喜剧效果。
《爱玛》是简·奥斯汀的第五部小说，当时她的写作技巧相对来说已经炉火纯青。故事中的每一个情节，经作者的巧妙构思，表面的因果关系与隐藏在幕后的本质缘故均自然合理。女主人公根据表面现象产生合情合理的推测和判断，细心的读者虽然不时产生种种疑惑，但思绪不由随着爱玛的观察而发展，等到最后结果出现时，与表面现象截然不同，造成了出乎意料的喜剧效果。如果读者重读一遍，会发现导致不可避免结果的因素早已存在于字里行间。回顾自己竟然疏忽，轻信，以致受到诱导，难免失笑，也深为作者的技巧所折服。
简？奥斯汀在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努力中，更加侧重于这种平等权利的社会性，而不仅仅将目标局限于个体婚姻的男女双方之间。在《爱玛》中，作者将逃避现实私定终生的弗兰克？邱吉尔和简？费尔法克斯置于笑柄的地位，他们是一对屈服于社会舆论压力，心里藏着难言之隐的可怜恋人，因而显得受人厌恶。而注重社会公开承认其真、善、美的另外两对恋人，却受到褒扬。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以此明确呼吁社会对男女平等权利的承认。
《爱玛》中的两个重要男女主人公是爱玛和奈特利先生。他们两人在许多场合都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帮助别人。爱玛为女子做媒的方式十分可笑，甚至还有些荒诞，她竭力为地位低下的女子寻找社会地位比较高的配偶，常常使她自己蒙在鼓里，结果与她的愿望恰恰相反，闹出许多始料所不及的笑话。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作者这样处理，正是希望引导读者嘲笑当时英国社会上那种普遍的恶习。奈特利先生则以另外的方式帮助他人，譬如在一次舞会上，他看到社会地位低下的哈里特？史密斯受到轻蔑的冷遇时，自己挺身而出，维护她的自尊心，帮助她度过难堪局面，对谄上欺下的恶劣行径进行打击；尽管他深深爱着爱玛，但是反对她帮哈里特攀高结贵，他重视哈里特与地位相称的罗伯特？马丁之间的真情相爱，并给予恰当的协助，使他们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喜结良缘。作者始终将奈特利先生这一角色置于让读者比较崇拜的地位，无疑希望通过这一人物体现自己一定的社会理想。
《爱玛》没有惊险骇人的情节，也没有耸人听闻的描述，但是从它娓娓道来、令人陶醉的叙述中，在它谜一般的情节中，在它对人物性格和心理的细致入微的刻画中，读者面前仿佛展开一幅优美而略带夸张的生动画卷。我们好像能看到故事中人物的形象和行为，能听到他们在各种背景下进行的交谈，能感觉到人物的喜悦和忧愁，当时英国社会的林林总总仿佛由读者亲身所经历。
翻译《爱玛》的过程中，译者不但对简？奥斯汀描写事物、刻画人物性格和传达思想感情时独出心裁的幽默方式钦佩之至，而且对她运用英语语言的精湛水平赞叹不已。译文在准确传达原文思想内容的同时尽量准确地再现原文的语言形式，是译者努力的目标。
译者
199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