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文明是对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期以来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反思的结果。这些新观念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是取代工业文明的新文明的核心内容。
绿色文明将是人类与自然以及人类自身高度和谐的文明。人与自然相互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是绿色文明的旗帜和灵魂。
绿色文明观把人与环境看做是由自然、社会、经济等子系统组成的动态复合系统，以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和谐为发展目标，以经济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协调为发展途径。
绿色文明道德观提倡人类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协调发展、协同演化，也就是说人类应理解自然规律并尊重自然本身的生存发展权。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和对自然的“给予”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绿色文明既反对无谓地顺从自然，也反对统治自然。
绿色文明要求把追求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综合进步作为文明系统的整体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应该而且可以相互促进的。例如，一个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人类健康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则为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而社会的健康发展又使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生产能力得以增强。
绿色文明认为技术是联结人类与自然的纽带。同时，技术又是一把双刃剑，一刃对着自然，一刃对着人类社会，所以必须对技术的发展方向进行评价和调整。
绿色文明要求打破传统的条块分割、信息不畅通和拍脑门决策的管理体制，建立一个能综合调控社会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信息反馈灵敏，决策水平高的管理体制。这是实现社会高效、和谐发展的关键。
绿色文明主张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互相尊重，彼此平等。一个社会或一个团体的发展，不应以牺牲另一个社会或团体的利益为代价。这种平等的关系不仅表现在当代人与人、国与国、社团与社团的关系上，同时也表现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上。
五、绿色革命的进程
（一）人类觉醒和第一次环境革命
美国海洋学家、环境学家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描绘了关于明天的寓言。这个关于不美好明天的描述，足可以深深地吸引读者，使读者继续读下去，想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原来，这个没有生命气息的春天是化学杀虫剂造成的恶果。化学杀虫剂对自然环境、生物、人体健康、基因等都有可怕的影响，杀虫剂的致命效用是不区分对象的，滥用杀虫剂可能导致生命的毁灭。蕾切尔·卡逊在这本书中所作的预言，虽然没有完全变成噩梦般的现实，但它所凭据的确凿事实和科学根据，说明它并非虚妄之谈。它为大自然敲响的警告之钟，确实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和行动。《寂静的春天》是一本具有深远意义的书，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作者对它的最初期望，它掀起了一场环境革命，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触发人类觉醒的第一次环境革命。
随着重大公害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寂静的春天》一书唤起了民众和政府的环境保护意识，而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又使得西方工业国家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中，特别是资源短缺带来了各种经济和社会影响。全球范围内的能源、经济、生态问题日趋严重。世界面临人口激增、环境污染、粮食短缺、能源紧张、资源破坏5大问题，并引起了专家、学者和关心人类前途命运的有识之士的注意。
《寂静的春天》出版后，立即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和广泛支持。人们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开始考虑经济活动和政府行动对环境的影响。《寂静的春天》播下的第一次环境革命的种子深深植根于民众之中。当《寂静的春天》发行超过50万册时，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它制作了一个长达1小时的节目，甚至当两大出资人停止赞助后电视台还继续广播宣传。由于民众的压力日增，政府也被迫介入了这场环境运动。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书中的结论。结果证明，卡逊对农药潜在危害的警告是正确的。国会立即召开听证会，美国第一个民间的环境组织应运而生，美国环境保护局也在此背景下成立起来。
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在为《寂静的春天》再版所作的前言里说：“在精神上，蕾切尔·卡逊出席了本届政府的每一次环境会议。我们也许还没有做到她所期待的一切，但我们毕竟正在她所指明的方向上前行。”是的，整个世界都在她指明的方向上前行。
（二）第二次环境革命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
1980年3月5日，联合国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持续发展。”1983年12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担任委员会主席，负责制定一个“全球变革的日程”。要求提出到2000年以至以后的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环境对策，提出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广泛合作的方法，研究国际社会更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协助大家建立对长远环境问题的共同认识，为之付出努力，确定出今后几十年的行动计划等。当时，布伦特兰夫人作为挪威首相还要负责处理国家日常事务，而且联合国的任命并非轻易的使命和责任，整个目标看起来有些雄心勃勃、超过现实。整个国际社会也对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是否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全球性重大问题持怀疑态度。但是，布伦特兰夫人决定接受这一挑战，因为她认为，严峻的现实不容忽视。既然对于这些根本性的严重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那么除了向前走、去摸索解决方法外，别无选择。为了能够综合地、全面地考察环境问题和发展问题，为了能够综合不同发展阶段各个国家的利益和观点，为了能够更科学地反映复杂社会和环境系统，具有广泛背景的22位成员组成了一个工作委员会。他们来自科学、教育、经济、社会及政治领域。其中，14名成员来自发展中国家，以反映世界的现实情况。中国的生态学家马世骏教授也是委员会成员之一。由于委员会成员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不同的工作经历和见识，在如何看待和解决人口、贫困、环境与发展问题上，起初存在一些分歧，但经过长期的思考和超越文化、宗教和区域的对话后，他们跨越了文化和历史的障碍，于1987年4月提交了一份意见一致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了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第一次明确地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我们需要发展以满足当代人的基本需要(尤其是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另一方面，这种发展又应该以不破坏未来人实现其需要的资源基础为前提条件。简单地说，贫穷国家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粮食、衣服、住房、就业等应该通过发展得到满足，但是如果这些满足是通过破坏资源和环境基础来实现的，如砍伐森林、过度捕捞渔业资源、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等，那么这种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对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来说，保持他们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更大压力，那么这种消费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
可持续发展并不等于一切停止不前，保持现状。对那些尚未解决人们温饱问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发展是必需的、紧迫的。为了满足基本需求，不仅需要那些穷人占大多数的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且还要保证那些贫穷者能够得到可持续发展必需的自然资源的合理份额。
在我们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之时，不论是满足富国的需求还是满足穷国的需求，都应该想到我们所拥有的地球，不是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而是从子孙后代那里借来的。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后代人的利益。1992年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3岁的加拿大女孩塞文·苏左克发表了一次感动世界的讲演。她说：“我们没有什么神秘的使命，只是要为我们的未来抗争。你们应该知道，失去我们的未来，将意味着什么？……请不要忘记你们为什么参加会议，你们在为谁做事。我们是你们的孩子，你们将要决定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这是一个孩子对恣意挥霍自然资源的父辈们的请求和呼吁。
（三）《我们共同的未来》明确提出了一些急需改变的领域和方面，这些问题将改变生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