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仪乘机进说怀王，一则晓之以理，讲述合纵决不可恃，以及秦、楚连横之利；一则极力宣扬秦国武威以及秦、楚交恶之害。他说倡导合纵者无异于驱群羊攻猛虎，两不相敌十分明显。如今大王不交欢于秦，秦国劫韩驱魏而攻楚，则楚必危。秦从巴、蜀备船输粟，浮岷江而下，不需10日可抵楚国西境扦关。扦关闻警，则楚国东部只得退保城池，黔中、巫郡即难为大王所有。秦举兵出武关，则楚国北境隔绝。秦攻楚，可在3个月以内告捷；而诸侯救楚，需待半年以上奏效。期待弱国的救援，而忘掉强秦的危害，这是我最为大王担心的。大王诚能听我愚计，我可使秦、楚长为兄弟之国，勿相攻伐。”楚怀王被先前的战败吓破了胆，终于接受了张仪的建议，与秦国再结盟好。
张仪离开楚国，顺道抵韩，游说韩襄王。因他熟知各国要害所在，同样能娴熟地运用威逼、利诱两手，说什么韩地险恶山居，国无二岁之食，现卒不过20万。
秦驱孟贲乌获一般的猛士，攻伐不服之弱国，无异于垂千钩之重于鸟卵之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塞成皋，则韩王之国必被切割，鸿台之宫、桑林之苑非王所有。”最后，他说道为大王考虑，莫如永结秦韩之欢。秦国所愿，无非是削弱楚国，而能削弱楚国者无过于韩国。并非韩国强大于楚实因其地与楚相接。倘若西面事秦，南面攻楚，秦王必喜。这样，攻楚而取其地，嫁祸而求悦于秦，实是最好的计谋。”韩襄王为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所。慑服，只得俯首听命。
张仪归报秦惠王，惠王封他五邑之地，号曰“武馆君”。随后，秦王又派他前去齐、赵、燕等国游说。
张仪所以能展开旋风般的外交攻势，首先在于有秦国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作为支点。其次，张仪凭其多年阅历，洞悉列国形势，熟知天下山川地理，针对各种情况，均能指陈利弊，切中要害。再次，张仪工于权变，擅长鼓动。他每每因人、因事之不同而分别制其说，凡欲驱人向前，他便大张旗鼓，使闻者不忍坐待；凡要劝人后退，他便虚声恫吓，使闻者庶几谈虎色变：真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也是纵横者流的共同特点。
周赧王四年（前311年），张仪在返国途中，恰值秦惠文王死去，其子武王即位。
秦武王自为太子时，一向憎恶张仪。因此，群臣乘机进谗，说道张仪为人无信，左右卖国以取容，如仍用他，恐为天下耻笑。”诸侯听说张仪与武王不睦，纷纷背叛连横之约，又思合纵，张仪失去政治靠山，害怕构罪被杀，便对秦武王说：“为秦考虑，倘若东方有变，大王才能多得土地。我听说齐王最恨张仪，张仪在何处，齐王必兴兵伐之。因此，我愿以不肖之身前去魏国，齐必兴师代魏。齐、魏兵连而不能解，大王便可乘机伐韩，人三川，临二周，周室祭器必出。然后挟天子，案图籍，王霸之业可成。”秦王信以为真，遂备车30乘，送张仪抵魏。他略施小计，竟然逃出是非之地。
张仪到了魏国，齐国果然兴师来伐。魏襄王惊恐不安，张仪却泰然说道大王勿虑，我请让齐国罢兵。”
魏王将信将疑。张仪派舍人冯喜到楚国，又借楚使辗转至齐，对齐王说据我所知，大王甚恨张仪。然而，大王却也过分托大张仪。”齐王不解其意。使者把张仪与秦王所定之计和盘端出，然后说道现今张仪入魏，齐王果然立即发兵击魏，是大王内耗齐国而外伐盟邦，并使秦王深信张仪之谋。”齐国觉得有理，遂罢兵而去。
张仪在国运垂危的魏地，无非是谋求自己的生存而已，决不会对魏国的兴亡有回天之力。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尾声。
张仪相魏大约一年，于周赧王六年（前309年）死于此。
范雎入秦时，正是秦国迅猛攻击关东六国的时候，曾屡破三晋（魏、韩、赵）之师，使魏、韩俯首听命；南拔楚国两座重地，幽死楚怀王于秦；又连连东败强齐。这时，欲入秦国干政，有诸多困难：一则是“四贵”掌权，排除异己；二则是秦庭上下人才济济，自然傲视关东人物；三则是秦昭王被权臣贵戚包围，又兼深居简出，难得亲理万机。范雎用尽心机，务求面见秦昭王，陈述安邦治国大计。
一次，他求人向秦昭王侈报家门，说道：“现有魏国张禄先生，为天下辩士，他要拜见大王，声称：‘秦国势如累卵，失张禄则危，得张禄则安。’可是，其言只可面陈，不可代传。”这分明是故作危言，耸人听闻。此计虽工，无奈对手也确实难缠：任你千条妙策，他只是不闻不问。范雎住在下等客舍，过着粗食淡饭生活，待命一年有余，仍未得到任用。
周赧王四十五年（前270年），秦国跨越韩、魏而攻齐国，取刚、寿二地，用以加大穰侯魏冉的封邑陶。这就给范睢攻击政敌提供了借题发挥的机会。魏冉自秦昭王二十一年（前294年）代相以来（中间因病辞相一年），虽然建树不凡，但也犯了一些重大策略性错误。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数次用兵赵国，违犯了避实击虚的原则。那时，赵国经过武灵王“胡服骑射”，进行政治、军事变革30年，又有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如蔺相如、廉颇、赵奢等主持国政，国力正处在鼎盛时期，堪称北方强国。秦轻视韩、魏两个肘腋之患，跨国远征，缺乏正确的策略原则和得力的措施，必然招致重大损失，做出无谓牺牲。比如，开始于昭王三十七年且延续到次年的秦、赵之战，便以赵奢挥师大破秦军告终。其二，秦国约会齐国分别尊称东、西二帝，过早地暴露了秦国并吞天下的政治意图，触犯了当时人们心目中以周天子为正统的旧观念，图虚名而招来实祸。
其三，接连远伐齐国，进行没有必胜把握且得不偿失的消耗战，浪费了人力、物力。这显然违背了秦孝公、惠文王、秦武王以来的传统方针，转移了主要斗争目标，是十分失策的。其四，秦国在昭王当政初期，业已出现技繁干弱的趋向，贵族私家富厚重于王室，倘再扩充魏冉封邑，更助长尾大不掉之势。
鉴于上述失误，范雎当即上书秦昭王，说道：
臣闻明主立（临）政，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故无能者不敢当职焉，有能者亦不能蔽隐。使以（假使以为）臣之言为可，愿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为不可，久留臣无为也。语曰庸主贷所爱而罚所恶；明主则不然；赏必加于有功，而刑必断于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当椹质（腰斩时所伏器具），而腰不足以待斧雄，岂敢以疑事尝试于王哉！……臣闻善厚家者取之于国，善厚国者取之于诸侯。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为其割荣（能分割擅权者之政）也。良医知病人之死生，而圣主明于成败之事，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稍试）之，虽舜禹复全，弗（不）能改巳。语之至者（至深至秘之语），臣不敢载之于书，其浅者又不足听也……臣愿得少赐游观之间（用点儿游玩时间），望见颜色。一语无效，请优斧质（愿受死刑）。
范雎这篇说词，最可贵处在于具有深刻的政治思想，直接涉及到选官制度问题。他力主选贤使能，奖励军功、事功，反对用贵任亲。这在血缘关系纽带又粗又长的早期封建社会里，无疑是闪光的思想。其次，他指出权臣“擅厚”（专权专利）问题，直刺时弊，且击中了秦昭王的心病。昭王是很有雄心、很有作为的帝王，但早年处在宗亲贵戚的包围之中，已有如芒在背之感，对这样的谏词自然十分关切。再次，范雎所说“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于书”，显然示之有隐秘之语，诱使秦昭王想人非非。这是故意打埋伏，设法面见秦昭王。最后，范雎信誓旦旦地宣扬其言的绝妙效用，足以振聋发聩。
秦昭王见书大喜，立谢王稽荐贤之功，传命用专车召进范雎。
而这时的范雎进人秦宫，早巳成竹在胸，径直向禁地闯去。秦昭王走来，他故意不趋不避。宦官见状，怒声斥逐他说大王巳到，为何还不回避！”范雄却反唇相讥，说道秦国何时有王，独有太后和穰侯！”这话分明是刺激昭王。由于语中有较强的针对性，果然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昭王听出话中有音，又恰恰点到心中隐痛，赶忙把他引人密室，单独倾谈。
凡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均能把虚与实、张与弛处理得恰到好处。秦昭王越是急切地请教高见，范雎越是慢腾腾地故弄玄虚。秦昭王毕恭毕敬地问道：“先生以何教诲寡人？”范雎却一再“唯唯”连声，避而不答。最后，秦昭王深施大礼，苦苦祈求说：“先生难道终不愿赐教吗？”
范雎见秦王心诚，这才婉言作答：“臣非敢如此。当年吕尚见周文王，所以先栖身为渔父，垂钓于渭水之滨，在于自知与周王交情疏浅；乃至同载而归，立为太师，才肯言及深意。其后，文王收功于吕尚，而最终得以王天下。假使文王疏于吕尚，不与之深言，那是周无天子之德，而文王、武王难与之共建王业。”
这番话的妙处，是把眼前的秦王与古代的圣君相连，既满足了秦昭王的虚荣心，又激励他礼贤下士。范雎话里话外，还以吕尚自况，把自己摆到贤相的地位。昭王却之，即等于自贬到桀纣行列。这就是逼使对方就范的计谋。
继之，范雎舍身处地地说道：“臣为羁旅之臣，交疏于王，而所陈之词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虽然愿效愚忠，却未见大王之心，所以大王三问而不敢作答。
臣非畏死而不进言，即使今日言之于前，明日伏诛于后，也在所不辞。然而，大王信臣，用臣之言，可以有补于秦国，臣死不足以为患，亡不足以为忧，漆身为癞、报发为狂不足以为耻。臣独怕天下人见臣尽忠身死，从此杜口不语，裹足不前，莫肯心向秦国。”这话更进了一层，先是披露肝胆，以情来感昭王；嗣之说以利害，以杀贤误国震慑昭王，给自己的人身、地位争取更大的安全系数。
最后，范雎才点出秦国的政治弊端：“大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奸臣之谄，居深宫之中，不离阿保之手，终身迷惑，难以明断善恶。长此以往，大者宗庙倾覆，小者自身孤危。这是臣最恐惧的。”
其实，上述之弊虽确有之，但并非治理秦国的当务之急。范雎所以要大论此事，意在用“强干弱枝”来迎合昭王。与此同时，也借以推翻范雎将来立足秦廷的政敌。谋略家们的良苦用心，往往表现在一言一行之中。他们为着自我的政治意图，不停地开动着思想机器。
正因如此，才使范雎言必有中。秦昭王推心置腹地答道：“秦国僻远，寡人愚下。如今得以受命于先生，真是三生有幸。自此以后，事无大小，上至太后，下及大臣，愿先生悉教寡人，万勿疑虑。”
范雎虽已取信于秦昭王，具备了从政的基本前提，但因初入秦庭，尚不敢深涉内政，仅只纵论外事，借观秦王俯仰，他首先分析了秦国的优势：
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雄兵）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人守，此王者之地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以治诸侯，譬若施韩卢(良犬）而搏蹇兔（瘸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也。而群臣莫当其位，至今闭关15年，不敢阅兵于山东者，是镶候为秦谋不忠，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
范雎既看到秦国地利，又看到秦民善战，可谓“知己”。秦昭王一听，自然“顾闻失计”。范雎接着提出了远交近攻的策略，这以后成为秦国的国策。
接着他又在内政方面实行变革，推行“强干弱枝”的方针，加强了中央集权。他设计打击韩国，智算长平消灭赵军45万。但他也因嫉妒自起而迫害死了他。他让自己的亲将郑安平进攻赵国，郑兵败降赵，依照秦法，范雎便株连降敌大罪，当收三族连坐。秦王法外施仁，原赦其罪，还加赐食物，慰勉范雎。
越一年（前255年），范雎的另一亲信王稽，身为河东守，却与关东诸侯私通，因此被赐以弃市重刑。范雎接连涉嫌，身家地位岌岌可危，不能不思退身之路。
一日，秦昭王临朝兴叹：“现今武安君既死，郑安平、王稽等或叛或降，内无良将，外多敌国，我恐楚国铁剑利而将士勇，倡优拙而思虑远，借以图秦，实堪忧虑！”话中虽不无激励朝臣之辞，但显然另有责备范雎之意。范雎情知失宠，且渐且惧，只得借病退避，时常不肯上朝。
就在范雎进退维谷之时，燕人蔡泽来到秦国。此人貌不惊人，却是志向宏大，才华超众。他曾广游列国，屡以其学干政，可惜久久怀才不遇。此时获悉范雎失意，连忙赶来，欲下说辞。可他知道，侯门幽深，殊难面见相国，于是想出个激将法来，使人扬言于范雎：“燕客蔡泽，为天下雄辩智士，倘能一见秦王，必可夺取范雎相位。”
范雎自拜相以来，渐渐目空天下人物，倘在通常情况下，很难出面会客。今日听到这番狂言大语，不知不觉地落人圈套，忿然自语道：“五帝三代之事，诸子百家之说，我悉知之；千人之辞，众口之辩，我能摧折。此人谅有何德何能，敢困我于秦廷，夺我的相位。”于是，他马上召见蔡泽，傲然问道：“先生有何术竟能夺我相位？”蔡泽不慌不忙地对答：“君侯见识何其晚！众所周知，君明臣直为举国大福，父慈子孝、夫信妻贞为一家大幸。然而，比干忠正却不能存于殷，申生孝敬却不能完于晋。原因何在？皆因其下虽有忠臣、孝子，其上并无明君、贤父。纵观古今，身与名俱全者，最上；名可旌而身死者，居中；身存而名辱者，最下。商鞅、吴起、文种诸人，竭力尽忠，功高盖世，然而却惨遭诛戮，不得身名俱全，甚为可悲。现以君侯而论，声名功绩不如上述三子，然而禄位贵盛、私家富厚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再看秦王信君侯，又不如秦孝公信商鞅、楚悼王信吴起、越王勾践信文种。当此之时，尚不知进退之术，我诚恐君候祸患深于商鞅等人。君岂不知：天地万物，四时之序，无功者来，成功者去，这是浅易道理；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这是天地常数；进退盈缩，与时变化，这是圣人大道。可惜凡夫俗子，惑于私利，以致昏聩不悟。正如鸿鹄、犀、象，所居之处本远离险地，但为香饵引诱，终不免于死6书中有言：‘成功之下，不可久处’。君侯相秦，计不下座席，谋不出廊庙，坐制诸侯，利施三川，以实宜阳；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道，斩断三晋通途，令六国不得合纵；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巳得，君之功至极，正当秦国分功之时，却不思退避，则有商鞅、吴起、文种之祸。君何不让归相印，择贤者而授之。”
蔡泽谈天道，论人事，堂而皇之，语语动人，也确实寓有深意。范雎则是心有灵犀，一点即通。他赶忙奏知秦昭王，盛誉蔡泽之贤，荐他代己为相。
范雎于秦昭王五十二年（前255年），谢病辞相之后，旋即病死。以言得进而听言而退，也算是有了一个完满的结局。
战国时期，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史称战国四公子。他们都曾位至相国，受封食邑，权倾一时，然而这4个人的命运结局却大不相同；孟尝君和平原君以相位终，信陵君因酗酒卒，春申君则落得个身首异处，全家被灭的下场。
春申君，姓黄名歇，家世不详。春申君是其封号。
得此封号，是因他曾成功地将楚国从秦军的强大攻势下拯救出来，并保全了后来成为楚考烈王的楚顷襄王太子完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