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死亡与牢狱，常常想到死亡与牢狱，我为什么不去做我喜欢做的呢？我该笑‘尘网’，在‘尘网’中漏下来的没出息的‘被遗弃的人’，我就是一个。我突然发现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犬儒派，除了不在木桶里面外，我实在找不出我走的方向与Diogenes有什么不同，这是一条多好玩的路，一条永远可恃永远清净的路，做点有性是的事，说点精炼过的话。写几篇真正属于李敖自己的文章，无牵无挂，终此顽生，不亦快哉？
以上这些日记，忠实地记录了李敖在新店山居时的心境。李敖说：“我自勉自己走向狄杰阿尼斯式的‘犬儒主义’的生涯，自强不息，但却倾向息交绝游，尤其跟女人的关系，我始终未能脱离修道院式的矛盾与困境。这种修道院式的自律方式，其实是禁不住试炼的。所以，一旦美女出现在我眼前并且易与的时候，我的形而上还狄杰阿尼斯，可是形而下却不狄杰阿尼斯了。这位美女。就是王尚勤。她是台大农经系四年级的学生，我虽认识她哥哥、妹妹。可是一直到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的公车上，我才碰巧认识了她。我约她来‘碧潭山楼’一次，她是我新店山居九个半月中，惟一一位与我单独在一起的女人，这年3月29日，我就搬回台北了。‘碧潭山楼’的房子和简陋家具，都移给陈鼓应了。”
三、老年人如何交出棒子
在“碧潭山楼”，李敖所写文章中最重要的，是《老年人和棒子》。
此文是由王洪钧的一篇题为《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的文章引起的。王文发表在《自由青年》第二十五卷第七期上。政大外文系主任李其泰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很感动，特地剪下来，寄给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还写了一封推荐这篇文章的信。4月8日，姚从吾坐在研究室里，笑嘻嘻地把它拿给李敖看。李敖匆匆读了一遍，对姚先生说：“王先生在文章里说得很明白，他说‘首先不必谈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倒要看看如何使老年们交出这一棒’。站在一个青年人的立场，我所关心的是：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交出这一棒？第二、从技巧上面说。老年人会不会交出这一棒？第三、从棒本身来说，老年人交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棒？我担心的是，老年人不但不肯把棒交出来，反倒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他“想作一文抒感”。4月14日，李敖写《老年人和棒子》至夜三时。为有感而发，文思如泉涌，澎湃而出。李敖在《十三年和十三月》一文里回顾他写《老年人和棒子》时的心情：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住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问我自己：“也许有更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帏’的事业对我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
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有月色，也没有星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像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桥下的溪水。不停的、稳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拿起笔，写成了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这篇文章，正如题目所示，是谈老年人如何交出棒子，青年人如何接过棒子的。中国的青年一代，在经过多年的战争以后，从50年代初起，大体上在比较安定和平静的环境里读书、学习、进修，到进人60年代，已经基本上成熟，具备承担重大担子的条件。而老一代，无论学人也好，其他行业也罢，也都到了交出担子的时候。在台湾是这样，在大陆何尝不是如此？人们都记得在大陆，从60年代初起，一个响亮的口号在各地传播，就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交接班问题也就在那时议论纷纷。台湾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大形势是相同的。因此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有时代意义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人生是不断新陈代谢的，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发展，人类中新陈代谢的节奏愈益加快、提前，人生交棒子不一定要到老年，因此，提出这个问题又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文中，李敖把老年人分为三种，即一种人拿的是“莫须有的棒子”，另一种人拿的是“落了伍的棒子”，第三种人拿的是“不放手的棒子”。第一种人，无所事事，无所用心，“他们除了麻将牌的技术外，大概什么也交不出来”，所以作者没有多说，他把重点放在第二种人和第三种人身上。对第二种人，李敖举了康有为和他“认识的一位同盟会时代的老革命党”为例，指出“好像愈是在青年时代前进的人，愈是在老年到来冥顽不灵的人”，建议每个人都用胡适在二十七岁时所作《不老》一文的话要求自己，永远做“白头新人物”。对第三种人，作者用了较大篇幅进行分析，并给予激烈的批评。作者反对“一面通宵打牌、一面‘我老了，看你们的了’的传统”和“一面庸德之行庸言之谨、一面舞着棒子‘杖于朝’的传统，也反对“只有老年为青年的安排与教训，没有青年自己（真正的自己，不是‘代表’的‘模范青年’）的心声”的现象。最后提出，“在‘水深波浪阔’的时代里，我们正需要一些有‘姜桂之性’的老辣椒们来‘训育’我们、‘辅导’我们，‘立’身教而为我们‘法’，他们要我们苦干，至少他自己不躺在沙发上做学者；他要我们有骨气，至少他自己不是一个‘善保千金躯’的乡愿；他要我们战斗，至少他自己要做《老人与海》里面的打鱼人。”
这是一篇宣战书，宣布将跟一切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和占着茅坑不拉屎的现象进行战斗。这也是一篇誓词和战斗者的宣言，它表明李敖不走纯学院的道路，他要献身给人类身心都得到解放的事业，献身给社会变革的事业，献身给实现民主和自由的事业。同时它也表明，一个年轻的战斗者，在一切丑恶和惰性面前，都将保持挑战的姿态。李敖，作为一个战士。走进战场来了。
在这篇文章里，李敖充分表现了他立论谨严、知识丰富和战斗力强的特点。他在论述中，从古今中外，随手拈来许多事例，既自然而又贴切。对于现实，除了概括一些丑恶现象以外，文中很少点名批评。在谈及王洪钧的文章时，对同期发表的曾约农《为青少年陈情》一文，表示了不同意见，说：“曾老先生若肯到中学参观参观那种中央集权整齐划一的平头教育，考察考察酷似警察局的训导处，看看那些‘学生资料袋’，再向外看看太保学生的数目，大概他又会重读他爷爷那篇‘原才’了。”已经预示着，他将对台湾教育的腐败举起解剖刀。
此文发表后，立即产生很大反响。《文星》、《文坛》、《新闻天地》、《自由青年》、《民主评论》和《自立晚报》，都有文章讨论到跟这篇文章有关的问题。一年半以后，政治大学《政大侨生》杂志，举办了“青年人与棒子”的征文。这可真算是一场“棒子战”了。
1961年11月，《老年人和棒子》发表后十三天，李敖在台大文学院走廊上碰到殷海光，这时他们已有两年多没见面了。殷海光叫住李敖，问：“你在《老年人和棒子》里提到的江亢虎是谁啊，”李敖做了回答。正巧姚从吾老师走过，殷海光叫住姚从吾。指着李敖说：“此一代奇才也！”姚从吾立即答道：“你们两个都是奇才！”那天小聊之下，殷海光很高兴，约李敖到他家去谈。李敖随手交给殷他给胡适信的副本，约好第二天去看他。于是，近五年以后李敖又来到了殷家。殷的态度特别好，服里流露出一股赞美和喜悦的光芒。殷说：“你给胡适的信深深感动了我。”说到这里，他突然哭了起来。是一种难受的哭，也是为严侨的精神所激励而哭；自然，他想到了自己在《自由中国》时代的战斗，那样的风光已经不在了。这一次谈话非常投机。他说想到碧潭山居来看李敖，李敖同意了。不久他来了。他教李敖如何煮咖啡，李敖穷得买不起咖啡，只能提供烧开水的铝壶做工具，他抱怨壶有油质，煮咖啡不好喝，李敖惊讶他在喝咖啡上如此考究。两人大谈了一个下午，然后到吊桥旁小店吃鱼。
那时候《自由中国》已经停刊一年多了，李敖向殷海光谈到两点。第一，雷震搞新党，国民党会动手抓人，一动手抓人，《自由中国》就完了。《自由中国》一完，就表示大家几年来所争取到的言论自由会被国民党收回去，何年何月才能恢复到《自由中国》的尺度就不知道了。所以新党运动对传播思想而言，是一种连累。第二，《自由中国》所谈的是知识分子的上层的、纵贯线上的台湾，在知识分子以外、在上层以外、在纵贯线上以外，对乡土台湾、对苦难老百姓的生活。谈得不够。说到这里，李敖举他亲自调查的军中乐园为例：一个妓女每天被迫接客五十次，只分到一点点钱，这叫什么“人间天堂”？她们这样悲惨的生活，什么主义、什么人统治她们都一样。如果能够改善她们的生活，即使做了亡国奴，我想她们也心甘情愿。听了李敖的话，殷海光为之动容，他承认他太不了解乡土台湾，不了解苦难老百姓的生活。那时候，李敖的研究课题之一，是《中国性史》，李敖顺手拿出一些春宫画给殷海光看，殷说他从没看过这种东西，为什么这些漂亮的女人肯照这些照片？他不明白。李敖说：“可能为了救她的母亲，可能为了救她的女儿，可能为了救她的丈夫，但绝不是为了爱国才照这些照片。‘国家’对不起这些苦难的人，这些人是宁肯做亡国奴的——只要她们能脱离悲惨的命运！”
碧潭之游后，两人建立起了新的友谊。
四、穷困应急，向“老师的老师”伸手
李敖担任“国家讲座研究助理”以后，薪水迟迟没能发下。他北上时候，妈妈送他二百元，三妹送他一张火车票，此外全靠借钱维生，窘迫不堪。住在“四席小屋”里，他以一元一本的代价，为一位中学语文教师代改作文。又赶写文章发表，靠稿费救急。从三月到四月，他写了《充员官》、《独身者的独自》、《爱情的刽子手》、《中国小姐论》等文章，分别发表在《中华日报》、《联合报》、《人间世》等杂志上。搬到新店山居，他终于接近了大自然，终于睡上了木板床，终于考上了研究所，有了许多新经历，但是一个老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就是穷困。特别是给姚从吾老师做台湾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助理，因为该会成立不久，还没有走上轨道，所订规章制度不尽理想，在助理人员发薪上要拖一阵子。李敖身受其害，忍不住了，决定不使姚从吾为难，就于10月6日，直接写信给老师的老师胡适提出抗议。信中说：“每月惟一的一千元，它是我们的本薪，它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我不清楚，说句自私的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
胡适收到信，在第二天就回复说：“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又说：“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
收到胡适的信和一千元，李敖非常高兴，也很感动。胡适是爸爸的老师，但他早已忘了爸爸的名字。胡适对李敖的赏识，纯粹是出于李敖个人治学成绩之好，他有眼光看出李敖是最有潜力的一个人。李敖感谢胡适的特别照料，这一千元的确帮了大忙。但李敖决定不把这一千元作为赠款，只作为贷款，他借用一阵子后，将照数归还。
10月10日，李敖写信给胡适，表示他的感谢。信中详细叙述了自己的身世，其中包括跟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后、死去后李敖自己如何受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达到新的境界的情况。这封信写得很长有五千字，也很动人。
信中对胡适也有批评。他说：“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胡适显然不像他在二十七岁时所作《不老》中所说的“我们应该进一步，问自己道：‘我们该用什么法子才可使我们的精神到老还是进取创造的呢？我们应该怎么预备做一个白头的新人物呢？’”他缺少了那种“到老还是进取创造”的精神。
李敖这封信寄到胡适那里，花开两朵，这里先表一枝。
胡适接到信后，心中自是感动。他拿给几个人看。巧的是，10月28日叶明勋、华严夫妇到南港看望胡适的时候，他把信又拿出来。前已说过，严侨有两个妹妹，小妹名叫严停云，是作家，笔名华严，嫁给叶明勋。严侨的下落，叶明勋夫妇自然是知道的。胡适从这对夫妇口中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严侨并没有死，他还在世，不但在世，并且已经出狱了！胡适立即给李敖写了一封信，报告这个好消息。
这封信并没有直接寄给李敖，托姚从吾移交李敖。严侨居然没有死，令李敖大喜过望。他以后时常去看严侨，但严侨酗酒，李敖力劝无效后，李敖不肯再去看他了。
李敖的五千字长信，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也阴差阳错，出了一个这封信被公布事件，李敖被戴上了一顶红帽子。
胡适把李敖的信给许多人看，其中就有徐高阮。徐没有把信还给胡适，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病突然逝世，信落在徐高阮手中，变成了李敖“知匪不报”和“预谋投匪”的铁证。后来，这封长信在胡秋原办的杂志上刊登出来，又被检送原信，告到警备总部。从法律观点看，李敖“知匪”之时年仅十多岁。时间又已过去十多年，案子自然难以成立。经办此案的人权衡得失，最后不了了之。尽管如此，李敖头上的红帽子还是广为人知的。
五、对胡适的批评不留情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