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这么做有很多苦衷。我的家庭是我最大的顾虑。我不允许自己冲动行事。如果我这么做了，我勇敢的妻子她会怎么做？谁来照顾我们可爱的儿女？谁来照顾我年迈的岳母？他们的命运被掌握在一群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强盗手里，这些强盗毫无怜悯之心。我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做，我必须忍辱偷生，耐心地等待时机，等待合适的机会。好时机总会到来的。时机什么时候会到来？也许是几天，也许很快。我祈祷着。我在那天晚上告诫自己，如果有一天我准备远走高飞，我绝不能采取极端手段，我不能选择轻生，因为我承担着对家庭的责任。所以我含垢忍辱地为日本人服务了差不多五年的时间，我一直在悄悄地等待机会离开东北。逃出牢笼，恢复自由之身的愿望让我坚持下来，忍受了很多苦难，我默默地记下了我所亲眼目睹的很多暴行和惨剧。我默默地忍受了很多日本军政当局给我的羞辱，我见识了太多冷漠的、狂暴的、傲慢自大的日本人，我要取悦于他们以保全自己和家人的性命。这些日本人全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事实上我觉得他们不堪一击。
我的第一件差事
从第二天开始，我开始替我的新日本主子做事。我先替日本主子做了一个满洲白俄团体的报告。在满洲有不少白俄的团体，他们的首脑全在哈尔滨，他们在满洲的其他几个城市建立了分会。
主要的几个白俄团体是：
一、俄侨事务局：主席，柯罗柯尼奥可夫
二、俄侨交谊会：主席，柯娄波夫
三、退伍军人会：会长，费次比特基
四、俄罗斯青年党：党魁，基士立青将军
五、***党：党魁，柯士民将军
六、地产业主会：会长，甘达第
七、证券交易所委员会：主席，加巴尔金
在满洲还有几个哥萨克组织，还有其他一些小型的白俄社团，我就忽略不计了。在这几个会长、主席中，只有柯娄波夫与基士立青是日本人意欲保留的。
柯娄波夫有一点为日本人所看中，他已活到五十四岁，在白俄中知名度很高，曾当过一些白俄社团的会长或经理人。但他除吃饱肚皮之外没有别的理想。他唯一快乐的事就是坐在筵席上大嚼可口的菜肴，他在这一点上名气很大，俄国人讨论他的政治倾向时，认定他是“唯食主义者”。对于任何宴会，无论是***党、无政府党、保皇党或任何团体所设的，他从未缺席一次。因为他的政治倾向非常模糊，在各个白俄团体都吃得开，这让他成了日本人选择白俄傀儡领袖的理想人选。
基士立青却是保皇党信徒，他希望基里尔大公爵登上俄国皇座。基士立青是一个无思想、好虚荣的寄生虫。他们从逃难巴黎的时代开始，大公和他的保护者们就开始对外散发各种各样的勋章和徽章，以吸纳追随者。他们在满洲也是这么做的。这些勋章里有十字骑士勋章、象征高级指挥官身份的勋章，还有些别的勋章，就不一一列举了。基士立青把这些勋章发给了很多人，让人推荐白俄入会。基士立青本人胸前总是挂满了各种勋章和徽章，有14块之多，这些勋章让他的胸前总闪耀着金光。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他的最高军衔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上尉，但是大公爵给他颁发了骑兵中将的勋章。所以基士立青的团体里面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将军”，他们也和基士立青一样，身上挂满了俄国的各种勋章。
他喜欢喝俄国麦酒，日本人就时时大量供给他，喝之不尽。他正是日本人所看中的人，日本人任命他做了满洲白俄军总司令。
说句老实而公道的话，基士立青是甘为日本人所用的少数旧俄军官之一。大多数旧俄军官宁愿受迫害，忍饥挨饿，甚至被捕下狱，也不肯丢脸去做工具。
白俄的境遇在几天内发生了逆转，他们对日本人的态度也发生了逆转--几天前他们还在热烈欢迎日本人占领满洲，他们以为他们就要美梦成真了，他们以为日本人对他们是真心实意的。几天前的确有很多人还看不清日本人伪善的面孔，他们还把日本人当作解放者看待，但是日本人利用完他们以后，一达到目的就撕下了伪装。
梅迪将军的儿子尼古拉·梅迪，和我差不多，四年前就开始在哈尔滨为日本人服务。有一天他告诉我：“日本人把所有在满洲的苏联人都当成共产主义分子，实际上日本人在东北的暴虐统治，不用共产主义分子宣传就是产生革命的最好土壤，日本人才是共产主义最好的‘宣传员’。”
他的话不是没有根据的。每个月都有上千名白俄难民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迫害跑到苏联领事馆寻求保护，原本他们从俄国逃到中国东北是想在东北过上和平安宁的日子，这些白俄恳求苏联领事馆给他们颁发苏联的护照，他们要回苏联去。他们认为回到苏联也比留在满洲强，日本人对他们的迫害，让他们越来越难以忍受。他们更倾向于放弃他们白俄的身份，变成布尔什维克。虽然苏联的赤色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压力，但日本人对于他们的压榨和迫害对他们的压力更大，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选择了加入苏联的阵营来反对日本人。现在的满洲，没有多少白俄难民了，其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想方设法逃到了中国的关内地区，另一部分则回到了苏联。留在满洲的那些白俄是日本人有意保留下来的。他们对日本人无害。还有一些白俄留在了东北，是白俄当中的罪犯，他们在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被放了出来。他们必须对日本人顺从，对日本天皇高呼“万岁”，否则他们可能又要被送入监狱。
凡是有自尊心的俄国人，没有一个肯与日本人发生任何关系。这是事实，因为日本军方任命基士立青为白俄军总司令后，就找不到一个旧俄将领肯担任参谋长。日本人只好在哈尔滨大百货公司找了一个乞丐，这名乞丐从前曾在西伯利亚谢米诺夫的哥萨克军带过兵。这个穷苦不堪的可怜虫，身患肺病且染有梅毒，被领去盥洗沐浴穿上新衣。几天后，公报上便发表了萨尔尼柯夫已被任命为参谋长的消息。
其他俄人团体的会长主席，日军命他们辞职，全都被拒绝了，随后便有了对付日军所称的“反叛”。经过几个月的迫害，有些是屈服了，其他的如甘达第与加巴尔金等，坚持了四年之久。直到1936年初，因为日本人无法抗拒的压力，他们才不得不放弃了原来的立场。
甘达第曾任俄国阿穆尔省省长，虽已有84岁的高寿，但还是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当一个日本宪兵军官奉命到他家里来拘捕他的时候，这位老人家胸前佩了日本天皇赠给他的勋章，这是他任阿穆尔省长时所得，这种高级勋章使佩戴者免受逮捕，那个宪兵军官见了只好鞠躬，仓皇而退。从那天起，凡遇白俄叛徒受日军收买，用混账的罪名告他，被传去“满洲国”法院答话时，他总是佩戴着日本天皇的勋章，并带一名护卫同去。
有一次是两个俄国青年流氓告甘达第滥用一家私立学校的公款。这家学校是甘达第自己办的，且自任董事已20年。甘达第知道这两个流氓是受日本人指使的，日本人在背后支持他们。在法庭上，他们罔顾事实，用最卑鄙的言辞攻击甘达第。庭长问甘达第想不想辩护几句，甘达第站起来，用低沉的声音说：
“对这两个毫无价值的匪类所提的控诉，我拒绝答辩，看到两个俄国青年为了一个月35元的小数目竟堕落到将其人格出卖与日本人，我实觉痛心。这就是我要说的话。”
甘达第离开法庭时，法官送他到大门口，对传他出庭表示歉意，并复述常常说的那句话：“这种暴行，并不是我们中国人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