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
晚上11点钟，S到我住的那节车厢里来了，两个人再聚首，我们都感到很快乐。S是一个俄国退伍军官，他曾经在我的手下从事情报工作。“一战”之后，他也和我一样加入了东北军的情报组织，在我手下工作了数年。他向我述说他在C上校所指挥的义勇军中所做的那些冒险的事业，以及许多次和日军的对峙，还有他对未来的期望。我也把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他，比如说横道河子日军的人数，他们的驻屯地，以及日军司令部人员的住处。
深夜两点钟，S离开了我的车厢，在黑暗中消失了。
4月22日，来了两个电报，一个是叫武藤大尉回哈尔滨去的，另一个电报是处长打给我的，仍叫我留在原处，把横道河子所发生的事情作一个完全的报告给他，并留心侦察宪兵和他们的俄籍助手的行动。
上午9点钟，军营里骚动起来了。原来是一个日本中尉在妓院把一个不肯献殷勤的妓女枪杀了。枪杀了妓女后，这个酒醉的武士拿着枪见人就开枪，打死了一个朝鲜人，打伤了一个俄国妇人和两个中国人。但不用说，因为他是一个穿着皇军制服的日本军官，没有人敢去碰他，所以这杀人者带着他“勇敢行为”的荣耀，得意扬扬地回营去了。他最后有没有受到责罚，我终究没有打听出来。
第二天，即1932年4月23日，我请老“影”于晚上9点到我这里来吃饭。当天下午约莫4点的时候，“乞丐”通知我，C上校的队伍已经把这城市围住了，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发动袭击，乞丐警告我在天色暗后留在车厢中。
老“影”准时到了，带了两个头目和他的四个土匪，站在车厢外面。
虽然我预备了丰盛的小菜，还备了伏特加酒，老“影”终是闷闷不乐。他仍为了被逮捕的事感到不平。
“我现在都成什么人了，过去我有15000个手下，可是现在呢？现在我只有不到1000个人了。日本人曾经答应我至少可以有5000个人的，但他们只叫我做一些下流的工作，没有多少钱可捞。在我们洗劫了一个村庄的几天之后，这村庄就被日本人和朝鲜人占去了，他们以为我不知道吗？他们拿我当呆子看吗？他们最好能够留心点儿……他们对我说，是用我来反对苏联人和朝鲜人的，现在他们却用我来反对中国人了，借口说他们是共产党……谁会听说过中国的农民是共产党呢？我做他们的下流工作已经做得够了，终有一天我会把他们中途弃了的……我将走我自己的路。”
我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老“影”接着说：
“我跟你抱怨这些，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对你有什么不满，我知道是日本人强迫你，所以你才不得不做这份工作的，你心里的苦我也明白。我是对现在的工作不满，但这还没什么，最使我伤心的就是你还不够信任我，你总是来去匆匆地给我下命令，但究竟为谁工作，我明白你是不会让我知道的。”老“影”这样说着，竟有些伤感起来。
我正想劝慰他，他没理会我，继续说：“你知道我们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你清楚我的抱负，我也知道你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我希望终有一天，你和我能够脱离日本人的羁绊，随意自由行动，真正干点儿大事出来。日本人算什么东西？体质上他们是些矮子，智力上他们是些猩猩。那像大猩猩一样的大佐，不问青红皂白把我们抓起来，在我离开之前，我一定会割下他的耳朵来，让他记得我。我每次见到他都火大。我的手下已经准备好了，如果那个浑蛋不带着部队赶紧滚出横道河子的话，我一定要他好看。”老“影”握着拳，越说越激动。
正在那时，一阵枪声把我们的话打断了，是来复枪与机关枪的声音。一个老“影”的手下冲进来告诉我们，全市各处都在开枪。我明白，C上校带领的义勇军开始发动袭击了。
这时正是晚上11点10分，我直视着老“影”问：“你觉得我们应该去吗？”我问。
老“影”并不惊慌，他沉着地说：“我们去了能做什么呢？我们只有手枪，根本抵抗不了来复枪和机关枪。等这事儿过去了我们再出去，我想他们是不会到这车上来骚扰我们的。”
老“影”把他的手下全都叫到车厢里来，他跟我说他带了四个手下来，现在数数却有十一个。
不远处的炮火声时起时停，直到凌晨2点30分方才静寂。凌晨4点钟，我们走出车厢查看情况。
很多日本军官当时正在营房里睡觉，他们被袭击的时候，连拿枪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杀了。抵抗的那些日本兵全被杀死了。还有一些军官正在妓院里，和妓女寻欢作乐结束后，正搂着妓女睡觉呢，也被义勇军突袭杀死了。没有被杀死的日本兵都成了俘虏，被义勇军挟持走了。
在突袭结束之后，那些义勇军带着所有的俘虏，在山巅中消失了。
那些在袭击中设法躲藏起来的日本军官和士兵，看到危险解除，才敢探头探脑地从躲避的地方走出来。到上午7点钟，有11个军官，军衔最高的是一个大尉，和137个士兵歪歪倒倒、赤手空拳地站到了空旷地上。他们所有的枪械统统被义勇军夺去了。在这次袭击中，日方的死亡人数是143人，包括14个俄籍帮手，被俘虏了127人。电报恢复通信后，我们又听到说在这次袭击横道河子的同时，另一股义勇军袭击了驻扎在离哈尔滨100公里的一处日军。当地日军被迫撤退，最后检查人数发现死了134人，被掳走86人。
上午11点钟，一列特别火车载着一大队日军到横道河子来了。接着，12架飞机从哈尔滨飞来，四处侦察袭击者。
第二天，即4月24日，处长打电报来叫我回哈尔滨去。我暗自高兴，终于能离开这鬼地方了。老“影”来车站送我，他十分不快活，因为他不能和我同去，必须到穆棱去和他的部下会合。火车快到开动的时候，老“影”感激地对我说：“如果你不请我吃饭，让我们到车厢里，我和我的手下此刻都已死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事的。”
在哈尔滨，处长很热忱地接待了我。他听了我的报告，他明显对“托克马达第二”的行动，包括从他到横道河子开始到被掳走更感兴趣，奇怪的是他对列车被炸事件与横道河子被袭击事件没有太多关注。而对于那些在爆炸与被袭击中丧生的牺牲者，他一句评语也没有，更没有表示一丝一毫的怜悯和同情。
日本“官报”又打胜仗了
5月2日，我回到哈尔滨的第二天，日军司令部对于在横道河子所发生的事件，发出了以下的“官报”：
本月十二日下午五点三十分在横道河子附近，苏维埃人炸毁了一列到穆棱去的火车。死者三人，伤者十人。暴徒已经被逮捕，并经证实，这是共产党犯下的罪行。
二十三日下午十一时，有一队四千人以上的悍匪袭击了在横道河子的日军支队。我方与土匪激烈交战，最终我们的军队把土匪赶走了，敌方死亡三百六十七人，被俘二百十一个俘虏，我方缴获大量的枪械和军火。
我方有四个兵士被杀，十一人受伤。
日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大佐
上面的“官样”文章一看就是出自日本民族之手。他们坚信自己是优等民族，是神明的民族，其他的民族和他们比较起来都是低等民族。在任何与其他民族的交战中，他们都不会承认失败或受挫，甚至死了很多人，他们也会隐瞒死亡的真正人数。有了这样的信条，他们便自信是神圣的民族，而掩盖事实的真相了。
他们自己是怎样评价日本的海陆军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他们只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日本的海陆军能够击败全世界海陆军的总和。”这样一句话就解决了关于日本军事实力的论争了。每个日本人，从天皇到挑煤夫，都有这个信念。
所有日本人都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嫡派子孙，天皇的军队一定是无敌的。如果军队是无敌的，那么在逻辑上，军队的所有军人一定也是无敌的了。
如果写出一个日本哨兵遭人打了，那就是对整个军队的侮辱，对天皇和“天照大神”的侮辱。如果写出几个中国人炸毁了日本列车，死了几百个日本兵士，那在日本人看来，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此日本政府想方设法地在文字上减小灾难的重要性，他们减少着死伤的人数，谎报真实的情况，他们认为，这样做了，士兵、日军的荣誉，天皇以及“太阳女神”的荣誉，就都可以保全了。
日本的“官报”一般都好大喜功，充斥着胜利与辉煌，但它们和事实及真相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日本军人做报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竭力宣扬日本军队及士兵的勇敢和无敌。为达此目的，他们是不怕抹杀事实的，不管那有多夸张。比如说此次发生在横道河子的袭击案，我目睹了日军被打得七零八落，死亡143人，但在他们的“捷报”里，死亡人数降到了4个。明明是失败，却说成胜利，越是说得荒唐，军事当局就越会欢喜。
我发现，在一切说到和敌人会战的日本官报中，一定是要加入一些一名武士杀死二千敌人的日本神话，这种连没有头脑的木偶都会发笑的夸大其词，日本人竟会认真地相信，在他们的这种大言不惭中，我看到了日本真实的民族精神。
在我为满洲日军工作的四年半中，我从未见过一篇报告是说日军和土匪或义勇军会战中他们被打败的，日本人从来不承认他们会吃败仗，他们也从来不承认他们遭到重创。一旦他们打了几场小胜仗，他们的宣传工具就要拼命地夸大宣传。假使有人把日军司令部的报告集合起来，这就是一本最可笑的笑话全集。
例如，在松浦镇战争中，哈尔滨师团长多门中将发给报馆的官报，就是日本民族好大喜功、极爱面子的典型：
“1932年5月18日，一队1200名的日军在松浦镇（离哈尔滨数公里的一个乡村）和一股悍匪遭遇，敌方人数有8000以上，统统配备着苏联的来复枪和机关枪，来势汹汹。整个战斗过程异常激烈，其间经过多次的肉搏，幸赖我军无上的勇敢，最后终于把土匪击退。我军在清理战场时统计，敌军遗留尸体1214具，伤者763人，我们的损失是死者是14人，伤者31人。师团长多门中将。”
但我是清楚真相的，如果我把真相说出来，上面的神话应该改成如下的叙述：
“在松浦镇战役中，一队有3500人以上的日军遭到大队义勇军的攻击。不敌义勇军的日军被迫向松花江后退，在江边的一个渔村中驻扎，等候着黑夜的到来。他们在黑暗的掩护下乘渔船渡河，经义勇军猛烈炮火扫射之后，3500余人的日军只有1676人到达彼岸，其中有许多还是受了伤的。河面上漂满了日本兵的尸体，其惨状让人不忍直视。6天以后，当日本援兵占领松浦镇时，他们在渔村和松花江之间，找到了907具日军的尸体，每个日本兵都是赤条条的，他们的衣服都被‘盗匪’剥去了。在以后的15天中，又在江中捞上了531具尸体，指挥这队伍的大佐的尸体也在其中。5月27日，哈尔滨的日军司令接到一封义勇军首领的信，在信中首领说他们俘虏了382个日兵和11个军官。他提议来一次俘虏的交换。”
看看，这场日军伤亡重大的战役，却被日方涂抹为只死了十多人的重大胜利。说实话，我很同情日本的普通民众，他们的亲人孩子或许也在战场上搏斗，甚至丧命，却被官方瞒得严严实实，连实情都不让知道。
日军的这个基本特性，不单显示在军事之中，也显示于他们的生活之中。
例如，一个日本宪兵在哈尔滨的街上拦住了一个俄国人，想要搜查他。这俄国人因为喝醉了酒，竟抓住了宪兵的衣领，夺去了他的手枪，把他痛打了一顿。这宪兵躺在地上，被打得头破臂折。刑事科的副巡斐陀罗夫捉住了这酒醉的俄国人，把他带到警察所里，并写了一个报告说明这案件的真相。
第二天早晨，日本的宪兵司令把斐陀罗夫副巡叫了去，大骂了一顿，其发怒之态好像要把副巡枪决。宪兵司令暴怒：“你怎么敢写一个酒醉的俄国人夺去了日本宪兵的武装并痛打了他呢？你已经构成了侮辱日军、侮辱神圣天皇的罪行了。再去写一个报告来，对于写的内容，你给我小心措辞！”
可怜的斐陀罗夫不晓得怎样做才好。无奈之下他去找一位叫石桥的日本律师商量，这位律师就代他写了一个报告，这让哈尔滨警界闹了一个大笑话。这份报告是这样写的：
“1933年6月5日晚上10点钟，日本的宪兵贺本日新太郎遇见了一队有20人以上的青年共产党员。这群共产党员叫嚣着，殴打过路的公民，极大地扰乱公共的治安。正在巡逻的贺本见状勇敢地挺身上前，叫他们解散并停止对民众的骚扰。这些酒醉的共产党员非但不理会宪兵的请求，反而用棍棒将他痛击一顿。
“贺本凭了武士道的精神大施神勇自卫，与共产党员们进行了殊死搏斗，虽然受了重伤，最后终于击退了共产党员，捉住了他们的领袖并把他关入监狱中。他这样英勇地完成了任务之后，就昏厥了过去。
“我身居‘满洲国’警察局的副巡，把贺本的英勇行为呈报给日本当局。他是光荣日军称职的代表，真正的武士，他的英勇让我们充满着敬仰和惊奇。”
这重写过的报告大受日军当局的赞赏，并称道着斐陀罗夫是一位忠诚的公民。
三个月之后，贺本因着他的勇敢而被授予勋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