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义勇军的军营中
四天以后，处长派人来叫我。
我见到他时，他正与一个大佐同在办公室里。他刚从长春回来，长春当时是“满洲国”的首都，被称作新京。这位大佐对我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一番，并对处长说了几句话。处长点点头，对我说：“军部长官对你营救日军的才能大加赞赏，现在他不单要你和义勇军去谈判交换俘虏，同时也要你去探听一些我们所需要的消息，以便把那些顽强的土匪给围剿了。你对这件任务怎么看？”
我略微沉思了片刻，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如果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谈判已经失败了，那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义勇军已经看出了日本使者最大的兴趣在于探听情报，而不在于营救俘虏。这就是他们警戒严密的原因。”我摇摇头，犹豫地说：“因此……我可不愿意白白去送死。”
处长听了我的话，又和大佐用日语商量了10分钟。从我听得懂的几句话中，我看出这两人的意见有分歧。谈话结束后，大佐对处长鞠躬，就离去了。
处长沉思了几分钟后，屋外传来的摩托车的声音暗示大佐已经走远。处长打破了沉默：“你把我刚才说的话忘了吧。明天你就动身到穆梭去，那里有一个义勇军代表等候着你。我完全信任你，我知道你会全力以赴地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我们有意以两个义勇军交换一个日本人，但我们只交换人，不会付任何金钱的。你要设法让他们知道我们兵力的强大，让他们知道我们强有力的空军，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不久就能把他们歼灭。如果你能够说动他们投诚，那是最好了；如果说不动，我希望你能平安地回来。”
28小时后，我就在穆棱了。我刚下火车，就有一个打扮得像俄国农民一样的中国人走近前来，问我是否是万斯白先生。我点头，于是他就带着我往车站外走。车站外面已有两匹上了鞍的马正等着我。
在骑行了数小时后，我们到了小镇郊区边缘的一片房子，一个拿着日本手枪的义勇军战士示意我们停下来。我给他看了我的证件，要求见义勇军的负责人。这个战士没有开口问我问题，示意我们接着往前走。下了马，我看到了C上校，他正等着我们。
“哈哈，你这‘满洲国’人！”他笑着，向我走过来，结结实实地拥抱了我一下。
“你这个土匪！”我也不客气地回应着他。
C一边跟我寒暄着，一边给我引见和他在一起的几个军官，其中有几个是我的老友。
“我知道，”C说，“你现在是一个外交官了，但我们还都是土匪。身份虽有差距，但我们的友谊还在，为表示我们的诚意，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一席盛宴了。”
他带着我走了10分钟，来到一所中国房子里。看到餐厅，我不由得惊奇：我以为土匪的餐厅一定是满屋子的油腻，但这间餐厅却干干净净的，一张餐桌放在屋子中间，餐桌上还铺着一块白色的台布，台布上摆着美酒和各种食品。在房间角落的一张桌子上，还放着一套精美的战地无线电收发机。
C看出了我的惊讶，说：“你不用惊奇，你在这里所见到的东西，无线电机、家具、壶、食物，都是从日本人那里夺来的。我的大部分士兵穿的衣服，我们所用的步枪、机关枪、手榴弹、马匹，也都是日本的。我们有两门大炮，但是我们没有炮弹。我们还有很多马匹，这些也都是从日本人那边抢过来的。我们现在缺一架飞机，虽然我们曾经用两架日本高射炮打落过五架飞机，但它们都损毁得毫无用处了。”
用餐结束后，C带我去参观他的军营。他所说的话是真的，我好像置身于一个日本的军营中了--军衣，军帽，床毡，每一件东西都是日本造的，只是物品上所有的标记都已被义勇军除去了。
“请你想一想看，”C说，“日本人总说我们是被苏联政府武装起来的，殊不知是日本人自己给我们提供的军火。日本人叫我们盗匪，可到底谁是盗匪呢？他们侵略我们的国家，抢劫我们的财产，还屠杀我们的同胞，他们才是盗匪！”C愤怒地说。
“那些日本俘虏在哪里呢？”我尝试着转移话题。
“他们被关押在离此15里的地方，同我大部分的手下在一起。我在这里只驻扎了500人左右。”
这个村子里还有一些平民居住，沿路我能看得出义勇军和平民相处得十分融洽。士兵们仪表整洁，纪律严明，我看在眼里，觉得很是惊讶。如果这些士兵们不愿意，他们可以随时离去，不一定要留下来卖命的，但他们却统统留了下来，而且每天都有新的士兵加入到义勇军的队伍里来。在军营里，我看到了好几个扎着绷带的伤兵。
“这些伤者是由谁看护的呢？”我问。
“我们有四个医生，他们负责看护伤员。”
C一一说出了医生的名字，这几个名字我都听过，他们是满洲望族的儿子。
C继续说道：“义勇军里有6个富家子弟，有30个人曾经做过官吏，我们的队伍里还有商人、学生、职员等，很多都是受过教育的聪明人。但现在日本人却称我们为‘愚蠢的盗匪’，真是可笑！你见过跑到别人的国家大肆侵略，却把反抗者诬蔑为盗匪的吗？日本人真是我见过的最不要脸、最无耻的民族。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为祖国的自由而战。我们中国人不抢别人东西。我们袭击日本人是在打击侵略者，因为他们跑到我们的国家里来。这是我们的国家。每个人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财产不被侵占！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现在的抗争就是为了中国的自由而战。跑到别人的国家里烧杀抢掠却污蔑别人为盗匪，真是岂有此理！你应该发现了，我们和村子里的老百姓关系很好。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为国家而战的战士，我们战斗是为了东北的自由，将东北从侵略者的魔掌下解放出来。我们不断地袭击日本人，我们袭击他们的火车、铁路、军营。日本人虽然竭力掩饰他们的损失，但我要告诉你，义勇军每天都在用尽一切手段袭扰他们，而且我们要毁坏什么东西，是很少会失败的。我们会继续这样做下去，直到他们离开为止。你也看到了，日本人不敢到这里的铁道沿线来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袭击让他们害怕了，所以我的手下才能这样来去自由。”
C慷慨激昂地发表他的讲话，他的脸上、眼睛里，闪耀着勇敢者的光芒。他们是盗匪吗？我在心里问自己。日本的宣传者至今还通过同盟通信社把义勇军叫作盗匪，如果这些中国的爱国者是“盗匪”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满洲到处都是盗匪了。日本第7旅团的旅团长服部将军在1934年2月1日的报告中提到这些“盗匪”。在同义勇军的战斗中，他的部队遭受了义勇军10次攻击，损失了500人。服部旅团长上报的，肯定是考虑到他的上级可以接受的损失数字。在这个报告交上去之后，服部旅团又受到了嘉奖，事实上服部旅团在这些战斗中遭到了重创。
日本的宣传机构和同盟通讯社为了在世界人民的面前毁坏义勇军的名声，说明日军侵略中国的正当性，因此把义勇军叫作“盗匪”。但我知道，这些在日本人幽禁溥仪的皇宫里纵火的爱国者，这些焚毁日本飞机场、车站，以及炸毁日本火车，攻击日本军队的爱国者，与其说是“盗匪”，毋宁说是英雄。
郭泰祺公使于1934年9月在国联第十五次会议上，这样解释被日本人称作“盗匪”的人们的活动：“这是被蹂躏的中国人民抵抗日军军事暴力的运动，那些勇敢的人们发扬着坚持不懈的理想主义，以游击的形式作战，等待最后解放时刻的到来。今日满洲的情形实际上和占领初期的情形一样：日本占据满洲的主要城市和铁道线，并不断地以各种残酷的手段威吓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