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绑票
在第十章里，我已经说过两个宪兵大尉勒索银行家18万元的事，这件成功的杰作在日本宪兵中间传开去，竟激起了其他人的羡慕和效尤。正是这种卑劣的勾当导致了我的四号助手不得不逃离哈尔滨。绑票现在已成了宪兵们日常的功课了。宪兵雇用了10个盗匪每天都在“抓”几个有钱的华人或犹太人，不仅宪兵，每个警务机关都有几个专干掳人勒赎的盗匪。在满洲所有的大城市中，有钱的华人和犹太人都生活在随时可能会被勒索的恐怖当中。
这些华人和犹太人，即使遭到勒索、付出赎款之后，也不敢报告警局，因为他们深知绑匪是和警局合作的，如果他们去申诉，他们或许于失去已付的金钱之外，还会被勒索更多的钱财。
我在这里所说的，都是我亲眼见过和亲手做过的事情。我见过的就已经如此恐怖，还不知道我不知道的许多事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许多绑架案，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因为我常奉处长之命去调查这些绑架案，处长的目的是想确定赎款的数额是否和缴入的金钱相等。当他亲自审问那些“肉票”的时候，我通常会站在他的身边，帮助处长“确认”这些可怜人是不是真的没钱了，是否还有钱剩下来。处长想要把他们的钱全部榨干。
这里是几个我能记住的名字和赎款数目：
一个叫王魏卿的富翁以25万元赎出了他的儿子，然后他又拿出50万元来取赎他自己的自由。
一位叫张庆和的富翁先后被绑了三次：第一次他花了20万元，第二次又花了20万元，第三次花了10万元。
穆蔚堂是一家百货商店的老板，他被绑了两次，每次损失10万元。
商人吕泰，以10万元赎出了他的儿子，再以5万元赎出了他自己。
许多有钱华人的全部财产尽遭没收，甚至曾经当过大官的人也遭到勒索，一些被害人被迫进了寺院。以前做过哈尔滨警察厅厅长的王瑞华，现在在哈尔滨俄国新基地附近的一所寺院中做和尚，还有一些受害者和他在一块。我每星期都得到这寺院一次，去看看这些退职的官吏是否还在那里。他们之间，有几个受到惩罚是应该的，但大多数人都是可敬和无辜的。
开森贝克医生的慷慨和仁慈为全社会所称道，凡是认识他的人无不对他表示敬意。但就是这样的好人，还是被日本宪兵的盗匪绑去了两次，每次都被敲诈了巨额的赎款。
达拉森可先生是一个商人，他先是被宪兵绑去，花了15000元赎身，然后被市警察局绑去，又付了5000元；商人梯斯明尼斯基先生是以15000元赎身的；弗洛伦斯先生在离开犹太人会堂的时候被6个武装人员抓住，虽然有200多人亲眼所见，但警察却没有干涉，因为警察深知这些绑匪都是为宪兵服务的。弗洛伦斯先生在暗室中被禁闭了105天，付出25000元后，才恢复自由。
宪兵队队长下令绑架一所学校的学生，不料三个绑匪认错了人，没有绑架到富翁的孩子却绑架到了一个天主教堂收养的孤儿。可是宪兵队长却不肯释放这个小孩。他说：“天主教堂是有钱的，如果这孩子贫穷，那就让教堂付钱好了。”这孩子被关了两个月之后，主教花了2000块钱才把他赎出来。
高福满先生在哈尔滨开着一所大药房，他表面上看是很有钱的。1932年3月11日晚上10点钟，他被几个为日本宪兵服务的俄国人绑去了，关在日本宪兵在南岗的地下室中。第二天的俄文报上刊出高福满先生被匪徒绑去的新闻，报道中还说报社已经接到一封匪徒写来的信，要求30000元赎款来赎高福满先生。
3月12日夜间，宪兵的俄国帮凶把高福满先生从地下室挪到马家沟的一所中式小屋中。被拷打之后，高福满还是一遍遍地说，他财产是有的，但现款很少，拿不出30000元的赎款。
处长向我询问意见，我诚恳地对他说，我问过药房的伙计，大家都不相信高福满的家庭能付出这么多现金。我提醒他，现在哈尔滨出现了一个流言，都说高福满并不是被匪徒绑去，而是宪兵绑去的。
处长轻蔑地说：“我不关心流言，大不了找人把散播流言的人关起来；我关心的是高福满能不能拿出这笔钱来，如果他没钱，那么犹太人协会也是能筹款来赎他的。”
第二天，宪兵同意把赎款降至15000元。而正要写信给俄文报《鲁坡尔晚报》的时候，一个俄国绑匪--拉查伊夫斯基参与进这起勒索案当中来了。
这个恶棍是1927年离开苏联来到满洲的，带着他同样卑劣的眷属。由于他的父亲在苏联领事馆工作，起初我们都以为他是苏联的间谍。后来，拉查伊夫斯基加入了可疑分子的团体，他们以爱国主义和反苏维埃主义的外衣，掩护着自己的活动。拉查伊夫斯基因做扒手偷人家钱包，已经被捕过两次。这个家伙不知道用了什么狠招，竟然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法学院里的大学生，几个月后他又摇身一变，拥有了外交官的身份。这个恶徒被日本人吸纳进绑匪组织，在哈尔滨无恶不作。
拉查伊夫斯基是来参加高福满绑架案的。他反对把赎款减为15000元，声称对于高福满的经济状况非常了解，他已接到可靠的报告，高福满的家庭是有能力支付30000元赎金的。
他对日本宪兵长官说：“请让我去盘问他。我确信，如果你让我经办这件事情，他会老老实实地把钱交出来。”
宪兵长官同意他去试试。
他同两个日本宪兵到禁闭高福满先生的那所屋子里去了。11点30分，处长差人把我叫了去。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他有些忧虑地对我说，“高福满死了。大概是他们使他受了刑，因为他心脏衰弱，经受不起这么大的刺激，当场死在禁闭屋里了。我要你去看一看，把事情的经过报告给我。我会打电话给宪兵，通知他们让你进去。”
我急忙跑到宪兵队去。在那里，我坐上了一辆非军用的汽车，到马家沟的那所中式房子去。不过10分钟，我们就到了。
车子在一所建筑物前停下了，一个陪我去的宪兵军曹推开了门，我们走了进去。在烛光下，有五个人坐在桌边喝啤酒，其中一人就是拉查伊夫斯基。他们穿着平民的服装毫不在乎地坐着谈笑。他们见我进来，让了一个座位给我。拉查伊夫斯基对我说：“来，喝一杯。”
“谢谢你，我不喝。我到这里来是要调查这里所发生的事情的。”我说。
拉查伊夫斯基斜着眼，嘲笑地对我说：“一个猪猡死了，还需要做什么警务报告吗？这个犹太猪猡把金钱看得比皮肉还重，怎么都不肯向他妻子写信要钱。不得已我只是略略恐吓了他一下，这老蠢货竟然就死了。像他那样的猪猡，哈尔滨多着呢。”
我要求看看尸体。他躺在屋角里，被一条肮脏的旧毡子盖着。我俯身下去打开尸体上的旧毡子，吓得快要惊叫出来--被害者的面部有很深的灼痕，原本的面孔几乎难以辨认。我刚一进屋子的时候，就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在打开毡子的时候，一股皮肉烧焦的气味更加强烈地扑面而来。我几乎要呕吐了。
我盖上毡子，强忍住内心的愤怒问：“这是谁干的？”
“是我干的。”拉查伊夫斯基毫不在意地回答，“所有卑鄙龌龊的犹太人，俄国的敌人，都应该被这样处死。”
这不幸的高福满在死之前受到了酷刑。他们烧灼他的面孔，在他惨痛号叫的时候，他们就紧紧地掐住他的脖子，不料竟把他掐死了。
我没有再说任何话，带着满腔的愤怒，我把所见和所知的一切回去报告给了处长。但我也预料到了，处长并不在意，只说了一句：“太糟了！费了许多心机毫无结果。”
日本的宪兵真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们因为高福满的尸体太重，把他分为四块，抛在沟壑之中。这沟壑，就是他们用来掩埋在街上倒毙的毒品犯尸体的地方。
人死了，可是日本宪兵仍不罢休，他们仍旧和高福满的家人进行金钱上的谈判。在丈夫被害的两个星期以后，高福满夫人还是筹集了10000元付给日本人，以赎取她丈夫的尸体。
每个地方的日本宪兵，以及其他的日本警务机关都豢养着许多中俄匪党，在他们的恐吓下，许多有钱的俄人和中国人竟不敢离开他们的屋子。这真是一个恐怖的时代。用恐怖可能还不足以形容，他们时刻处于担惊受怕之中，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我想他们的处境比生活在法国巴士底狱的犯人好不了多少。
要敲诈苏联公民的金钱，日本人是不用绑架这种手段的，他们只要干脆地说苏联公民是共产党和宣传员，把他们投入监狱，若不缴纳巨款，他们就休想从那里出来。他们也同样用这种办法对付居住在满洲的富有的犹太人。
当日本的外交家向世界保证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的时候，他们脑子里所存的或许是这样的信条--“拿你的金钱来，否则我们是不会给你开门的。”
也许这才是日本外交人员内心深处真实的原则--他们想要让世界确信他们遵从门户开放原则，不过尊重只是表象。他们唯一保持开放的大门是通向监狱的大门。他们的处世格言是：“你只有给钱，我们才对你们敞开大门。”
埃德加·斯诺在一篇日本建立新殖民地的文章中写道：“以前的哈尔滨是让人愉快的，但现在却成了著名的人间地狱，不管是哈尔滨的本地居民，还是10万俄国人，都生活在一个生命没有保障的地方。即使是在白天，人们也会随身带着武器，因为抢劫、绑票、强奸是常有的事。”
外国的领事也不得不带着警卫。有一天，我陪同正在游历满洲的波士顿州议员丁克汉君，到松花江去访问翰森君，一位备受尊敬的总领事。翰森君的小屋面前有一张台子，上面放着几杆来复枪和自动手枪。小屋旁有两名警卫。
“哈尔滨马迭尔饭店的老板是我的朋友，他近来为爱子的死亡而伤心。他的儿子西门·开斯普，真是一个好小伙，是一个演奏钢琴的天才。”总领事惋惜地赞叹着，“但他前些天被俄国盗匪绑架了，这些匪徒，先是割去他的手指作为恫吓，让他的父亲出30万元赎款。残忍的盗匪们割下手指还不算，还割下了他的耳朵，终于把他残害致死了。他的尸体的其他部分，在小镇周边数英里的范围内被找到。”
开斯普事件
绑架小开斯普一案，在我所经手的许多案件中，是最引起国际注意的一件。事实上，我和这命案有着密切的关系，我还几乎因此丧了性命。
约瑟·开斯普，小开斯普的父亲，是以俄国流亡者的身份来到哈尔滨的。他先是在哈尔滨开了一间修理钟表的小店。数年之内，这小店变成了珠宝店和银楼。到1918年左右，他已成了远东珠宝商的翘楚，并做了哈尔滨最上等的饭店--马迭尔饭店的老板。
1932年即日本人占领满洲的时期，约瑟·开斯普有着以下几个身份：大珠宝店老板、马迭尔饭店独资老板、戏院公司总经理，总之，他是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人，据估计有50万到数百万家产。他通过各种方法积累起他的财富，对于他拥有财富的总额有很多版本，说法不一。
但约瑟·开斯普有一个弱点，他很喜欢在外谈论自己的财产以及他的在法国读书的两个儿子，他们一个在巴黎大学，一个在巴黎音乐学院。这两个儿子是他的骄傲。他常说他的儿子们有各种艺术的天赋，在学校中的学习也是位列前茅的。开斯普还经常炫耀说，因为两个儿子在法国学习，自然成了法国的公民。
开斯普的两个儿子既然已经是法国的公民了，他就立即把马迭尔饭店以及所有他的戏院的产权都移转到他儿子的名下，因为他已觉察出日本人在垂涎于他的财产了，他知道再不转移财产会招来多大的灾难。财产转移的手续办完后，他就把一面法国的三色旗高高地插在马迭尔饭店以及所有他的戏院的屋顶上，明白地告诉日本人，我的财产受到法国保护了。
日本人眼睁睁地看到这么多的钱现在归法国管辖了，当然很不开心。在1933年5月初，处长就向我透露过他想绑架开斯普的意思了，但是他也承认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开斯普不仅有法国的背景，而且他不大出门，即使偶尔外出也会带着全副武装的保镖。他的家就在马迭尔饭店里，那里像是一座堡垒，门窗上都有很粗的钢条，而且里里外外有着很多俄国警卫站岗。
日本人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小开斯普从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后，他打算到哈尔滨住一段时间。我见过他，他是一个很英俊的青年，而且是一位优秀的钢琴师。他骄傲的父亲以为他的才华比波兰的著名钢琴师帕德勒夫斯基还要高。这位宠爱孩子的父亲不惜斥资为他的儿子办了一场演奏会，让小开斯普在最上等的戏院中独奏。他还准备等小开斯普到哈尔滨以后，带他去上海与东京举办演奏会。老开斯普自以为他有了法国的背景，就没有人再敢打他财产的主意了，万没有想到的是，哈尔滨的日本宪兵看中了小开斯普。
1933年4月14日，处长问我法国领事雷瑙特和老开斯普的关系如何，我对他说，我认为他们二人并无多大的交情。
“我自己也这样想。”处长说，“即使这些犹太猪猡有钱，法国领事和他们之间又能有什么共同利益呢？犹太人入了法国国籍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他们的财产落入我们日本人手中。总之，那些法国的旗子是不能阻止我们行动的。据我在马迭尔饭店中的探员报告，小开斯普经常在夜间携带犹太女子外出，玩到深夜才回来。我已经叫宪兵去绑架小开斯普了，但我不想让人怀疑这是日本人干的，所以我决定让中国人来绑架小开斯普。等我的计划布置好后，我就来通知你，叫老‘影’去挑选8个中国人来干这件事。”
1933年8月17日，处长叫我派老“影”带50个人去打一小股义勇军，地点是在离哈尔滨西北一百余公里的一个乡村，因为义勇军在这里杀死了一个日本下级军官和一个日本宪兵。他没有提开斯普的事，我以为他已经放弃了。
8天以后，我的一号助手来报告我，外面已有小开斯普被绑架的谣言。我把这话告诉了处长，他带着惯常的微笑说：“我也听到这个传言了，但我不知道详情。你很忙，不用操心这个事，我已经让其他的探员进行调查了，几天以后就会有结果的。”
虽是答应了他不管这件事，但我还是派助手去帮我探查此事。当天晚上，我的助手给了我一份对这起绑架案的详细报告。助手告诉了我具体参与绑架小开斯普的人员名单以及与他们直接相关的人员名单。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