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近了这群人，发现他们押送着两个欧洲人，一男一女，这两个人都被他们用绳子将双手绑到身后。剩下的几个人中，有三个人我不认识，我知道他们是俄国人，另外两个大出我的意料，竟然是吉立正科和另一名绑架小开斯普的绑匪山得尔。
我在前面说过，处长为了平息因为绑架小开斯普而引起的国际舆论，把两名绑匪马丁诺夫和山得尔投入了监狱。没想到，我竟然在离哈尔滨数公里的一座小村里见到了这两名绑匪。他们现在不是应该在监狱中吗？看来，谣言是真的。
简短的对话过后，原少佐让我们给这群人让了路。
小开斯普之死的影响还没有结束。法国领事、开斯普的家族以及外国报纸的抗议声越来越大，他们都呼吁谋杀小开斯普的犯人应该移送法国受审。为了平息舆论压力，东京来了命令要求把6个人犯移送给“满洲国”的司法当局。公诉状是由“著名”的刑事课长江口准备的。
说江口“著名”，其一是因为他每年以10万元贿买职位的行为已是人尽皆知；其二，很多人都知道他与那些做尽坏事的匪徒是同伙。此人就是如此恶名昭著，丝毫不知道收敛的。
他写的这份公诉状同他个人一样，充满了谎言与恶臭。在公诉状里，这六个犯人被称为“最诚实最优等的公民”，“他们在即使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还在与共产党员进行斗争。即使绑架了西门·开斯普，他们的动机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完全是为了筹募反共团体的经费，这经费是他们继续反布尔什维克主义所必需的。案情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能把他们看作盗匪，而且，我们也不能把他们视为普通的犯人。这些被告的罪状是什么呢？这些被告所犯的罪名是什么呢？伤害人体吗？开斯普的耳朵是加拉斯科所割的，而加拉斯科已经死了，不能抵罪了；谋害人命吗？开斯普也是加拉斯科杀死的，因此对于开斯普的死法律已无能为力了；勒索金钱吗？当然不是，老开斯普并不曾付过分文。因此，鉴于以上的解释，可加于这六个被告的罪状，就只有情有可原的“企图勒索”罪名了--他们勒索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有政治的原因。约瑟·开斯普，死者的父亲，是一个公认的犹太籍共产党间谍，一个社会的公敌，因为父罪子偿，西门·开斯普已经抵了他父亲所犯的罪。所以说，那些“绑匪”其实是既勇敢又爱国的人们。”
这真是满纸荒唐言的公诉状！但它就这样无耻地出现在公众面前了。全满洲都在唾骂它，刚直公正的尾井大佐也说这种文件是日本的耻辱。尾井大佐觉得我是一个值得做朋友的人，经常让我协助他工作。
绑架和谋杀小开斯普一案已放在中国法官的面前了，虽然法院是在日本“顾问”的操纵之下的，但良心残存的法官们还是坚决想知道真相，他们不相信日本人公诉状中所陈述的。但这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因为各处都有日本的间谍和密探。哈尔滨很少有地方还有光明，法官们不同意日本人的公诉状，他们还想调查出真相，还开斯普一家一个公道。
处长知道了中国法官们着手调查，他把我叫过去说：“高等法院院长要想探听这六个被告过去的行为，他显然对日方所起草的‘公诉状’有着一点疑虑。哼！他以为他比我们聪明？我已经吩咐所有的警务机关，如果法官来向他们探听消息叫他们一致咬定‘公诉状’所说的就是事实。可是，我也意料到这院长会去探寻非官方的消息，现在就用得着你了。你去把高等法院负责此案的三个法官的住宅监视起来，把他们身边有嫌疑的到访人员都逮捕起来，加以审讯。我不想把事情闹大，再搞出一个引起国际舆论关注的开斯普事件。”（查姆邦副领事因为举报了绑匪，被日本当局列入了黑名单，“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他被调到法国驻天津领事馆了。）
处长叫我隐瞒真相，就是为了保全同谋犯的头颅。这一次，我没有听他的话。
第二天，我请朋友为我介绍，去见了三个中国法官中的一个。我对他表示愿意给他提供关于这些被告的一切消息。他向我表示感激。
一星期后，我将所有的文件都交给了法官，证明公诉状上所说的完全是无稽之谈，这些被告都是最危险、品行最恶劣的匪徒。匪徒之一的马丁诺夫在6个月前曾奉宪兵队长的命令，杀死阿尔贡诺夫上校，谋害好几位中俄富人。山得尔和吉立正科，都是妓院的龟奴和白奴贩子。这班恶徒都属于日本宪兵所雇用的暗杀党。割下小开斯普耳朵的是山得尔，杀死他的是吉立正科，而不是加拉斯科。
此案件的审判持续了很长时间，在这期间，法官常和我秘密接触让我对案件加以解释。
我也把绑架小开斯普的三名匪徒，康密萨兰科、扎亚泽夫、俾斯拉支科和吉立正科在尾井大佐铁道区内就逮时搜出的文件，统统交给了法官。这些文件明明白白地表明这四个绑匪都是宪兵的探员。正是因为他们有日本宪兵队的身份，所以没有人会干扰他们在铁路沿线的活动，也没有人会对他们的行踪留心追查。只有在这样的身份下，他们才能在铁道线来去自由，而没有人敢加以阻挠。
由于日本人彻底地销毁了很多重要材料，隐瞒了很多重要信息，所以法庭审理旷日持久。
2月26日，我收到了一封《路报》主笔拉查依夫斯基写来的信，这位先生也是***党的首领。他在信中是这样说的：
万斯白先生，本党认为先生的工作与我们的主义相反，并于犹太人有利。先生身居高位，应该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我们在此警告先生，不要再做那些反对我们的兄弟的事。
***党首领拉查依夫斯基2月26日于哈尔滨
这封信让我很震惊--难道我在夜间拜访法官，并对他透露秘密的事被人知道了？我被人跟踪了？还是法官不小心漏了口风？而且如果他们知道了，那知道了多少呢？
我仔细考虑了一会儿，觉得还不如把这封信给处长，看看他到底知道多少。
“看看，我依照您的命令去监视法官，现在却收到这样的恐吓信，您说怎么办吧。”我假装生气地说。
处长看了信，哈哈一笑说：“你千万别把这封信看得太认真。你要知道，拉查依夫斯基是一个蠢货。或许你去监视法官的时候，被他的手下看到了，就以为你和法官有秘密来往，把内幕泄露给了法官。”
看来处长知道小开斯普案的真相被泄露出去的事，我接着解释：“或许像您说的这样，是他们误会了。去听过几次庭审，我也察觉法官似乎知道了什么，所以我秘密地潜入法官家里，想搜出法官与消息人士往来的信札来。”
处长听我这么说，拿起电话和一个人说了几句日语，然后说：“我刚才是给宪兵队长打电话，跟他说你去监视法官是奉了我的命令，叫他转告拉查依夫斯基，不要再管闲事了。”
3月4日的晚上，我去一个中国的寺庙拜访友人，他曾经是一位有身份也有些钱的中国人，但日本人抢了他的财产后逼着他进了寺院做和尚。聊得太尽兴，我从寺庙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一点钟了。没想到，我刚出寺门，就碰到了站在寺门口鬼鬼祟祟的福托普罗，一个日本人派在马迭尔饭店里的希腊密探。
跟踪我到寺庙来了？我心想。于是我揶揄地对他说：“福托普罗先生深夜不睡觉，跑到这里来做什么呢？”
他朝我笑笑，脸上有些尴尬的神色：“我去拜访一位住在附近的朋友，出来晚了些。万斯白先生，你这么晚了在寺院里做什么呢？”
“恐怕你是知道的，这寺院里住着几位被日军监控的重要人物，经常来看看他们是否安分守己，这也是我的责任。我经常在夜间过来察看，因为如果他们想要逃走，会选择这样的黑夜。”我指指天，“你看，今晚天气不错，正是逃走的好时机。”
福托普罗“哦”了一声，盯着我说：“明白。但万斯白先生你也要知道，黑夜对于有阴谋的人，也是一个良机。”
我心里微微一惊--他这是在公开向我叫板了。他从前不过是一个小食店的侍者，靠着阿谀奉承做上了日本宪兵的密探。同其他日本密探一样，好事没做过，坏事倒做了不少。
“福托普罗先生，我认识你也有不少时间了，如果上午11点钟有空，请到我家里来，我们好好聊聊天。”我决定用邀请他做客的机会，一探虚实。
福托普罗答应了。
上午11点，福托普罗到了。我邀他到我家中的花园中散步，寒暄了几句，我让他在园中的长椅上坐下，直入主题地说：“福托普罗先生，我不知道你是否认识我，我也不在乎你是不是认识我。我要让你知道一件事。听好了。17年前你到哈尔滨来的时候，生活窘迫到连一件衬衫都没有的，也没有一个像样的欧洲人愿意和你交往。只有好心的中国人给了你一份工作，虽然只是一份小食店侍者的工作，但至少让你养活了自己。我知道你的积蓄大概有两三万块钱了。”说到这里，我停顿下来，看着他。他显然很吃惊，不明白我是从哪里了解到他的情况的。
我微微一笑，没有解答他的疑惑，实际上我是从他最亲近的几个朋友那里打听到的。“在你还没有变‘聪明’的时候，没有那些中国人帮你，你早就饿死街头了。”我继续说，“你看，中国人像兄弟般地待你、帮助你，你应该怎么来报答他们呢？”
这时，我听到一阵敲门声，有客人上门了。我开了门，把他迎进了客厅，让他稍等一会儿，我先与福托普罗谈完。
我返回园中对他说：“抱歉，有客人来了，一会儿给你引见。”
这时，福托普罗不解地问我：“万斯白先生，我不太明白你刚才跟我谈话的意思。”
“自日本人到来以后，你就像一名奴隶那样服务于他们。溥仪称帝的时候，你是欧洲人里唯一上书称臣的。自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对中国人干尽了坏事。你的这种行为让我的一个朋友非常不快，今天他到这里来了。”说完，我转身向屋内喊了一声，“老‘影’，你出来吧。”
我斜眼看了一眼福托普罗，发现他脸色都白了。我笑了笑说：“我知道，老‘影’在你和你的同事之间名头是很大的。”这时老“影”已经走到我的身边。他上下打量着福托普罗，冷冷地说：“福托普罗先生，我最亲爱的朋友万斯白先生说你近来爱管闲事，你的这种癖好似乎已经骚扰到了万斯白先生。他可是我的过命兄弟，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如果有人敢让他心情不畅快，我可是不会放过这个人的。”
“如果他让我杀一个人，我绝对不会让他活过这个周末。我希望他要让我杀的人不是你。福托普罗先生，生活是美好的。你看，春天已经来了，漂亮的花也开了。你最好识相一点儿，好好过你的日子，如果不识相……”老“影”说着，从腰间拿出一把手枪在福托普罗面前晃了晃，恶狠狠地说，“老‘影’杀人不眨眼的恶名，很多人是知道的。我刚才说的话你听见了吗？聪明一点儿，要不然我让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这位希腊侦探被吓得魂儿都出了窍，张口结舌地说：“是……是……我一定会遵照您的嘱咐。”然后他转向我，紧张地说：“万斯白先生，我向你发誓，我从未想过要害你，在寺庙门前跟踪你，是中村让我做的。他很恨你，他说要看着你被逮捕。”
“中村？他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我在心里问自己。稍微一想，也就明白了--他受命计划了小开斯普的绑架案，他也是直接害死小开斯普的元凶之一。他是怕我把他的暴行泄露给法官。
“他确信你把小开斯普绑案的内幕提供给了法庭。因为他的名字，法官已经在法庭上提过两次了，所以他才让我跟踪你，找出你与反日志士勾结的证据，然后再把你搞掉。我真的只是执行命令，真的没有坏心思。”福托普罗怕我不信，急急地解释。
“你说他确信我把消息提供给了法庭，是谁告诉中村这个消息的呢？”我问他。
福托普罗摇摇头：“我不知道，请您相信我，中村没有跟我说太多内幕。求求你，帮我跟老‘影’说说，我对你没有恶意。哦，对了。你要小心中村，他怀疑你和义勇军有联系。”
这家伙魂儿都吓飞了。我点点头，示意让他走开。我知道现在从他的嘴里也问不出太多东西了，而且借了老“影”的威慑力，我相信福托普罗暂时不会对我造成威胁了。不过，几个月之后我再来看今天，我会暗暗痛恨自己太自信，因为几个月后，福托普罗就向我报了仇，当时让我几乎丧了命。
绑架小开斯普的匪徒是在6月中宣判的。纵使日本人使尽了诡计，想把绑匪的恶行转移到爱国主义和政治上来，可是中国的法官依然对他们判了刑，四个犯人依法判处了死刑，两个判处了无期徒刑。
哈尔滨的很多民众听到这消息都很欢欣鼓舞，但这种快乐只持续了短短两天。两天以后，处长就把法院的院长与法官捉了起来，并宣告判决无效，接着把这案件完全转移到日本人手上了。6个月以后，三个日本法官宣判了此案件，借口说这些绑匪是爱国行动，把他们统统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