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目睹许多习惯成自然并得到认可的可怕行径,不止一次或数次、百次,而是不计其数。这类行径非常不正直、不人道--我以为是恶中之最--只要一想起就感到厌恶;我为之感到惊诧的程度几乎与憎恶的程度相同。这种出奇的恶毒,如同谬误和放纵一样,都体现了一种活力和精神力量。众人出于共同的需要走到一起,会聚在一处;偶然的结合进而演变成法则;有的法则反映了人类思想中最野蛮的一面,却历久不衰,不亚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定的法则。各种从理论上凭空设想出来的政府模式,荒唐可笑,难以付诸实施。那种关于理想社会形式和最合理的人类组织规范的长期大争论,不过是纸上谈兵,只宜于练练我们的脑子而已;好比"自由艺术"中的某些主题只适宜论战,除此之外并没有任何生命力。对政府构造进行这样的新构思,只能是在崭新的社会中。然而当今人类已经适应了(某种社会形式),习惯了某些习俗;我们不可能再像皮拉或卡德摩斯那样孕育出新的人来。我们也许有可能对人作修正,以新模式来塑造他们,但不管用什么办法,恐怕在矫正他们自然习惯的过程中,难保不破坏一切。有人曾问梭伦:他是否已尽其能力为雅典人制定了最佳的法律,他答道:"是的,起码是他们所能接受的最佳法律。"
瓦罗也以类似的理由为自己辩解:如果是在宗教起源时著书评论,他就会写出自己的想法;但现在宗教既然得到了承认而且已经定型,那他只好就更多地依照习俗而不是按自己本心来作评说了。
一个政体若曾维系、延续民族的生存,便是最佳、最出色的政体,这不是一种看法,而是真理。政府的形式和主要功能取决于习惯的运用方式。我们一般都不满于现状。但我以为,在民主国度中追求少数人统治,或在君主制中要实行另一种政体,都是严重的谬误而且荒唐之极。
爱国爱国,爱其现状;
国为王国,则爱王权;
寡头统治,民主管理,
爱无分别,既生于斯。
--德·皮布拉克
我们不久前才痛失尊敬的德·皮布拉克先生:他品格高尚,思想睿智,性情和蔼!失去他的同时,德富瓦大人也离我们而去,两人的故世对于王室是极大的损失。这两位加斯科尼人诚实高明,为王室出谋献策,我不知道在法国是否还有别人可以替代他们?两个都是杰出人士,表现形式不同,就本世纪而言,均为罕见的精英,各具特点。可是谁让他们投到我们这个时代来的呢?他们和我们的腐败、我们的动乱是何等格格不入!
国家最承受不起的莫过于革新:变革本身就带来了不公和暴虐。建筑物某一部分松动时,可以进行支撑加固,各种事物都会自然而然产生变异和腐化,可予以纠正,使原有的基础和基本原则不致走样太大。但若要推倒这么一座庞然大物,改换其地基,就好比有人为画除尘,结果将原作抹去,或是为了修补瑕疵而全盘打乱,治疗疾病而令病人一命呜呼,与其说改换政权形式,倒不如说是干脆将它摧毁。当今世界已无力自行康复:它自觉负担沉重,想千方百计去掉包袱,甚至不考虑代价。我们从千百个事例中见到:康复的过程往往要付出代价,仅仅除去当前疾患,整体状况没有改观,是称不上恢复健康的。
外科医生除去病痛的肌肤不过是治疗过程中的一种步骤,而非根本目的。他的目标更为长远:期望患处能长出新的健康的肌肉,病痛的肌体能恢复正常。仅仅主张切除病灶并不等于大功告成,因为恶去不一定意味着善来,也许还会引发另一种更严重的疾病。杀害了恺撒大帝的凶手将罗马帝国弄得一团糟,连他们自己都对插手政事感到懊悔。此后,许多人都经历同样的事情,时至今日,依然如此。当今的法国人这方面也可谓经历丰富。重大变革无一例外动摇国家制度,令其陷入一片混乱。
谁若想直接动手整治国家,只要于行动前略加考虑,热情便会很快降下来的。对于革命式的做法,帕库维尤斯·卡拉维尤斯曾通过一个出色的事例纠正其错误。他的同胞曾起而造反,要推翻他们的立法官员。帕库维尤斯是卡普城中的权势显赫的大人物。有一天他设法将元老院的议员们全都囚禁在宫里,接着将民众召集到公共广场上,向他们宣布,长期压迫人民的专制者都掌握在他的手中,手无寸铁,旁无他人,任由摆布,人们可以完全随意申冤报仇。结果决定抽签,按顺序逐个提审,单独判决,裁决当场付诸实施,但同时必须指定一位贤明之士取而代之,以免出现空缺。刚一读出一位议员的名字,人们立即异口同声地声讨他。帕库维尤斯于是说道:"好哇,此为恶人,理应撤职;咱们就另请高明来替代他。"场上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感到为难,不知该推举谁好。有人比较大胆,首先报上一个提名,人群中反对的声音更是响亮,历数此人种种缺点并举各种理由反对他当选,众说纷纭,愈演愈烈。提到第二个议员时,更是糟糕;轮到第三个议员,亦复如是;反对推新的与赞成撤旧的旗鼓相当。一阵骚动之后,毫无结果,人们开始一个个慢慢退去,脑中带着如下的结论:旧有的、熟悉的恶人恶事总比崭新的、未体验过的更容易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