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
这是旧时为学童开蒙的基础教材《三字经》中的一段话，如今的青年人对它大约是陌生的。这里所说的四岁让梨的孩童就是东汉末年的大名士孔融。
孔融（153～208），字文举，汉末鲁国人，孔子的二十世孙。父亲孔宙，做过太山都尉。孔融少时成名，几次辞谢了州郡的辟举，于灵帝时“辟司徒杨赐府”（《后汉书·孔融传》，以下引文凡未另注明者均出此传），开始步入仕途。因出任北海（东汉郡国名，治所在今山东昌乐西）相颇有政声，时人又称他为“孔北海”。建安年间，孔融先后担任将作大匠、少府、太中大夫等职。这时曹操专权，他与曹操政治上颇有分歧，每多乖忤，终于在建安十三年（２０８）被曹操所杀。孔融生值汉室之乱，历经桓、灵、少、献四朝，一生“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终因书生气太足、锋芒太露而不见容于当权者。然而孔融生性耿介，扬善嫉恶，不仅名重当时，“海内英俊皆信服之”，而且很受后人称誉：“懔懔焉，皜皜焉，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那么，这位汉末大名士的性格和为人究竟如何呢？
《后汉书·本传》称孔融“幼有异才”。又据《融家传》记载，孔融兄弟七人，他排行第六。在他四岁时，每次兄弟们一起食梨，哥哥们都拿大的，他却总是拣小的。家中大人问他缘故，他回答说：“我小儿，法当取小者。”为此，他受到孔氏宗族的夸赞。十岁那一年，孔融随父亲来到首都洛阳，当时河南尹李膺名声极大，“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后汉书·李膺传》）。但是他“不妄接宾客”，不是当世名人和通家都不获接见。而孔融还是个孩子，却偏要见见李膺，他对李府守门者说：“我是李君通家子弟，请通报。”李膺请他进来后问他道：“高明（称对方的敬词）祖、父与仆有恩旧乎？”孔融答道：“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在座的人听了无不惊叹他小小年纪如此聪慧，是个“异童”（《世说新语·言语》注引《融别传》）。李膺也称赞他将来“必为伟器。”
三年后，父亲亡故，孔融居家守丧。他此时好学勤读，博涉概览，渐为州里所重。东汉桓灵之际，党锢之祸迭起，宦官把持朝政，蔽塞言路，打击异己，在朝野大肆搜捕诛杀正直之士。当时山阳张俭为中常侍（宦官首领）侯览所怨，被迫四处亡命。张俭因与孔融之兄孔褒有旧，逃避到孔家，恰巧孔褒外出，只有十六岁的孔融在家。张俭见他年少，起初不信任他，孔融说：“兄长虽然在外，难道我就不能为你做些什么吗？”于是把张俭藏在了家中。不料事情泄露，孔融与其兄孔褒一同被捕入狱，兄弟二人争死，郡县疑不能决，只好呈请上司处理，结果上面下诏问了孔褒之罪，孔融反倒因而声名显扬了。当时平原的陶丘洪、陈留的边让都是一时俊秀，孔融与二人齐名，成了当时的大名士。
孔融虽然是“大圣之后”，又在时事动乱的年代成了名士，也曾自许大志，表示要济危靖难，匡扶汉室，但他却缺乏政治识见与匡济大才。在任北海相期间，他的主要政绩是在建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吊死问生等方面，至于说到用兵打仗，这位大名士可就出尽洋相了。他在北海曾多次被黄巾起义军和袁绍的人马所围困，以至于“不能保障四境，弃郡而去”（《三国志·崔琰传》注引《九州春秋》）。一次他在都昌被黄巾军管亥部所困，多亏刘备派兵救援才解围而去。又一次在建安元年，袁绍之子袁谭率兵把孔融围在青州，一连数月，城内守兵只剩下百十来人，形势危在旦夕，而孔融却“凭几安坐，读书议论自若”（同前）。结果只落得“城坏众亡”，自己仅以身免，妻子儿女全都做了俘虏。一方面由于自视过高，议论不切实际，另一方面又因为所任非才，这样，在豪强纷争、群雄割据的东汉末年，孔融虽然“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同前），但终究是无所建树，充其量只能做个名士而已。
孔融一方面高才倨傲，自以为“当时豪俊皆不能及”（《九州春秋》），另一方面也颇具知人之贤。他宽容好士，有谁当面指出他的缺点，他在背后便要称道这个人的优点；如果了解别人的才能而未加荐举，就认为是自己的过失；其余哪怕有一毫之善者，也无不受到他的礼遇。正因为如此，他历官期间，“荐达贤士，多所奖进”。在北海时，他先后荐举了彭璆、王修、邴原等人，又表请朝廷为当时著名大儒郑玄在故里高密特立“郑公乡”。孔融做太中大夫时，每日宾客盈门，他感慨地说：“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孔融这种“喜诱益后进”的作风是始终不渝的，晚年任职少府时，还向曹操竭力推荐吴国名士盛孝章。他在《论盛孝章书》中十分同情“困于孙氏”、“孤危愁苦”的老友，慨叹“海内知识，零落殆尽”。希望曹操能向贤士伸出援助之手，大有“残年哭知己”之感（谢翱《西台哭所思》）。建安元年，孔融结识了比自己小二十岁的祢衡。祢衡也是一位嵚崎磊落之士，他恃才刚傲，疾恶如仇，唯独与同他性格相投的孔融、杨修友善，而孔融也非常赏识祢衡的德才，上书给曹操称道他“淑质贞亮，英才卓荦。……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荐祢衡表》）。但就是这样一位年轻的很有才华的建安作家，终于因为性格狂傲，不容于当世，而过早地招致了杀身之祸。祢衡的死，无疑是预示了孔融命运的结局。
东汉末年，时局动荡，社会思潮渐趋解放，儒家思想已经不能完全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了。孔融虽然身为圣裔，自幼习儒，但由于时代风气的影响，再加上他耿介豪纵的性格，其言论行为常有出格之处，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孔融时常不穿官服，不戴头巾，便装出行。在孔融心中，所谓孝道也是不足守的，他甚至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物寄瓶中，出则离矣。”这种离经叛道的言论，谁能想到竟然出自他这位孔圣人的子孙之口呢？我们再联系到当时汉代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什么王祥卧冰、郭巨埋儿等无稽之谈不断见诸正史，那么，我们不得不佩服孔融的胆识了。
孔融是当时比较正直的士族代表人物之一，他刚直耿介，一生傲岸。早年刚刚踏入仕途，他就初露锋芒，纠举贪官，“陈对罪恶，言无阿挠。”董卓操纵朝廷废立时，他又每每忤卓之旨，结果由虎贲中郎将左迁为议郎。后来在许昌，孔融又常常发议论或写文章攻击嘲讽曹操的一些措施。太尉杨彪因与袁术有姻亲，曹操迁怒于彪，打算杀他。孔融知道后，顾不得穿朝服就急忙去见曹操，劝说他不要横杀无辜，以免失去天下人心。并且声称：“你如果杀了杨彪，我孔融明天就撩起衣服回家，再也不做官了。”（《三国志·崔琰传》注引《续汉书》）由于孔融的据理争辩，杨彪才得免一死。建安九年，曹操攻下邺城，其子曹丕纳袁绍儿媳甄氏为妻，孔融知道后写信给曹操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不明白这是对他们父子的讥刺，还问此事出何经典，孔融回答道：“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当时连年用兵，又加上灾荒，军粮十分短缺，曹操为此下令禁酒，孔融又一连作书加以反对。对于孔融的一再与自己作梗，曹操是早怀嫉恨的，只因当时北方形势还不稳定，而孔融的名声又太大，不便对他怎样。到了建安十三年，北方局面已定，曹操在着手实施他的统一大业的前夕，为了排除内部干扰，开始对孔融下手了。他授意丞相军谋祭酒路粹诬告孔融“欲规（谋划）不轨”，又曾与祢衡“跌荡放言”。罪状就是孔融以前发表的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那段言论。这样，在建安十三年八月，孔融被弃市，妻子儿女同时遇害。
孔融的死固然很大原因是他自己造成的，但与曹操的妒贤害能也不无关系。今天为曹操翻案的人无不称道他的爱贤、求贤、用贤，然而同时也忽略了曹操有时不免心胸狭窄、妒忌贤才、扼杀贤才的另一面。曹操的诛戮孔融、杨修、崔琰、华佗，以及借刀杀祢衡，不都是最明显的例证吗？
孔融不仅是个名士，也是个文学家，被曹丕列为“建安七子”之一（见《典论·论文》）。他死后，曹丕曾为他募集遗文共二十五篇。但这为数有限的遗文，后世又有所散佚，大多只是片断流传，其中诗歌仅存八首。就其传世的作品来看，他的散文胜于诗歌。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在对他做出较高评价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不足之处。孔融散文的特色是以文笔的犀利诙谐见长的，前面提到过的孔融嘲讽曹操父子的书信可以略见一斑。他的两篇《难曹公表制禁酒书》也具有强烈的讽刺性。前篇历数古代哲王圣贤、文臣武将因酒成事，建立功业，得出“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的结论。第二篇更是极尽讽刺揶揄之能事，曹操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反唇相讥道：也有因妇人失天下的，何以不禁婚姻？临了干脆一针见血地揭出曹操的老底：“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孔融在文中强词夺理，反对禁酒是毫无道理的，只能借以显示他跌宕的性格和犀利的笔锋，这或许就是曹丕批评他“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的原因吧。
孔融的散文除了以上特色之外，也不乏深沉委婉的风致，如前文提到的那篇有名的《论盛孝章书》。总起来看，他的散文讲究辞藻的华美和字句的对称，具有浓重的骈俪气息，这是孔融有别于同时其他作家的地方。同时人们指出他的文章“体气高妙”，“奋笔直书，以气运词”（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这又体现了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共同风尚。
与散文相比较，孔融的诗歌显得逊色。其《杂诗》第二首抒写幼子夭折的悲痛，哀婉动人，不失为当时抒情诗中较好的作品。
孔融诗歌中较有认识价值的是他的《临终诗》，诗中悲愤地揭露了“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的社会现实，因为他被杀的罪名多半出于郗虑、路粹等人的深文周纳。在封建社会里，一切正直刚傲、不阿权贵的人士大约总免不了蒙冤遭害的不幸命运。“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这声调固然是悲观绝望的，但它毕竟是孔融对黑暗现实发出的最后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