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年
1724年，在人类史上没有重大的意义，然而也并非完全乏善可陈。路易斯安那（新奥尔良州）的总督发布了“黑色法典”，藉以箝制黑人并驱逐犹太人。与此同时贵格教会与门诺主义者起草了他们的第一份反奴隶宣言。在费城第一个欧洲式的行会成立；在爱尔兰（当时仍为英格兰的属地，由外来的领主进行大规模的开发），乔纳森·斯威夫特发表了《布商的信》，鼓吹爱尔兰人抗拒威廉·伍德的计划，因为他取得了铸造爱尔兰新币的专利，却意图操作贬值从中取利。以“彼得大帝”闻名的彼得一世创立了俄罗斯科学与艺术学院。保罗·达德利发现了谷类杂交的可能性。赫尔曼·布尔哈夫在他的《化学元素》一书中主张热是一种流体，华伦海特说明了水的过冷现象。韩德尔完成了两部不甚著名的歌剧《恺撒》以及（《帖木耳》。拉莫完成了三部大键琴作品集的其中之一。丹尼尔·笛福发表了《罗珊娜》与《新环游世界》。勒萨日完成了小说《吉尔·布拉斯》的第二卷。拉法耶特女伯爵的遗作《丹德的女伯爵》在此时问世。贝尔纳·德·丰特奈尔完成了《神话的起源》，探讨神话的心理学的和知识的起源，破解一般人的迷信。克劳德·比菲埃出版了《论第一真理与理智判断的根据》，揭露人类知识的基本原理。大卫·休谟则是爱丁堡大学的二年级学生。
在普鲁士，1713年即位的腓特烈·威廉一世（1688-1740）兢兢业业地进行统一的工作，并凭借微薄的税收，培养出一支优秀的军队。在1713年前几年间，他完成了政府改造的工程的关键准备，统一了政令系统，由总理院涵括一切的政务。这个组织后来成了一个有效率的官僚系统，节省了皇室的开支，并进而使岁入加倍，提供了充足的军费来源。1723年威廉一世并且在哈勒敬虔会狂热的信徒的压力下，放逐了克里斯蒂安·沃尔夫。他们所持的理由是，沃尔夫接受莱布尼茨“预定和谐”的理论，其中蕴含了宿命论，可能为逃兵提供借口。事实上，这样的可能性的确存在，因此威廉一世甚至完全禁止了沃尔夫思想的传播。如此一来，反而使沃尔夫成了启蒙运动的焦点人物。由于普鲁士威胁要将沃尔夫处死，于是他辗转在马堡大学落脚，于1724年出版了代表作《论自然界之目的因》在这部探讨目的因的著作里，沃尔夫剖析了自然世界是如何地理性而井然有序。
这些发生在普鲁士及世界各地的事件或早或晚都会在哥尼斯堡留下烙痕。普王的某些措施甚至带来了立即而明显的改变：哥尼斯堡是在1724年间由旧城、勒贝尼赫特与克奈普霍夫三个城镇合并而成的，以利于管理和提高行政效率（例如绞刑台就由原先的三架缩编成一架）。该年，教会领袖罗加尔重返哥尼斯堡为普王效力。由于他是沃尔夫在哈勒的死敌所培养出来的敬虔教派信徒，颇能得到同是信徒的普王的信赖。他履新以后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把沃尔夫哲学的支持者逐出哥尼斯堡大学。自然哲学教授费合尔（1686—1751）最后也遭遇到了与沃尔夫相同的命运，原因是罗加尔向柏林打小报告。
这一年的4月22日，伊曼纽尔·康德诞生于哥尼斯堡。在《旧普鲁士年鉴》里，那一天称为“埃马努埃尔”，因此他的教名就叫“埃马努埃尔”。康德后来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伊曼纽尔”，因为他认为如此更接近希伯来语字源的发音。“埃马努埃尔”或“伊曼纽尔”的原义是“与上帝同在”。康德认为这是最适合的名字，对它感到相当自豪，甚至在晚年为文阐释它的意义。康德认为有必要对自己的名字进行批判甚至勘正，或许是很有意义的事。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终其一生都对这个名字的字面意义感到自在且自信。康德自主、独立、自己靠自己的品格，可能预设了—个乐观的信念，亦即这个世界是个有目的的整体，而其中的一切，包括他自己在内，皆有定所。
埃马努埃尔的父亲是哥尼斯堡的马具师约翰·格奥尔格·康德母亲则是当地另一个马具师的女儿安娜·雷吉娜·康德，娘家姓罗伊特。约翰原籍蒂尔西特，后来才移居到哥尼斯堡。他与安娜在1715年11月13日结婚，使他得以在事业上自立门户。当时的工匠若要开业，必须加入行会。由于行会严格限制一个地区店铺的数量，娶老师傅的女儿就成了许多业外人挤进这个职圈的惟一办法。要取得开业的资格，要不然就是生为行会师傅的儿子，要不然就得与某个师傅的女儿结婚。安娜则是卡斯帕尔·罗伊特与雷吉娜·罗伊特的女儿。卡斯帕尔原来也是外地人。他来自与哥尼斯堡素有密切贸易关系的纽伦堡。
取得师傅头衔的条件，是提交一件成熟的作品并且取得执业地点的公民权。公民权通常意味着当事人或者至少其家属有人拥有不动产。但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在行会中完成注册。从入会的那一刻起，包括他自己以及他的家庭都必须遵从行会特殊的规范与习俗。进入行会之前，申请人与他的妻子必须提交出生证明。传统上，行会不太接受官方的约束，习惯于自行仲裁内部纠纷。行会的旧俗支配着商人们的生活，在生意上没有给予他们太多的自由空间。例如学徒与熟手的人数都有严格的规定。技术差的工人不准在业界工作，商品的价格也不是由市场调节。行会的组织基本上是个封闭的系统，其规则与机制则压抑了自由竞争，并以此提供相当的生活保障。作为业界的师傅，康德的父亲对熟手与学徒享有的支配权，以我们的眼光来看，或许很不合理。举例而言，一个熟手要迁移必须得到他的准许。另外行会还享有惩罚会员的权力。
在哥尼斯堡，每个行会在各个行政区都设有代表处，每个代表处都设有项目账户，用以济助会员处理丧葬与贫病等境况。一个师傅过世之后，商会通常有责任照顾他的遗孀。的确，对一个会员而言，“行会有如教会，包办了人生当中的一切”。手工业的匠人自视甚高，对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非常在意，并刻意突显自己与下层阶级的不同。“荣誉感”不仅在事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时与身份背景有密切的关联。一个行会的会员属于“尊崇”的族群。撰于18世纪的一篇记述苏黎士行会情境的文字或许可以让我们窥探哥尼斯堡的状况：那些所谓的绅士因为过于趾高气昂而被社会的中层阶级的老老少少所憎恶，可说是其来有自。类似“我是一个绅士也是公民”的言辞是很霸道的声明，在他们与被视为低阶层的人或者乡下佬、外国人的争吵中屡见不鲜。……我的父母日常光顾的面包师傅伊明格是一个精明老练的生意人。在我成为公民的那个时期，他是隶属于行会的师傅，因而受到尊崇，他同时也是议会的成员，享有很高的声望。像他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甚至不少工匠的地位等同于高等议会的议员。高等议会议员严格的筛选方式（他们乃是由议会的成员与行会的长老推举）将无可避免地造成遗族派阀的权力垄断——如果不是行会合作争取到两个高级干部的位置的话……行会系统最大的党团是由肉商所组成，接下来是面包师与磨坊主人，至于鞋匠与裁缝师在高级议会里则仅仅各有一个代表。马具师在职业上与鞋匠以及鞍辔师有密切的关联。马具师生产运输马的配件、马车、雪橇以及其他相关的交通用具，在普鲁士，建造车棚也是他们的工作。他们使用的主要材料是皮革，需要的工具与鞍辔师大致相似。康德的父亲和大部分的技匠一样，在自己的家里辟工作室。虽然马具师的行会阶层不高，但他们毕竟是行会系统的一部分。作为这个族群的一分子，康德一家或许不甚富裕，但他们必然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为他人所尊重，并且保有高度的荣誉感。康德既是一个师傅的儿子，当然享有某些与生俱来的特殊待遇。
康德一家原来住在市郊，房子原先属于康德的外祖母雷吉娜·罗伊特的继父。房子的继承人似乎是康德的外祖父母，康德的父母并未成为其持有人。它的建地狭窄但颇有纵深，像哥尼斯堡其他典型的建筑一样有三层楼高，另外附有一间库房，一个小花园，甚至还有一块草皮，虽然谈不上豪华，但以18世纪的标准而言，至少堪称舒适。埃马努埃尔的父亲显然赚取了很好的生活条件。虽然马具师不是一个致富的行业，与肉商或面包师不能相比拟，但养家糊口绰绰有余。埃马努埃尔的父亲可能偶尔雇用学徒或熟手，但如果他大部分的时间独力作业在当时亦属平常。可以断定的是，康德的家里至少有一个寄宿的女仆。另外康德在年轻的时候应该与父亲的工作时有接触。
埃马努埃尔排行第四，但在他出生的时候，只有一个五岁的姐姐存活下来。在领洗的那天，安娜为他填写以下的祷文：“愿上帝以耶稣基督之名依其恩宠的圣约摄护，直到他人生的最后一刻，阿门。”对于已经失去两个孩子的她而言，新生儿的名字自然不外是一个幸运的象征。它反映了深切的忧虑，怜眷之情溢于言表。事实上，康德顺利活到老年的几率并不算高。在康德之后出生的五个孩子当中，只有三个活下来（两个妹妹以及一个弟弟）。换言之，康德家出生的九个小孩当中有四个夭折。虽然在18世纪这不是少见的命运，对于埃马努埃尔的母亲而言，想必也是不易承受的打击。
虽然在埃马努埃尔的童年当中家境宽裕，但情况在他稍微年长之后迅速地恶化。1729年3月1日，他的外祖父去世。约翰似乎同时也负责照顾岳父的事业。岳父死后，他顿时成了岳母惟一的经济来源，两边照应让他顿感左支右绌，四年之后（1733年）他们举家迁出了当时的住所，搬到外祖母的家里，或许是为了方便就近照料。新居是一幢较小、较不起眼的平房建筑，坐落在市郊，对成长中的家庭而言，空间颇为局促。开放式的厨房，一个大客厅，两三间小卧室，里头的陈设稀稀落落，这就是他们的生活空间。房子位于“鞍辔匠街”上。根据溯自中世纪的传统，那是一条当地的鞍辔师与马具师群居的街道。
这个新的营业场所生意不如以往。虽然埃马努埃尔的父亲过去也不怎么飞黄腾达，但现下他的收入一日不如一日，原因之一是竞争的对手增多，其二则是父亲的年岁渐大。第一个原因并不完全是搬家所致。它也是18世纪早期行会系统危机深化的自然结果。虽然当时行会系统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但也累积了不少弊端。从1731年8月14日发表的《皇家议会关于行会滥用职权的意见书》可以看出端倪。当时各个行会互扯后腿，师傅与助手之间的关系也已生变，王室从而下令收回或削减其部分权力，并彻底加以改组，以促使：会员检点自己的行为并服从官方的指令。然而，我们过去宽容的态度难免也得加以检讨，技师与熟手们必须充分了解，如果他们不改变不负责任、恶劣以及一意孤行的作风，皇室与议会将循其他国家的先例，断然压制并解散一切行会组织，以维护因其违法的私斗受损的会众利益。行会的争端当然也波及康德一家。但约翰与安娜在他们的儿子眼中始终保有良好的形象：我仍然记得……马具师与鞍辔师有一次一起激烈争夺一笔生意，我的父亲为此深受困扰。尽管如此，父母始终以最大的尊重与爱对待他们的敌手，并且相信天意。虽然我当时只是个小孩子，这个事件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这两个行业如何彼此冲突，我们不难理解。它们的客源基本上是重叠的，提供的商品也类似。马具师与鞍辔师做的是雷同的买卖，不同的地方在于马具师仅有两年的学徒生涯，鞍辔师则要三年。鞍辔师可以兼做马具，马具师则不许做马鞍。为了争取有限的订单，鞍辔师常常侵入马具师的市场。在巩固地盘的防御战中，马具师大致上处于下风，在康德出生时的许多日耳曼地区里，马具师这个行业已告消失。
约翰刚好处在马具师这个行业在哥尼斯堡渐趋式微的年代。他的收入不断缩水，在1730—1740年间，越来越难以维持生活。约翰想必已经明白自己是在打一场没有希望的仗。即使他改变不了事实，但至少他已明白鞍辔师的入侵有欠公平。尽管如此，他也极力避免让这些困扰破坏家中的气氛，虽然家庭与工作有紧密的关联。
一位曾滞留当地的制革工人克伦纳曾留下一篇以一个平凡的熟手的角度观察20年代早期哥尼斯堡的记录：哥尼斯堡：普鲁士布兰登堡州的首府……那是个很开阔的地方。我在立户于罗斯加敦区的海因里希·加勒特的门下当学徒有九个月之久。
每个牧师都必须缴纳一块钱的杜卡币给路德教会的主教。因为必须评论圣经之故，主教拥有圣经学的博士学位。此外，无论他到达什么地方都必须讲道。普鲁士王在此设了一家孤儿院，由哈勒的弗兰克教授设计建造。孤儿院里有一座小礼拜堂。虽然教员们都是敬虔教派的，却也颇会讲道……
这里的食物像普鲁士的其他地方一样非常简单。一个星期当中有三四天是相同的食物，亦即腌猪肉与鱼肉，一而再再而三地加热；面包虽是黑麦制成，还相当可口，面粉磨得不细，与谷皮一起烤，面包里时常有麦梗，倒是啤酒相当出色。普鲁士的佐餐啤酒常常比施勒西恩区有品牌的啤酒更好。
因为有士兵的关系，熟手不能出现在公共场所。他们必须呆在旅馆里，因此以赌博打发时间，这在哥尼斯堡不足为怪。不过，若有人胆敢在教堂作礼拜的时候在酒吧里喝酒，则有遭拘捕之虞。由于此地征调新兵的动作加大，而且他们竭尽所能要让我入伍，于是我又回到了但泽市。康德家的菜单可能与前述的文字所记载的一样单调，并且大部分的时候更加节省。但这并不表示康德的家是贫困户，因为当时普通的工匠生活水准大致如此，至少在母亲仍健在的时日里，他们的家境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