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轲
孟子名轲，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人，约生于公元前372年，约卒于公元前289年。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子思受业于孔子的学生曾子。孟子曾以他的仁政学说游说诸侯。他曾到过齐、宋、鲁、滕、魏，但他的学说终不见用，“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一生的经历、活动和遭遇都和孔子相似。到了北宋以后，中国封建学者对孟子的著作，从正统派唯心主义观点给以系统的注释、发挥，他的著作列为封建士大夫必读的经典。孟子被封建统治者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1册第132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9月第2版）
孔子论及军事，只有三言两语。而孟子则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军事思想，把儒家对于军事问题的阐述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战争和军事问题上，孟子竭力反对兼并战争，认为只有以德服人，施行仁政，才能统一天下；对他所认为的‘吊民伐罪’的正义战争，则热情予以肯定；他通过历史经验的总结，指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心的向背，提出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著名论点。”（邱少华、牛鸿恩《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上册第21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10月）
《孟子》一书，是研究孟子军事思想的直接材料。《孟子》的通行注本有赵岐《孟子章句》、朱熹《四书集注》、焦循《孟子正义》、杨伯峻《孟子译注》等。
孟子的军事思想是围绕着“仁”展开的。孟子的军事思想大致可以概括成两点：一、赞美正义之战，憎恨不义之战；二、仁者无敌。这两点，我将分别进行论述。
一、赞美正义之战，憎恨不义之战
孟子所赞美的正义之战和所憎恨的不义之战，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正义之战和不义之战。孟子对于战争正义与否，他自有标准。孟子认为，攻伐战取之事，是否可行，就看是否合符仁义，民心向背如何；战争正义与否，也看是否合符仁义。孟子还把战争的惨烈程度作为衡量战争正义与否的一条标准。
齐宣王问孟子道：“成汤放逐夏桀，武王攻伐商纣，有这样的事吗？”孟子回答说：“史籍上有这样的记载。”齐宣王问孟子：“臣子杀了他的国君，这是允许的吗？”孟子说：“伤害仁德的人叫做‘贼’，伤害道义的人叫做‘残’。残贼的人就叫做‘独夫’。我听说诛杀了独夫商纣，没有听说弑了国君。”从孟子和齐宣王的对答中，鲜明地体现了孟子军事思想中进步性的一面。汤放桀、武王伐纣是正义的战争，孟子赞美对了。
齐国进攻燕国，齐国获得了胜利。齐宣王问孟子：“有人劝我不要占领燕国，也有人劝我占领它。以一个大国攻打一个实力相当的大国，只用五十天就攻下来了，光凭人力是做不到的。如果不占有它，上天一定会降下灾祸。占有它，怎么样？”孟子回答说：“如果占有它，燕国人民感到欣悦，那就占有它。古人有这样做过的，周武王灭商就是。如果占有它，而燕国人民不感到欣悦，那就不要占有。古人有这样做过的，周文王[不灭商]就是。以齐国这样的大国进攻燕国这样的大国，燕国人民却用竹篮盛着饭食、用瓦壶盛着酒浆来欢迎您的军队，难道有别的原因吗？是为了躲过水深火热的苦难日子啊！[这种日子]像水日益加深、像火日益加热，他们就只好转而寄希望于齐国了。”在这里，孟子把人民表示欣悦，表示欢迎作为攻伐战取之事可行的前提条件。
滕文公问孟子：“滕，是个很小的国家，处在齐、楚两个大国之间，是服事齐国呢，还是服事楚国呢？”孟子回答说：“这个问题不是我力所能及的。如果一定要说，那就说这么一点：挖好这护城河，修好这城墙，与人民一起守卫它；如果人民宁愿献出生命而不离去，那就有办法了。”孟子仍然强调了加强战备、得民心、与民共守，才是滕国唯一正确的做法。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已极为剧烈，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死伤越来越多。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孟子对人民的命运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对他认为的不义之战表示了极大的憎恨。《孟子·离娄上》载：孟子说：“冉求做季康子的家臣，不能改变他的德行，反而使田赋收入增加，比往常多了一倍。所以孔子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弟子们大张旗鼓地攻击他，都是可以的。’从这里看来，君主不行仁政而使他致富的人，都是孔子所唾弃的；又何况替他拼命作战、兼并土地的人呢？为争夺土地而战，尸横遍野；为了争夺城池而战，血流满城。这就叫做率领土地来吃人肉，真是死有余辜。所以，好战的人应该受最重的刑罚，连结诸侯挑拨战争的人应该受一等的刑罚，即使那些不断开荒扩地、刺激统治者的兼并欲望的，也应该受第三等的刑罚。”
孟子认为，义战是不会造成大规模流血惨象的。因此，孟子怀疑《尚书》记载的真实性。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那不如没有《尚书》。我对于[记载武王伐纣之战的]《武成》篇，就只取用它的部分内容。仁人是无敌于天下的，以武王这样最仁德的人去讨伐商纣这种最不仁德的人，怎么战斗会如此激烈，乃至血流漂杵呢？”孟子过分迷信古代圣人的义战了。战争是流血的政治，那有打仗不流血的呢？
由于孟子对战争流血惨象的愤懑，所以他坚决反对驱使未经训练的人民去作战。孟子说：“不先教练人民就用他们作战，这叫做殃民。殃民的人，在尧舜盛世是无容身立足之地的。[不先教练人民就用他们作战，] 即使是一仗就打败齐国，从而夺得南阳，也是不可以的。”
二、仁者无敌
仁者无敌，这是孟子军事思想的核心。《孟子·公孙丑上》：“以德行仁者王”。 《孟子·梁惠王上》：“王者无敌”。《孟子·公孙丑下》中提出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著名论点，邱少华、牛鸿恩指出：这里所说的“道 ”，即“正确的治国方法。孟子指的就是仁政。”（《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上册第220页）
《孟子·梁惠王上》“通过对比的方法，指出只要施行仁政，改善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并注重礼仪教化，就能得民心，用木棒也可以打败强敌。”（《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上册第212页）梁惠王对孟子说：“魏国，天下没有哪个国家比它更强大了。这是您所了解的。可是，到了我本人，在东边，被齐国打败，连大儿子也死在那里了；在西边，丧失给秦国七百里土地；在南边，又被楚国打败，受到侮辱。我对此感到羞耻，希望为战死者洗雪所有的仇恨。该怎么办才可以呢？”孟子回答说：“土地长宽各一百里就可以统一天下。您如果对人民施行仁政，减少刑罚，减轻税收，让人民深耕细作、及早除草；然后使壮年人在农闲时学习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尽本分、守信用的品德，在家用此侍奉父兄，在外用此来服侍上司。这样，就能做到用木棍也可以鞭打秦楚两国的盔甲坚实、兵器锐利的军队了。他们秦国楚国侵夺了人民的农时，使他们不能从事耕作来养活父母，父母受冻挨饿，兄弟妻子离乡背井。他们是在坑害虐待自己的人民。您如果前去征伐，有谁来跟您为敌呢？所以说：‘仁德的人天下无敌。’您不必再有疑虑。”
孟子主张王道，反对霸道。他认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孙丑上》）。孟子说：“依仗实力而假借仁义之名进行征伐的，可以成就霸业，成就霸业一定要凭借国力的强大。依靠道德来施行仁政的可以成就王业。成就王业不必靠国土的广大：成汤凭着七十里的土地，周文王凭着百里的土地。依仗实力来使人服从的，别人不是心里信服，只是力量不足[不能抗拒]罢了。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别人内心喜悦而真诚信服，就如七十二贤人信服孔子一样。《诗经》说：‘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无人不想归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孟子总结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真理。《孟子·离娄上》中的一段论述可以和“人和”、“多助”、“寡助”之说参看。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公孙丑下》章详细阐述了“天时”、“地利”、“人和”与“多助”、“寡助”之说。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孟子·滕文公下》章把“以德行仁者王”、“仁者无敌”的思想表达得更加具体和理想化。本章虽然有美化商汤、周文王之嫌，但孟子看到了两种性质不同的战争。
万章问孟子：“宋，是个小国，如今打算实行仁政，齐、楚两个大国因此而怀恨，出兵攻击它，该怎么呢？”
孟子说：“成汤住在亳都，跟葛国是邻国。葛伯放纵无礼，连祭祀都不要了。成汤派人去问他：‘为什么不祭祀？’葛伯回答说：‘没有用来做祭品的牛羊。’成汤派人送给他牛羊。葛伯把牛羊吃了，不用来祭祀。成汤又派人问他说：‘为什么不祭祀？’葛伯回答说：‘没有用来做祭物的粮食。’成汤派亳地的群众去替他们耕种，让老弱的人去送饭。葛伯率领他的百姓拦住带着酒菜饭食的成汤派去送饭的人进行抢夺，不交出来的就杀了。有个孩子去送饭食和肉，葛伯把他杀了，夺走了饭和肉。《尚书》说，‘葛伯仇视送饭者’，说的正是这件事。成汤就由于葛伯杀了这个孩子来征讨他，天下人都说，‘汤不是要夺取天下的财富，而是为普通男女报仇啊！’‘汤的作战，从葛开始。’由此而征伐了十一国，所向无敌。他向东方出征，西方人民就不满意；他向南方出征，北方人民就不满意，都说：‘为什么把我们这儿放在后头？’人民盼望他的到来，就像大旱之时盼望下雨啊！[汤的军队来到的时候]做买卖的照样做买卖，种地的照样种地。杀掉暴君，安抚人民，就像下了及时雨，人民极为高兴。所以《尚书》说，‘盼望我王快来到，我王来了人民不再遭殃。’”
孟子还列举了周文王征伐的例子来说明“仁者无敌”的思想，并回答万章的问题。孟子说：“‘有的国家不臣服，文王就向东讨伐，去安定那里的百姓，人们就把黑黄两色的丝帛放在竹筐里，请求见到文王，得到温暖，自愿归服大周国。’那里的长官把黑黄两色丝帛放在筐里来欢迎周的长官，那里的百姓用竹篮盛着饭食、用瓦壶盛着酒浆来欢迎周的士兵。文王征伐，只是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杀掉那残民的暴君罢了。《太誓》说，‘我大周的勇武得发扬，攻进邘国的土地上，杀掉邘国的坏君王，通过征战声威广，比成汤的功绩更荣光。’所以说，不实行仁政也就罢了，如果实行仁政，全天下的人都抬头盼望，愿意以他作国君；齐楚两国虽然强大，有什么可怕呢！”
孟子还用解字的方法来论证仁者无敌的观点。孟子说：“有人说，‘我善于布阵，我善于作战。’这就是大罪过。一个国君如果喜爱仁政，就会无敌于天下。向南方进军，北方人民就不满意；向东方进军，西方人民就不满意，说：‘为什么把我们这儿放在后头？’周武王讨伐殷纣，战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武王说，‘不要害怕，我是来安定你们的，不是来和人民为敌的。’人民都磕着响头，行起跪拜大礼来。征的意思就是正，各方人民都希望[仁人]前来端正自己的国家，这哪里用得着作战呢？”
荀况
《荀子》，亦名《孙卿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三十三篇。“王应麟考证，谓当作三十二篇。刘向《校书序录》，称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三篇，以相校除重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三篇，为十二卷，题曰《新书》。（唐）杨倞分易旧第，编为二十卷，复为之注，更名《荀子》，即今本也。”（《国朝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儒家类》）今存《荀子》三十二篇，基本上是荀子自己的著作，少数篇章是其弟子的记述。《荀子》通行注本有（唐）杨倞《荀子注》，清人王先谦《荀子集解》，近人梁启雄《荀子简释》。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人。“汉人或称曰孙卿，则以宣帝讳询，避嫌名也。”荀子的生卒年月不可详考。“考刘向《序录》，卿以齐宣王时来游稷下，后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废。然《史记·六国年表》，载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记》称卿年五十始游齐，则春申君死之年，卿年当一百三十七岁，於理不近。晁公武《读书志》，谓《史记》所云年五十，为年十五之讹，意其或然。宋濂《荀子书后》，又以为襄王时游稷下，亦未详所本。总之战国时人尔，其生卒年月，已不可确考矣。”（《国朝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儒家类》）荀子的生年约是公元前313年，卒年约是公元前238年。
荀子是孟子之后的儒家大师、学者和教育家。荀子在军事上也颇有见地。“荀子的军事思想，集中地反映在《议兵》篇里，其他许多篇章也有所论述。它的内容是很广泛的，从中可以看到儒家一脉相承的观点，也可以看到在新形势下对传统思想的发展、充实和改造，显示着荀子自己的特色。”（邱少华、牛鸿恩《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荀子·前言》）
一、不战而胜的王道理想
邱少华、牛鸿恩《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荀子·〈王制〉提要》：“荀子以不战而胜的王道为最高理想，与孟子同。但由于时代的不同，战国争雄的局面也已大不相同，他对霸道是津津乐道的，这一点和孟子异趣。”
荀子是从分析王者、强者、霸者对征战的不同态度、措施和效果来肯定王者以仁义服天下的原则的。荀子认为，单纯靠武力争天下必然事与愿违。《荀子·王制》说，行仁义就可以“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荀子的王道最高理想，实在充满了幻想色彩。殊不知，警察、监狱和常备军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何以争夺天下。不运用强大的武装力量，何以夺取天下。
荀子详尽分析了单纯依靠武力者的得失。单纯依靠强力的：别国或筑城坚守，或出城接战，而我方只是以强大的兵力去战胜它，那么一定给敌我双方的人民造成极大的伤害，敌我双方的人民非常憎恨我。这样，敌方的人民天天想着跟我战斗，而我方的人民每天都不想替我战斗。这就是强者变弱的原因。由于争夺，土地扩大了而人民却减少了，劳苦多了而功绩反而少了，需要守卫的土地增加了，用来守卫土地的人减少了。这就是大者变小的原因。各诸侯国总是窥测强者大者的空子，乘着强者大者的困境，这就是强者大者危殆的时候。荀子认为，真正的致强之道是“虑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天下无王霸主，则常胜矣。”（《荀子·王制》）
荀子认为霸者同强者不同。他们“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荀子·王制》）谨慎地招募挑选武艺高强的人，然后不断用奖赏去引导他们，用严厉的刑罚去制约他们。“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则诸侯亲之矣。修友敌之道 ，以敬接诸侯，则诸侯说（悦）之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敌之道，天下无（霸）主，则常胜矣。是知霸道者也。”（《荀子·王制》）“天下无霸主”中的“霸”字是衍文，依王念孙说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