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
孙膑是战国中期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谋略家，是春秋末期大军事家孙武的后世子孙。
孙膑出生在齐国的阿、鄄（今山东阳谷、鄄城），生卒年月不可考。根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关于“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的说法，以及《战国策》、《孙膑兵法》的有关记载推断，大致是周显王、周慎靓王、周赧王即齐威王、齐宣王时人，就是公元前356年至公元前301年时候的人。孙膑与商鞅、孟轲同时期。孙膑原名不叫膑，因被施以膑刑，故时人称其为孙膑。
孙膑曾与庞涓学道深山，同习兵法。学成之后，二人先后出仕魏国。庞涓先到魏国，被魏惠王任命为将军。可他自知才能不及孙膑，却又担心魏惠王重用孙膑。因此，庞涓秘密派人把孙膑召到魏国。孙膑赴魏之后。庞涓寻机对他施以酷刑，“断其两足而黥之”，孙膑成了“刑余之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春秋战国时期，“刑余之人”是不能入仕的。孙膑后来离魏赴齐，他被励精图治、求贤若渴的齐威王任命为军师。孙膑和齐将田忌一起，指挥了最负盛名的“围魏救赵”即齐魏桂陵之战和齐魏马陵之战。
孙膑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齐国。马陵之战以后（公元前341年），田忌为齐相邹忌所迫逃往楚国，孙膑的活动也从此绝于史传。
一、《孙膑兵法》其书
《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一样，在我国历史上是很受推崇的军事典籍。但是，《孙膑兵法》以后失传了，《隋书·经籍志》中即不见着录。因此，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人们对于孙武和孙膑是否各有兵书传世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长期以来竟成了史学界的一个悬案。一九七二年四月，《孙膑兵法》在失传 了一千多年以后，从山东省临沂银雀山一座西汉前期的古墓中，与《孙子兵法》及其它先秦兵书同时发现了，从而顺利地解决了上述悬案。这一发现，为我们研究我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尤其是为我们研究孙膑的军事思想，提供了新的宝贵资料。
《孙膑兵法》最早着录于《汉书》。《汉书·艺文志》载，《孙膑兵法》有八十九篇，图四卷。可是，山东省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经过初步整理，一九七五年二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将《孙膑兵法》的内容分为上编和下编，每编各十五篇，计三十篇。一九八五年九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第一辑中所收录的《孙膑兵法》，即对原来上编的十五篇分别作了补充、删节，另外补入《五教法》一篇，更改为新编十六篇，原下编中那十五篇，一时尚无确据可以定为《孙膑兵法》内容，则另外编入先秦“论政论兵之类”。这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出入很大。由于出土竹简严重残缺，现在整理的《孙膑兵法》难以看出全书原貌。不过，从现在已经整理出来的内容可以看出：《孙膑兵法》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吴子兵法》等兵书的军事思想，总结了战国中期的战争经验，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
我们所见的《孙膑兵法》，可能是汇编整理而成的。《孙膑兵法》的体裁与《孙子兵法》截然不同。《孙子兵法》显得流畅自然，和谐统一，体裁一致。《孙膑兵法》则不然，体裁庞杂：其中有战例介绍：如《擒庞涓》；有谈话纪要，如《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有专题论文，如《篡卒》、《月战》、《八阵》、《势备》；从有“孙子出而弟子问”等语来看（《孙膑兵法·威王问》），还可能有孙膑讲授兵法的记录。看来，《孙膑兵法》是专题论文等汇编整理而成的。刘心健在《孙膑兵法新编注译》中断言：《孙膑兵法》是“其弟子根据孙膑的军事经验而整理出来的军事名着”（ 第10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孙膑的军事思想及其在军事理论上的成就，集中反映在《孙膑兵法》中。本文的原文和译文依刘心健《孙膑兵法新编注译》。
二、对战争的看法
在战争问题上，孙膑明确提出了战胜强立、慎战、事兵后动、战而胜之的思想。
（1）战胜强立，举兵绳之。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用来解决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孙膑意识到了战争的巨大作用，提出了用战争解决问题的主张。孙膑在初见齐威王时，针对当时天下的形势，阐明了自己的战争观。《孙膑兵法·见威王》：“兵者不可不察”，“举兵绳之”，“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同时，孙膑批驳了“欲责（积）仁义，式礼乐，（垂）衣常（裳）以禁争捝（夺）”的谬论（《孙膑兵法·见威王》）。他运用五帝、三王用兵攻取的历史典故，说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说：古时候，神农讨伐补遂；黄帝战蚩尤于涿鹿；尧伐共工于幽州；舜伐管；汤放桀于南巢；周武王征伐商纣于牧野；商奄再叛，周公出兵东征平定。所以说，那些功德不如五帝，才能又不及三王，智谋赶不上周公的人，却说什么我要用积累仁义，推崇礼乐，不用武力的办法来禁止争夺，平治天下。这并不是尧舜不想那样做，而是根本办不到，所以，只能用战争的办法来禁止争夺而实现万民归服，天下统一。
（2）乐兵者亡，慎重战争。
孙膑坚决反对“乐兵”、“利胜”，对战争持慎重态度。孙膑认为，战争的胜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战胜了，就可以挽救国家的危亡，使之世代延续下去；战败了，就要削地而危及社稷。因此，孙膑同齐威王讨论军事学术问题时说：“乐兵者亡，利胜者辱。”（《孙膑兵法·见威王》）战争实践告诉我们：穷兵黩武势必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巨大消耗，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的战争灾难。孙膑慎重对待战争的思想是可取的。
（3）事备后动，战而胜之。
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做好战争的准备。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因此，《孙膑兵法·见威王》强调“事备而后动”。孙膑认为，“用兵无备者伤”（《孙膑兵法·威王问》）。对于战争的准备，孙膑强调了两点：第一，“有委”（《孙膑兵法·见威王》），即要有充足的各种物资准备。孙膑说：城小而能坚固防守的，是由于有充足的物资储备。《孙膑兵法·强兵》中记述了齐威王与孙膑论强兵之道的情况。孙膑否定了“政教”、“敛”、“散粮”和“静”为强兵之道，明确提出只有“富国”才是“强兵之急者也”，深刻揭示出经济对军事的基础作用和战争对经济的依赖关系。第二，“有义”（《孙膑兵法·见威王》），即出师有名，正义的战争。孙膑说，兵少而战斗力很强的，因为进行的是正义战争。孙膑的所谓“有义”，乃是新兴地主阶级进行战争的政治标准，就是指所进行的战争要有正当的理由，适应民众的情绪，争取民众的支持，达到战争的目的。
三、治军思想
在《孙膑兵法》中，关于治军的论述比较多，并有《五教法》篇。这足以说明，孙膑是重视新兴地主阶级军队的建设的。
（1）“善教者於本，故曰五教”。
《孙膑兵法·五教法》：“善教者於本，不临军而变，故曰五教：处国之教一，行行之教一，处军之教一，处阵之教一，隐而不相见利战之教一。”即是说，凡是善于掌握、指挥用兵作战的国家将帅，首先要抓住军队的建立和加强教育训练这个根本，才能避免面临战斗时的慌忙错乱。所以说必须实行五教：即处国之教，行行之教 ，处军之教，处阵之教，隐而不相见利战之教这五个方面。《五教法》篇的内容论述的是对军队的组建和教育训练的五种要求，但五种要求的内容无一完整无缺，特别是“处军之教”和“隐而不相见利战之教”，论述的内容仅存题目，其它的内容也仅能窥其片段。“处国之教”主要讲军队的组建，另外讲了士卒要具备“······孝弟良五德”。刘心健注：“五德：《孙子·计篇》谓将帅必须具备的五种德性为：‘智、信、仁、勇、严’。三国时曹操注：‘将以五德备也’。本篇仅存：‘孝、弟、良’上缺，则系对士而言，当与将之五德有别。”（《孙膑兵法新编注译》第85页）“行行之教”讲的是对部队的管理，将废车、疲马及时派人处理，将它们退役。处阵之教是什么呢？兵器、营帐、车辆、铠甲，都是军阵所必须的战具。运用阵法虽然有利于作战，但运用阵法对各方面的要求却是很繁多的，各方面都必须慎重细致地考虑到才行。
（2）“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治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治人。离开了对将士的治理，也就谈不上治军。因此，孙膑特别强调人的作用。《孙膑兵法·月战》：“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这是先秦“人定胜天”的唯物论观点在治军问题上的反映。孙膑把士卒的勇敢作为致胜的因素，并提出了兵强“在于休民”、“得众胜”等观点（《孙膑兵法·篡卒》）。
（3）重视阵法和单兵技术训练。
《孙膑兵法·五教法》中有“处阵之教”的论述，可惜仅能窥其片段。“处阵之教奚如？兵革车甲，陈之器也。······然而陈暨利而陈实蘩。处陈教如此。”“陈”通“阵”，“暨”通“既”。就是说，什么是处阵之教呢？兵器、营帐、车辆、铠甲，都是军阵所必须的战具。······运用阵法虽然有利于作战，但是运用阵法对各方面的要求却是很繁多的，各方面都必须慎重细致地考虑到才行。《孙膑兵法·官一》指出：“邋军以索陈，茭肄以囚逆，陈师以危□，射战以云陈，圉裹以羸渭，取喙以阖燧，即败以包□，奔救以皮傅，燥战以错行。”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知道，孙膑已指出了九种阵法：索阵，囚逆阵，危□阵，云阵，羸渭阵，阖燧阵，包□阵，皮傅阵，错行阵。这九种阵法，将帅要掌握，士卒要操练。
技术训练《孙膑兵法》没有谈到，而《汉书》中有记载。郭沫若据《汉书·刑法志》考证：“齐的技击创始于孙膑”（《十批判书》第278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汉书·刑法志》注：“兵家之技巧。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可见，“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就是孙膑强调的单兵技术了。《孙膑兵法·势备》：“阵而不战，剑之为阵也”，“旦暮服之，未必用也”。就是说，士卒要经常训练，就像佩剑一样。
（4）严格挑选士卒，严格要求将领。
战国时期，封建国家机器不断得到加强，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对军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于是，孙膑主张“篡贤取良”。他说：“用兵移民之道，权衡也。权衡，所以篡贤取良也。”（《孙膑兵法·行篡》）“篡”通“选”。就是说：治理军队，使人民和士兵能够归服、顺从的原则，跟使用天平权衡轻重的道理一样，必须有一个公正客观标准来衡量得失。权衡得失的标准，是为了更好地选取人才。孙膑甚至认为，“兵之胜在于篡卒”（《孙膑兵法·篡卒》）。
孙膑认为，做将帅的应做到三点：“一曰信，二曰忠，三曰敢。安忠？忠王。安信？信赏。安敢？敢去不善。不忠于王，不敢用其兵。不信于赏，百生（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生（姓》弗畏。”（《孙膑兵法·篡卒》）信、忠、敢，这是孙膑对将帅政治上和思想品德上的要求。而孙膑对“王者之将”军事指挥艺术上的要求却是很高的。孙膑指出：单凭才智，不能带兵。单凭才智而带兵是主观武断。单凭勇敢，也不能带兵。单凭勇敢而去带兵是自壮其胆。多次打仗不懂得用兵规律的人不能带兵，因为他是希图侥幸。凡是要巩固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政权、扩大其万乘大国的统治势力，能保全万乘大国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将帅，就必须懂得用兵的根本之道。孙膑对用兵的根本之道作了解释。他说：“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适（敌）之请（情），陈（阵）则知八陈（阵）之经，见胜则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孙膑兵法·八阵》）
（5）运用多种手段，激发必死勇气。
《孙膑兵法·杀士》阐述了将帅应如何运用多种手段激发士卒勇敢杀敌而不怕牺牲的高昂士气。本篇收入十一枚散乱残简，内容不相连接，难窥孙膑对这些手段的具体论述。
“明爵禄”：刘心健注：“明确规定因功封爵授禄的具体标准、条件、原则和方法。”
“明赏罚”：刘心健注：“明确赏罚的具体标准，规定赏罚的严格制度。”孙膑把赏作为“喜众，令士忘死”的手段，把罚作为“正乱，令民畏上”的手段（《孙膑兵法·威王问》）。赏罚的具体情况《孙膑兵法》没有讲。据《荀子·议兵》载：“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齐国的士卒凡斩获敌首一个，给予黄金八两的奖赏，可抵充本人犯罪应缴的同样数目的罚金，战胜而无斩获者没有奖赏。从这段史料可知，孙膑主张的行赏施罚，从金钱数量上看是相同的。而奖赏的对象是战功卓着者，这样奖赏的面就窄了。我认为，赏和罚这两种手段，孙膑更倾向于“杀士”，因为地主阶级军队中阶级矛盾没法克服，只有主要依靠罚的手段来维系军队的统一。
“必审而行之”：刘心健注：“执行纪律要严肃认真，调查研究，弄清情况，慎重行事。”
“挢而下之”：刘心健注：“挢与矫同，屈也。句意谓将帅能屈己礼士，则士卒就能为之効命。”
“勉之驩（欢），或死州”：刘心健注：“句意谓鼓励士卒热爱家乡，愿去为保卫州县乡里而坚守死战。”
“之亲，或死贲（坟）墓”：刘民健注：“句意谓士卒要为保护亲族坟墓而死战。”
“疢之问”：刘心健注：“疢：热病，《诗·小雅·小弁》，‘疢如疾首。’疢疾：亦作疾疢。《三国志·魏志·王肃传》‘方向盛寒，疾疢或作’。”（均见《孙膑兵法新编注译·杀士》）句意谓士卒患了热病将帅要慰问。
（6）上下一致，密切配合。
孙膑重视军队内部的团结。孙膑认为，要做到“兵有功，主有名”（《孙膑兵法·势备》），就必须做到“人和”（《孙膑兵法·月战》）。《孙膑兵法·篡卒》指出：“得众，胜。左右和，胜。”“乖将，不胜。”《孙膑兵法·兵情》篇以矢、弩、发者来比喻士卒、将帅、君主三者在治军作战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强调军队内部上下一致、密切配合对赢得战争胜利的积极意义。孙膑说：“如果想要知道治军用兵的道理，弓箭的构造和发射命中的原理，就是值得效法的事例。箭好比士卒，弩机好比将帅，发射的人好比君主。箭的构造，金属作的箭头在前，羽毛作的箭翎在后，所以发射后既坚硬锋利又快速准确，能达到发射人的目的。”孙膑以弓箭的构造和发射命 中的原理看现在治军用兵中的弊端。孙膑说：“然现在治军用兵却相反，而是后重前轻。这样做法，用来布阵训练、摆摆样子还可以办到，若使其冲锋陷阵向敌人进攻，就难以听从指挥调动了。这是由于治军用兵没有效法箭的构造的缘故。弩好比是将帅，弩张后弩臂不正，就会出现一侧偏强一侧偏弱而不协调，它的两翼对箭的推动力就不一致。这样，箭的前重后轻虽然都很适当，也还是不能射中箭靶。同样，如果将帅不同心协力也还是不可能克敌制胜。箭轻重得当，前后适宜，而且弩臂张的也端正，两翼发射的推动力也一致，但发射的人不得法，描准方向上有偏差，结果仍然是不能中靶。所以，在军队兵力部署的轻重得当，前后适宜，（将帅也能协调一致，如果国君的决策或指挥不对头），也仍然不可能克敌制胜。所以说，箭能中靶，必须合乎前面所论述的箭的前后轻重得当、弩柄正，两翼发出推动箭的力量一致和发射的方向正这四方面的要求。”孙膑总结道：军队要想取得克敌制胜的战功，也必须像用弩射箭一样，必须国君、将帅、士卒诸方面都得同心协力、目标一致。所以说用兵作战去战胜敌人，和发弩射箭命中目标的道理并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治军用兵的道理。
四、战略战术思想
孙膑的战略战术思想，是他的军事思想中最具光彩的部分。在作战指导上，孙膑认为：“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孙膑兵法·威王问》）。具体地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缭适计险，必攻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