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一般人认为，青年人每天睡眠应该不少于八小时。可是有些青年人，长期来养成睡眠七小时的习惯，对他的身心健康并无不良的影响。你能说每天睡七个小时的人是反常吗？我曾经听过这么一个“笑话”，有一位男青年对他的妻子说：“我看咱们班上的同学（他俩上大学时是同班同学），除了你我，其他人脾气都有些古怪，有时候，我发现你也有些古怪。”其实，说这句话的这位男青年，倒是恐怕多少有些“古怪”了，怪就怪在他以自己的脾气、性格等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过去同班同学的心理品质。他把凡是和他的心理特性不同的人，都看成是“古怪”或“病态”。
在科学发展史上，欧洲很多科学家和思想家的理论和学说，被当时的统治者和社会上视为“异端邪说”、“大逆不道”，遭到压制取缔，有的人甚至被处极刑。例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伟大思想家乔尔丹诺·布鲁诺，反对中世纪的宗教封建统治，反对经院哲学，进一步发展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坚持战斗的唯物主义哲学。由于他始终不肯放弃为之奋斗的科学真理，被意大利的“宗教裁判所”（天主教会侦察和审判“异端”的机构，又称“异端裁判所”）判处死刑，烧死在罗马。你能说，布鲁诺的心理是失常、变态吗？又如，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西班牙学者和医生塞尔维特，在研究血液循环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却被对新兴的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思想抱敌对态度的著名宗教改革活动家加尔文烧死，并且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你能说塞尔维特的心理是变态、失常吗？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愚昧、迷信、落后、偏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过去曾经被世俗眼光看作心理“不正常”的塞尔维特和布鲁诺，现在不仅被认为是心理正常的人，而且还是闪耀着天才思想火花的伟人。
由此可见，仅仅凭信一个人、一个团体，以至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观推断，来衡量一个人的心理是否失常是不可靠的，不足为据的。
（2）常态分配方法。很多所谓的“心理失常”，在失去常态的人当中，固然显示得特别强烈，但是，在常态人当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比如，由于工作不顺利，考试成绩不理想，人人都会感到沮丧、难过，而心理失常的人的悲伤、痛苦则过分强烈，甚至往往没完没了，以至引起心理疾病。
常态分配曲线图是两头小、中间大。在这张曲线图里，大多数人是属于“中间型”的，他们的常态特性和常态趋向，从理论上讲不多不少、不大不小，居适宜的中位，但实际上则是偏多一些、偏大一些。而处在常态分配曲线两端的人，则比较少。他们或者是不健康的心理失常，或者是健康的心理失常，也就是说，他们的常态特性或趋向，不是特别多就是特别少。但是，属于两端的所谓的失常、病态，也只是相对而言，在程度上可以分为轻微失常的、较重失常的和严重失常的等等。因为在中间和两端之间，又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级差。
（3）病因检验方法。这种方法所依据的标准，是着眼于心理失常的原因。心理失常的原因，通常认为有两种：生理上的原因和心理上的原因。
生理上的原因查找起来，相对地比较容易。例如，由于脑震荡等外伤，而造成记忆力丧失或减退，等等。但是，由心理上的原因所形成的心理失常，查找起来却比较困难，甚至往往查不出病因。由于心因性的心理失常，比较难于判断、确定，所以医治起来比较困难、棘手。
心因性病因的检验方法，一直在不断地探索和改进。可以预期，随着现代精神病学和医学心理学理论与技术的迅速发展，在不远的将来，必将会有新的突破，给由心理上的原因造成心理失常的人带来福音。
谈健康的心理失常
如果你熟识的邻居好友，由于喜欢你的小孩，把他抱出去玩玩，你总不会追上去，要他开张“收条”给你吧？在一般常人的眼中看来，这种举动未免有些近于“荒唐”。可是，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就这样做过，一时之间，被当作“名人轶闻”而流传开来。据说，陈景润潜入数学王国达到入迷程度的时候，类似的“轶闻”还有不少。
你可能会由此联想起：牛顿因为过度集中注意力于手头上的试验研究，而误把怀表当作鸡蛋放在锅里煮；阿基米德由于在浴池中顿悟发现了“阿基米德原理”，兴奋地赤裸着身体跑到街上，高喊：“我发现了！我发现了！”还有，相传文学家大仲马要使用不同颜色的稿纸，分别写小说、散文、诗歌等等。
象这样一些心理失常的表现，都可归类于“健康的心理失常”范畴中。因为他们几乎个个都是生来大脑健全无病，加上勤奋努力，毅力惊人，尔后在各自从事的学术领域里，取得了巨大成就。
德国著名精神病学专家兰格等人，曾经对世界历史上三十五名“一流优秀人物”做了调查研究，其中包括有大家比较熟悉的苏格拉底（声誉昭著的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莫扎特（奥地利大作曲家）、牛顿（英国大物理学家）、卢梭（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学家和文学家）、贝多芬（被人们誉为“乐圣”的德国大作曲家）、歌德（德国大诗人、大剧作家）、拜伦（英国大诗人）、康德（德国大哲学家）、拿破仑（法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海涅（德国大诗人和政治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俄国大作家）、尼采（德国大哲学家）等等。兰格等人的研究结论是：他们当中，除三名近乎正常外，其他14人（40％）是精神病患者，而绝大多数人（90％以上），都程度不同地，患有精神性疾病。
兰格是一位著名的毕生专门研究天才与“疯狂”（或者叫做“狂气”、“发疯”、“发狂”等等）问题的专家。他的中心观点就是：天才式的出众人才，多少都有些“狂气”。
其实，这种观点古已有之，并不是兰格的首创。例如，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就曾说过：“从来没有不是疯狂的天才。”古希腊的另一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说：“伟大的灵魂无不和疯狂交织着。”大剧作家莎士比亚认为，“疯狂与伟大的灵魂仅是一纸之隔”，而隆布罗索，这位十九世纪意大利著名的“天才学”研究专家、也是被公认为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研究“天才与疯狂”问题的专家，则干脆说：“天才就是疯狂！”
我以为，他们所说的“疯狂”并非贬义，而是赞叹的褒奖之词。兰格等人，总不会把世界上第一流优秀人物，看成是一群“疯子”。从心理学上看，这种“疯狂”就是健康的心理失常。究其形成原因，是他们“如醉如痴”般地刻苦钻研，“着魔”般地一心扑在工作上，“入迷”般地专心致志，结果几乎忘掉了周围世界的存在。他们的失常举止往往是他们精神高度集中的表现。由于这些表现是“不合常态”的行为，也就给人以“反常”、“变态”和“古怪”、“怪僻”的印象。
当然，无须讳言，有些天才人物，也的确患有种种不同的心理疾病。比如，因主演《乱世佳人》和《魂断蓝桥》等影片而“誉满全球”的英国著名电影明星费雯·丽，被西方世界公认为天才演员。她一生“疯狂地”追求着她的表演艺术事业，获得很大成就。后来，不幸患了精神狂郁症，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甚至连台词都没法记住，但她仍在顽强地搏斗，继续有所成就。
这使我不由得想起，苏联著名心理学家普拉图诺夫说过的一句话：“疾病可能不会毁掉一个杰出的天才，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天才就绝非病态。”
怎样理解“心理疾病”
在日常生活里，经常会听到人们使用“变态”一词，比如议论某人“有点变态”等等。那末，从心理健康学上看，“变态”的含义是什么呢？
“变态”，实际上是就心理疾病讲的。不过，人们往往把它和“心理失常”混用。比如，有人一会儿说“这个人有点反常！”一会儿又说“这个人有点变态！”“变态”和“反常”在他的“词典”里是同一个意思。
确切地讲，“反常”（即“失常”）属于病态心理；而“变态”则归类于心理疾病。当然，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着的，往往难于截然划分。这里我们讲的“心理疾病”，主要是针对有轻微的变态行为说的。
那末，能不能给“变态”一词，下一个大众化的科学定义呢？现代有关心理健康的教材，一般倾向于如下解释：一个人如果由于精神上的紧张、干扰，而使自己在思想上、情感上和行为上，发生偏离社会生活规范轨道的现象，就可以说是“变态”了。从广义上讲，各式各样的心理疾病，都可以叫做“变态”。
我们可以从一个人行为上的偏离程度，来判断这个人的“变态”程度。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表现，偏离社会生活规范的程度越厉害，那末，他的“变态”程度也就越深。极度变态行为者，就得求教于变态心理学专家，帮助他们医治严重的心理疾病。
偏离社会生活规范轨道的现象，通常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1）由于在心理上不能战胜因挫折、困难和失败而带来的种种困扰与烦恼，于是产生了某些夸张的和固执的心理反应；（2）心理上的严重而又持续的失常，最终导致丧失对外界适应的能力。但是所谓的心理上的“变态”和常态，只是相对而言的，它们也仅仅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异。这也可以说是，从宏观上、从广义上，对“变态”心理的解释。西方有位心理健康专家说：“心理健康和心理病症之间，没有固定而清晰的界限。心理健康是一种理想，每个人朝着这个理想，做程度不同的进步。”这里所讲的“心理健康是一种理想”，当然不是高不可攀的一种假想，也不是象中国古书中所讲的圣贤人物有些脱离生活实际的修养标准。这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经过适当的努力，都可以程度不同地使心理健康完善、健全起来。
在谈论一个人的心理是否“变态”时，通常要掌握如下三个基本点：
（1）所谓的常态与变态，它们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区分，而不是截然地种类上的差别，因而，很难得出客观的标准。比如说，人世间既没有所谓的“标准人格”，也没有“完全常态”。
（2）一个人的心理是否健康，要看他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以及他对自身的认识如何而定。因此，心理健康包含有客观和主观两类因素。比如说，有人主张凡是个人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或者能为社会所承认和接受的，就算是常态，否则就是变态。
这个主张因为符合一般常识的看法，容易被人们肯定和公认。但是，也不能作为可以绝对地普遍应用的原则，因为社会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当代青年的特点是勇于探索和进取，善于独立思考，有鲜明的个性，因而往往表现为不愿受老一套的束缚，不大拘小节等等。如果有人用50年代的老眼光去看待他们，可能认为他们不大听话，不驯服，不是理想青年。可是这样的青年，却很可能是四化建设的栋梁之材。
（3）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大多是在集体中，在与别人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因而，心理健康包含有社会意义。比如说，我们每个人既不能“孤芳自赏”、“独来独往”，也不可“一意孤行”、“我行我素”。因为我们天天生活在不同形式的集体里，总离不开和别人的接触与交往；在人际关系的相互交往过程中，人们彼此是相互影响、交互作用着的。例如，在安静的图书馆里，大家都在专心看书学习，如果你引吭高歌，别人会怎样看待你呢？在拥挤的公共汽车里，你提着包装不善的鱼肉，在乘客中乱挤乱撞，别人会怎样对待你？大概不会有人说你心理正常或心理健康。而有些青年一人单独学习时，有时会喃喃自语，好似和别人讲话；有时会兴奋得喊几嗓子或吹几声口哨，这些都不能算作“失常”。
因而，心理健康专家们喜欢用“适度”、“适当”、“恰当”等字眼，我认为这就是个难题。因为究竟怎么样就算是“适度”，怎么样又不是“适度”呢？我以为这和“恰如其分”、“适可而止”等等的要求一样，只能是相对而论，很难找出一个绝对的客观标准，而只能是依据具体的时间、地点等条件如何而定。
心理疾病是怎样产生的
各种心理疾病都不是凭白无故地发生的，它们的病因绝大部分都已查明探清，因而也就可以逐渐地摸索找到治疗的方法。虽然还有少数的例外案例，迄今还未探明原因，但也只是暂时的未知而已，随着医学心理学等科学的进展，未知可以变为已知，迟早会了解它们是怎样产生的。
人们通常认为招致心理疾病的原因是由生理、心理和社会影响三方面的因素所引起的。这三种因素相互影响，互为因果；而且心理疾病又往往是由这三种因素当中的两种以上的因素所促成的，很少是由单一因素所致病的。这是因为生理和心理的因素是属于主观上的原因，而社会影响因素则是客观上的原因，也可以说前者是内因，后者是外因。对于心理疾病说来，内因一般是要通过外因才能起作用的，身心两方面体质上的原因，通过外界客观的社会影响方面（比如，政治、经济、宗教、团体、风俗、习惯、传统以及电视、电影、广播、书刊、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宣传工具）的诱发作为导火线，才会表现为种种矛盾、冲突、纠葛或问题。因此，这三种造成心理疾病病源的因素，就又可以归类为两大原因：体质原因和诱发原因。
“体质原因”指个人体质对某些心理疾病有较高的易感性。它是一种潜在的、主观的因素，它的病因可能由于遗传因子，也可能是在一个人生长过程的各个阶段中所形成的，或者是由于不良的家庭及社会背景等等原因所形成的。例如，由于在既往的童年时期，曾遭受过心理上的沉重打击、挫折或创伤，以致神经功能比较脆弱，因而往往会导致以后的成年时期，难以应付现实的压力与刺激，于是就会形成心理疾病。体质原因是基本的、主观内在的原因。
一般地说，心理疾病并非天生的，除少数人是由于天生的身体缺陷而导致心理疾病之外，大部分是和周围的社会环境有关。因此，我们在看待心理疾病时，不要过分夸大遗传的作用。
实践证明，个人的经历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远比遗传本能要大得多。比如，法国的社会学家J·鲁斯朗在一篇报告中写道：当代西方青年的情绪特点是绝望和对未来丧失信心。他说，社会问题调查资料表明：在被调查的青年人当中，有40％的人感到自己被排除在社会大门之外；20％的人感到自己身受社会的剥削，15％的人感到自己孤立无援。而16～20岁的青年中，大多数人都不想建立未来的计划，没有什么理想和抱负，因为他们在失业、现代化战争、生态灾难和政治压力面前感到恐惧。鲁斯朗的报告又谈到：失业对青年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心理恶果，失业使青年们产生悲观、失望和对未来丧失信心等恶劣情绪；而这些情绪又由于大众信息传播手段的蔓延，把失业描绘为注定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从而得到加强。鲁斯朗的这份调查研究报告，清楚地说明了当代西方青年的种种“心理疾病”的根源，是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不是来自什么个体遗传本能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