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一只水桶、一根扁担。有一天，庙里来了一个和尚，和尚要喝水，于是就用水桶和扁担到山下挑水喝。不久庙里又来了一个和尚，两个和尚要喝水，于是就用水桶和扁担到上下抬水喝。后来庙里又来了一个和尚，和尚要喝水，可是问题出现了，一根扁担只有两头，一个和尚可以挑水喝，两个和尚可以抬水喝，三个和尚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结果，水桶和扁担被丢弃一旁，三个和尚都渴死了。
三个和尚为什么就没水喝了呢？
社会科学家往往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譬如，住在同一座楼里的邻居会提供公共通道的照明灯；同一社区的人会保持公共环境卫生；持有同一公司股票的人会齐心协力扶持该股票的价格；消费者会组织起来与售卖伪劣产品的商家斗争；同一国家的国民会支援本国货币的坚挺；全世界无产者会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经过一系列对集体行为的研究发现，这个貌似合理的假设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的，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产生极其有害的结果。
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中，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的行为也越难被发现。这似乎与人们的经验是一致的。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这是集体行动的成功；三个和尚没水喝，这是集体行动的失败。从两个到三个，由成功变成失败的关键在于集体人数的增加。
于是奥尔森得出一个很具有争议性的结论：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
同时奥尔森还发现，集体行动在两种特定的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
首先，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所获利益越大，他对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通常喝水多的和尚会主动去多挑水。
其次，“选择作激励”的存在。通过附加其他利益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成本作贡献。比方说挑水多的和尚可以多喝水。
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引起人们对此问题的重视，人们将奥尔森的理论应用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更多的学者进一步探讨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建立更精细的行为模型。
人的决策行为究竟能分成多少不同种类？经济学家发现，不同文化的社会中都存在一些利他主义者，但这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模型类比结果显示，一个群体或社会中如果有3％的利他主义者，整个社会的风气和行为规范就会出现可喜的变化。
实验经济学家设计了许多决策实验，对人的行为进行窥探。许多这一类的研究发现，40％～67％的人属于“以德报德、以怨报怨”一类。这类人被称为“规范使用者”。另外大约有20％～30％的人是自私自利的人，这类人就是奥尔森模型假设的那种人，无论别人如何善待他们，这些人都不会有所回报。这类人被称为“理性利己主义者”。
可见，社会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确实是凤毛麟角。于是，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悲剧不停地在集体行为中反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