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禹向他建议：“当今之计，不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大业，救万民生命。”刘秀把邓禹的意见作为中兴大计。在削平群雄，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他用的仍然是“柔道”。冯异率兵去攻打长安，刘秀嘱咐他：“将军此去，不一定要掠地夺城，更重要的是除暴安良，安定人心。”
鉴于西汉一朝诸侯纵横、权臣跋扈和外戚篡位的教训，刘秀为了加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整顿吏制，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刘秀鉴于西汉末年“上威不行，下专国命”的教训，于是“退功臣而进文吏”，虽封功臣为侯，赐予优厚的爵禄，但不给功臣实权实职，削夺他们的兵权。功臣除了任边将之外，多在京城这就改变了西汉初年那种由功臣相继出任丞相，在朝执政的情况。
对于外戚在经济方面虽然优厚，但不让外戚干预朝政。对于宗室诸王，则仅封狭小国土，也严加控制。在行政体制上，刘秀一方面进一步抑制王公职权，“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由尚书典守机密，出纳王命，使全国政务都经尚书台，最后总揽于皇帝手中；另一方面，又加强监察制度，提高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部刺史的权限和地位。建武六年，刘秀将全国共并省四百多个县，吏职减省至十分之一。这些措施，强化了皇帝的权力，达到了“总揽权纲”的目的。
其次，发展生产，与民休息。刘秀采取了不少措施安定民生，发展生产，减轻赋税，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刘秀下令废除什一税制，恢复三十税一制。
减轻赋税，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刘秀还大力提倡兴修水利，减轻和恢复战争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建武七年（公元31年）又把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遣散还乡，发刑徒屯田边境以代替征调戍卒。自建武二年至四年，前后9次下诏释放奴婢，或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规定民有被作奴婢而愿意归随父母的，听其自便，奴婢主如果拘留不放，就依法治罪，对于没有释放的官私奴婢，也在法律上给予一定的人身保障，规定杀奴婢的不得减罪，炙伤奴婢的要依法治罪，又废除了奴婢射伤人处死刑的法律。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大量奴婢免为庶人，对于广大流民返回农村，促进生产，无疑具有积极作用。建武初年，全国户籍遗存的人口只有十分之二，田野荒芜，到建武五年情况已有所好转，土地逐渐得到垦辟。光武帝末年，载于户籍的人口已达到2100多万。为了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刘秀默许农民在起义中获得的土地，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颁布“废旧令”，命令各州郡检查垦田亩数与户口、年龄实数。失败后，刘秀改用移民屯垦的办法来缓解土地问题上矛盾。
再次，尊贤下士，神化经学。刘秀不仅好学问，而且“尊贤下士”。他把尊贤看做是国家治乱兴衰的大事。他对不仕王莽朝的学士名人，悉为召见。凡应征召见的，刘秀均亲躬下问，量才授职。凡不愿为官的，刘秀也不强求，以礼相待，虚心咨询。刘秀视建太学重于修建王宫。刘秀深知儒学是封建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特别提倡儒家经学，并把图谶神学与之紧密结合起来。谶原是预决吉凶祸福的预言，讳是对经书的迷信解释。谶讳神学，主要是把阴阳五行用儒家伦理学说搅合在一起，使之带上神秘色彩，更具有欺骗性。但它自身自有不可克服的矛盾，谁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任意解释。王莽末年，许多地主豪族起兵，都是利用谶讳作为割据称雄的思想工具。刘秀夺取政权也利用谶讳制造舆论，统一天下后，遂极力宣扬谶讳，要求臣僚信奉。刘秀死前，更“宣布图谶于天下”，命令全国都要信奉谶讳。谶讳学说虽然是不科学的，但在当时加强对全国人民的思想统治起了一定作用。
此外，刘秀还重视节俭，反对厚葬的陈规陋习，并为此专门下过诏书。更难能可贵的是刘秀还反对吹捧，不准史官把自己的功德写进史书。
总而言之，刘秀统治时期，政治稳定，吏治清明，社会秩序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生产，东汉初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口及垦田数不断增加，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很大发展，税收也随着增加。刘秀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分裂割据的国家恢复统一，并使国家从战乱萧条中逐渐走向繁荣兴盛。史家把刘秀统治的这段时期称为“光武中兴”。
光武帝刘秀太学生出身，是历代帝王中文化程度最高的。
他在王莽末年起兵南阳，仅用近十多年的时间，便镇压了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军，削平了各地封建割据势力，完成了“江山重归汉，天下再姓刘”的统一大业，创建了东汉王朝，无疑是个出色的皇帝。但他的文治武功，比起他的先祖刘邦来又逊色得多。
鉴于西汉晚期大臣权势过重，皇帝大权旁落的教训，光武帝不让功臣、外戚把持军政大权，并从制度上加以改革，严加防范。另一方面则重视文治，提倡儒学谶讳，注重从儒生中选拔人才，客观上遏制了功臣、贵戚的势力，又有利于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使东汉出现了“四海兴平”的局面。
综观光武帝一生，从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到安邦治国，颇有传奇色彩，故毛泽东认为“光武可以读”。显然，毛泽东欣赏光武帝，主要是看重其以少胜多，并统一中国的军事才能。
八、乱世枭雄治世能臣
——魏武帝曹操
曹操自古就是史学家们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主要是他参加镇压黄巾农民起义军；“挟天子以令诸侯”，有称王称霸之野心；“宁可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人品恶劣，等等。
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这就是毛泽东对曹操的总评价。
【曹操小传】
魏武帝曹操，生于155年，死于200年。汉魏之交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现安徽毫县）人。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中常侍曹腾的养子。少年时代的曹操机智过人，放荡不羁，20岁时被举为孝廉，官升洛阳北部尉。黄巾起义爆发后，官升骑都尉，参与镇压起义军。
在董卓专权、东汉王朝将倾之际，各地豪强拥兵割据。
189年，曹操拥兵5000，与董卓相抗，190年参加讨伐董卓的联军。196年，曹操迎接汉献帝来到洛阳，官升建德将军、镇东将军等职，开始参入朝政。不久，曹操威迫汉献帝迁都于许（今河南许昌东），官升大将军，被封武平侯，总统军政大权，占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
建安五年，官渡一战后，曹操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
建安十三年，官至丞相，统军南下，企图夺取荆州，继而进兵江东。赤壁一战，曹操兵败孙刘联军，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逐渐成形。
建安十八年，曹操被封魏公，二十一年，进封魏王。二十五年正月，曹操病逝。曹操的儿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他为魏武帝。
在政治舞台上，曹操从一个小小的洛阳北部尉，最后被晋封魏王，无疑是仕途享通的。在军事天地里，曹操成功地指挥了官渡、柳城、当阳等至关重要的战役，并注释了《孙子》，写出了十余万言的兵书，可谓是一个颇有见地的军事家。在文学领域中，曹操精深的文学修养和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上。一首：“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观沧海，真可谓雷霆万钧气势雄浑．烘托出诗人心存宇宙、吞日吐月的博大胸怀。一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己”的《龟虽寿》，悲凉中不乏坚毅，不可阻挡的进取精神奋斗精神，光芒闪烁，永生不灭。
【毛泽东评点】
明末事不能与汉末比。
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以上各条均见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武帝纪>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7一1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杀降不详，孟德不为也。
做土皇帝，孟德不为。
——以上二条均见《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刘表传>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等等……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1页。
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指春秋时期齐鲁长勺之战），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l卷，第204页。
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星期，后悔了。曹操也有缺点，有时也优柔寡断。这个人很行，打了衰绍，特别是打过乌桓，进了五百多里，到东北迁安一带，不去辽阳打公孙康。袁绍的儿子衷尚等人，要谋害公孙康，公孙康杀了袁尚兄弟送头给曹操，果然不出所料。“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害。”
——转引自陈晋《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人物精选》（上卷），第691页，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
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衰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
——《要政治家办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15—216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了的基础。
——转引自芦荻《毛泽东谈二十四史》，见1993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
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61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
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转引自王年一《大动荡的年代》，第39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而已。
——《讲堂录》（1913．10—12），《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7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
——毛泽东1954年7月23日致李敏、李纳的信，《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第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三联书店1992年2月版。
曹操的文章、诗，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
——转引自毛岸青、邵华《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书法》，见《嘹望》1993年，第12期。
【鉴赏】
曹操自古就是史学家们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主要是他参加镇压黄巾农民起义军；“挟天子以令诸侯”，有称王称霸之野心；“宁可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人品恶劣，等等。特别是随着《三国演义》的普遍流传和戏剧舞台上对曹操造型的奸相脸谱化，把曹操视为“旷世奸雄”的观点为更多的人所普遍接受。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就有这种倾向。毛泽东在《魏书》的《武帝纪》和《刘表传》中，圈画批注得较多，在其文章、讲话、谈话、诗词中论及曹操时，也都对曹操给予较多的肯定。
在《武帝纪》中叙及东汉末年，镇压黄巾起义时，汉将刘岱不听鲍信的劝告，在山东东平与百万青州黄巾军决战，结果失败被杀。清代史学家何焯认为，刘岱之所以失败，是没有采用光武帝刘秀镇压铜马起义军“坚营自守”，“绝其粮道”的办法，待铜马军粮尽，人心浮动退兵时，乘势击之。
何焯又由此联想到明朝末年统治者镇压李自成的失败，说明镇压李自成的将领们都不理解刘秀的办法的奥妙，急于与起义军交战，结果都步了刘岱的后尘。言下之意是说，假如明朝将领采用刘秀的战法，便可将起义军打败，明朝就不会灭亡。毛泽东不赞成何焯的见解。理由是“明末事不能与汉末相比。”明末与汉末相隔1000多年，单从军事上讲，战略战术，武器装备，交战双方的主客观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刘秀“坚营自守”、“绝其粮道”的战法对铜马有效，对明末的李白成就未必有效。这是因为何焯用一种形而上学和静止的眼光去看问题，忽略了汉末与明末不同的历史条件。
《文帝纪》载：建安八年，曹操颁布了一道法令：“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累于内，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毛泽东读到这里，批注道：“赤壁之战，将抵何人之罪？”意思是反问曹操：既然你颁布的军令要追究败军之将的责任，那么赤壁之战的惨败应该由谁来负罪呢？赤壁之战，曹军失败虽然有多方面的客观原因，但作为主帅的曹操骄傲自大，刚愎自用，指挥失误则是重要原因，应负主要责任，但事后却未见他有自贬自罪的举动，所以毛泽东有此一问。
这与诸葛亮的街亭失利，上书刘禅“自贬三等，以督厥咎”的严以律己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据《武帝纪》注记载，建安十五年十二月曹操下了一个《让县自明本志令》。其内容是叙述自己辗转征战的经历及许多内心活动，表明自己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室之意，为明此志，决定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三县，以解除别人的误会。卢弼对此作了考证、订谬，并对曹操提出许多指责。曹操在令中说，他曾告诉妻妾，自己死后，她们无论嫁到哪里，都希望为他说明无叛汉之心。卢弼在注中说这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说，自己之所以不放弃兵权，“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卢弼说这也是“奸雄欺人之语”，认为陈寿写《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处小而擒大”。卢弼在注里又列注曹操军事生涯中的一系列败仗，指责他“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对曹操让出食邑中三县一事，卢弼在注里引别人的话说，“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