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曹魏与蜀汉隔秦岭对峙，各自沿途设防，这是当时形势使然。早在隆中陈策时，诸葛亮便有定荆、益而三分天下，日后进攻曹魏的构想。然而秦岭为天下险阻，隔绝南北。中间虽有谷道，如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皆为南北要途，但山高谷险，中间还须栈道接连，军马跋涉，军需转运，诸多艰难。所以诸葛亮北伐不越秦岭而改弦更张，取道祁山。祁山在秦岭以西，是秦岭余脉，当地产麦千顷，驻军稍久，不虑军粮匮乏，而且可以由天水，甚至陇西、南安绕道出关中侧背之后。
诸葛亮为使此次出兵顺利，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先宣扬要由斜谷道攻取郿（今陕西眉县），并派大将越云、邓芝为疑军，进占箕谷道，迷惑曹魏。
诸葛亮率军出兵祁山，开始阶段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南安（今陇西渭水东岸）、天水（今甘肃天水）、安定（今甘肃镇原东南）三郡叛魏，响应诸葛亮。
然而前锋马谡，自视熟读兵书，加上诸葛亮也时常跟他讨论军事战略，在率军到达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后违背诸葛亮的告诫，放弃路口要道，依山屯军。当时有人建议，应该在山下路口设立木栅栏，建筑城垣，阻扼魏兵。然而马谡以为依山为险，据高临下，并且山上树木茂盛，魏军难以偷袭。其他将领也提出，如果魏兵围山，截断取水的道路，将不战自乱。马谡反驳说那样便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蜀兵必定死战，以一当百，可以一举攻破魏军。
对于蜀国的进攻，魏国并没有被诸葛亮的战术迷惑，派大将张郃抗拒蜀军。张郃久经沙场，能征善战，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而无马谡的书生意气。张郃率军把马谡的军队围困在山上，截断蜀军水源。蜀军见魏兵战阵严整，不仅没有临阵死战的勇气，反而自乱阵脚，丧失斗志。马谡拼死督战仍无济于事，大败而还。
马谡失街亭后，一方面魏军进逼，另一方面蜀军也失去了进攻的有利据点，双方形成相持状态，这对国力微弱的蜀国极为不利，诸葛亮不得不率军退回汉中。
马谡因不听节度，指挥失宜，致罪下狱，死于狱中。死时39岁。
诸葛亮对此深感痛惜，为自己违众提拔马谡深加自责，上疏自贬三级，为右将军，行丞相事，并抚恤马谡家人。按月供养。
【毛泽东评点】
非杀不可。挥泪斩马谡，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
——摘自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
【鉴赏】
1951年冬，中共华北局将腐化堕落分子刘青山（原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原天津专署专员）的材料上报中央，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在颐年堂开会，专门研究杀不杀的问题。毛泽东说：“非杀不可。挥泪斩马谡，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
毛泽东把刘青山、张子善比作三国时的马谡，在当时党内处理刘、张二人存在不同意见时，毛泽东毅然决定处决曾对党的事业作过贡献的腐败堕落分子是符合当时形势需要的，并且也是十分慎重和民主的。刘青山、张子善分别于1931年、1933年入党。刘青山参加1932年高阳、蠡县农民暴动，曾被捕入狱，在对敌斗争中坚贞不屈。张子善1934年被捕入狱，参加绝食斗争。他们曾经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佼佼者，都曾经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战斗过。然而，解放初，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下，贪污腐败，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他们“知法犯法，欺骗党，吮吸人民的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到极点。
当时华北局通过河北省委征求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两犯量刑的意见。结果是：地委在家的8个委员一致建议判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535人同意判刘青山死刑，党中央、毛主席看到这些材料后，决定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当时，全国正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大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正是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更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可以说，在建国初期，我党成功地抵抗了旧势力，旧恶习对党和国家机体的侵蚀和腐化。
其实，在这里毛泽东只是借《三国演义》中的马谡这个人的失误教训来表达我党的决心。三国时期的马谡在街亭之战前对蜀国的政治是作出了不小的贡献的，尤其是他协助诸葛亮平定南中，治理州县。但他不遵诸葛亮节制，失守街亭既是违纪错误，又是决策失误，犯了渎职罪，虽不是贪污、腐化，但马谡的失职造成了严重后果，这与刘青山、张子善的犯罪后果是一致的。关于马谡的历史事实，《三国演义》描写为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以军法论处的，而《三国志》却只是记载他罪致下狱，死于狱中。比较二者，稍有出入，反映的事实是马谡失街亭犯渎职罪，招罪致死。对于如何处罚马谡，当时就有人反对诸葛亮的做法。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记载，蒋琬赶到汉中劝阻诸葛亮：天下未定不能杀智计之士。而稍后文士习凿齿评论此事时也认为：诸葛亮受刘备告诫不能奉行，仍重用马谡，不能量才任用，是“智之大过”，事败之后，“裁之失中”，“杀有益之人”。马谡是因渎职而致罪，刘青山、张子善二人身为党的高级干部、老百姓的“父母官”，却监守自盗，犯下贪污腐败的滔天罪行，也有严重渎职之罪。虽然他们都曾为革命立过功，但从反腐败和教育全党出发，毛泽东认为非杀不可。毛泽东在批语中用“挥泪斩马谡，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来教育全党，既吸取了历史教训，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谡在蜀汉应该是一个难得的人才。马家兄弟五人在襄阳地区享有声誉，所以地方民谚称“马氏五常，白眉最良。”
马谡虽然不及其兄马良，但至少也是一位地方俊杰。诸葛亮躬耕南阳，离马氏兄弟所居之地不远，自然对他们的情况有所了解。这从他同马良交往密切可以看出来。马良之弟马谡，因其兄故得到诸葛亮的垂青。马谡自幼饱读经书，深研兵战，其分析问题的能力很强，不然，在平时的议论中也不会博得他人赞同，甚至获得诸葛亮的认同。作为一名文士，马谡处理地方政务是十分出色的，这由他历任绵竹、成都县令、越高太守的政绩可以作证。凭心而论，让马谡任地方官他是能够胜任的，经过锻炼，处理政治事务，担任独挡一面的官吏也是可以的。因为他是文学之士，熟悉政务吏事，清正廉洁，体察民情，自然是个好官。他的军事才能作为军事参谋也是可以的，因为参谋的出谋划策是分析总的战略战术和制定具体计谋供主将决断。而主将则是从战争形势出发，灵活果断地处理战机，而不是死搬兵法。马谡虽然能分析战争，却缺乏真正战争的血与火的洗礼，免不了犯战国时赵括纸上谈兵的错误。诸葛亮足智多谋，善于用人，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接受马谡攻心为上的建议平定南中，这无疑是对的。
然而，他深信马谡的军事才能，在街亭战中任马谡为前锋主将却是错误的。其错在于诸葛亮混淆了谋士与将军的区别。
平定南中，马谡提供的只是战略，具体作战并不是他，很难说马谡自己能以此战略平定南中。诸葛亮便被这一假象迷惑了，而马谡也自以为自己善谋划便能打仗，自然在得到丞相重用后滋长骄傲情绪，忘乎所以，从而致使痛失街亭，因罪致祸。从历史角度分析，街亭之战诸葛亮负有用人失当，战略布署疏忽的职责。马谡因此事而亡，实在是折损了蜀国一位良才，令人痛惜。从中我们看到，古代为官为将的责任是十分重大的，其所作所为要负法律责任，犯罪者轻则革职，重则杀头，法不容情。这对于我们今天反腐败和如何任用干部，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纵观马谡，其才能虽不能说超群，但亦是一位难得的治世能臣，其才虽不堪为将，却也是一位出色的参谋僚佐，可惜孔明错用，马谡不自知，悔之晚矣。
十三、吴下阿蒙文韬武略
——吴国大将吕蒙
吕蒙“富贵荣显，更能折节好学，耽恒书传，轻财尚义”，值得后人学习和效法；他“勇而有谋，断识军机，谲郝普，收荆州”不愧为一代名将。
【吕蒙小传】
吕蒙（公元178～219年），字子明，汝南富陂（今安徽阜南）人，他是三国时期吴国名将，为孙吴开拓江东地区立下了汗马功劳。
黄巾起义时，吕蒙举家逃到南方，参加了姐夫邓当的队伍，后继邓当为别部司马，跟从孙权讨平丹阳，因功封平北都尉、横野中郎将。赤壁之战，吕蒙随周瑜率军追击曹军，继之驰援夷陵，大破曹军，功升偏将军、浔阳令，独挡一面。
他从小读书不多，自此听从孙权的话，军务之余，刻苦读书。
成为一名具有文韬武略的出色将领。鲁肃称赞他说，再不是吴下阿蒙了。毛泽东号召全党干部不可不读《吕蒙传》。
【毛泽东评点】
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
——摘自1958年9月毛泽东到安徽视察工作时在火车上与张治中、罗瑞卿的谈话，见余湛邦的《张治中将军随同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的日子》，《团结报》1983年12月12日版。
【鉴赏】
毛泽东多次说过：老粗出人物，书读多了害死人。他还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大学士，而刘邦是个大草包。”他同时又指出，历代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在关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联系赤壁之战说：“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
但另一个方面，毛泽东又陈述不读书之弊。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文化课本>序》中说：“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
1971年，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说：“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1939年1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一次演说中更精辟地指出：“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毛泽东非常赞赏东吴大将吕蒙中年发愤读书的精神，他鼓励行伍出身的高级军官读《三国志》和《吕蒙传》，努力学习文化知识。
毛泽东既痛读书多之误，又指出不读书之短，他看问题是很全面的。
吕蒙从小参军，在攻打江夏黄祖、赤壁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表现出了他的骁勇和胆略。孙权劝他应该努力学习，开阔眼界，他接受了孙权的劝告。他读书之多，连一般读书人都赶不上。吕蒙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见识日广，才干大有长进，成为一名具有文韬武略的将领。就连东吴谋士鲁肃对吕蒙这个“吴下阿蒙”也刮目相看。
吕蒙为鲁肃“画五策”以对付关羽，修濡水坞以拒曹，攻皖城献全胜之道，智降郝普，都显示了他的智慧和谋略。
鲁肃病后，吕蒙接替陆口防务。他出于对荆州守将关羽的了解和认识，从确保江东的战略出发，图谋攻取荆州。当孙权欲袭取徐州，吕蒙自量吴国之兵不足，难以争夺中原，知道徐州适予骑兵作战的地形不利于吴军作战。他劝阻孙权，又乘机建议孙权“图取关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东西相连，易于防守”。这一提议符合孙权确保江东的战略目标。吕蒙趁关羽北上争夺襄、樊，以称病回都之计麻痹关羽，最后兵不血刃地取得荆州。吕蒙在袭取荆州的过程中，充分地展示了他的才略，为后人所称道。而关羽大意失荆州，一直为后人所惋惜。
但是，在袭取荆州之后，吴蜀失和，随之而来的是吴蜀之间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浩劫，双方国力都削弱了。从长远来看，吕蒙袭取荆州，使当年鲁肃毕生维护的孙刘联盟遭到破坏，无论是对孙权和刘备都是不利的，而真正从中渔利的是北方强大的曹魏。后来，孙权和诸葛亮又重新携手，然而时过境迁，三分天下已成定局，无论孙权还是诸葛亮都无力回天了。
十四、以候待变以静制动
——吴国大将陆逊
史书称陆逊年青时“身高八尺，面如美玉，体如凝；酥”，虽是儒生，颇有将才。他智取荆州，擒杀关羽，夷陵之战，大败刘备。毛泽东甚赞其才。
【陆逊小传】
陆逊（183—245），字伯言，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
原名陆议，世代都是东汉大族。陆逊小时候失去父亲，跟着堂祖父庐江太守陆康在任所生活。袁术与陆康有仇，准备攻打陆康。陆康让陆逊和亲属回到吴县。陆逊比陆康的儿子陆绩大几岁，就替陆康管理家务。
孙权做将军时，陆逊二十一岁，开始在孙权幕府任职，历任东西曹令史，又外出当了海昌县（今浙江海宁西南）屯田都尉，同时兼管政务。海昌县连续几年大旱，陆逊打开粮仓救济贫民，奖励、督促百姓种田、养蚕，使百姓得到了很多好处。当时，吴、会稽、丹杨三郡有很多躲藏在山林中的人，陆逊向孙权请求准许招募这些人。会稽有个山贼头目潘临，一向是这个地区的祸患，多年都没有抓获。陆逊带领新招募士兵深入险要地区讨伐，所到之处都被降服。此时，他手下已有士兵两千多人。鄱阳郡（今江西波阳）的贼众头目尤突叛乱，他又前去征讨。陆逊被晋升为定威校尉，驻扎在利浦（今安徽和县东）。孙权将他哥哥孙策的女儿许配给陆逊．并多次征求他对时局的看法。陆逊建议说：“如今天下英雄各霸一方，互相对峙，像豺狼一样窥测观望，要战胜敌人，平定祸乱，力量小了是不能成功的。而山寇是旧日的怨恨，他们依仗险要地形，住在深山中。内部的祸乱没有平定，就难以远图，我们应扩充队伍，从中挑选精锐的人手。”孙权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他为帐下右都督。
会稽太守淳于式给孙权上表说，陆逊任意征用民力，扰乱所辖地区。陆逊后来到了都城，同孙权谈话时却称赞淳于式是个好官员。孙权说：“淳于式告发你，你却推荐他，这是为什么呢？，，陆逊回答说：“淳于式的意思在于养民，所以告发了我，如果我再诋毁他来混淆您的视听，就会助长一种不好的风气。”孙权说：“这实在是忠厚长者的行为，只不过一般人做不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