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为了讨王太后的欢心，便想方设法使王太后猎取“爱民”和“节俭”的美名。他让王太后下一个“衣缯衣，颇损膳，以视天下”的诏令，紧接着自己第一个带头响应，愿意出钱一百万，献田三十顷，交给大司农去救济贫民，于是各级官僚闻风而动。王太后“节俭爱民”的美名倾动朝野，王莽也获得了忠孝之名。
为了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王莽想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平帝。王莽是在王氏外戚集团专权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最清楚自己的权力与他作为皇后的姑母王政君的关系。于是他向王太后上书建议替平帝选后，王莽的女儿在被选之列，但王莽又假惺惺地上书道：“自己没德行，女儿资质低下。不适宜做皇后。”王太后以为王莽出于诚意，便下诏应允。这可急坏了王莽，幸而王莽的党羽雪片般地上书，改变了王太后的主意，听凭公卿大臣去选取王莽的女儿。王莽十四岁的女儿便顺理成章地成了皇后，王莽与刘姓王朝又多了一层深厚关系，成为当今皇上的泰山大人。于是那些围绕在王莽周围的爪牙们更加对他阿谀奉承。大司徒陈崇请人代写了一篇两千五百多字的奏文，上奏到王太后那里。奏文称王莽是伟人，历代的伟人不能与他比肩，后世的英雄豪杰无法望其项背，最后还要求王太后“宜恢公国，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
王莽以为经过他多年苦心经营，已经是朝野倾心，爪牙密布，占据要职，他代汉自立将是易如反掌。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祸起萧墙，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出来反对他。一次，发生了让王莽心惊肉跳的吕宽案。王莽迎立中山王为帝时，鉴于哀帝登基后自己所受的挫折，深怕平帝外戚随之入朝会对他的擅权造成障碍，于是坚决阻止平帝外戚入京，王莽的儿子王宇反对王莽隔离平帝外戚卫氏家族，怕平帝长大后会怨限，便私下派人和平帝舅父卫宝通信，告诉平帝的母亲打报告请求到京都来。王莽知道后，当然不答应她的要求。王宇见此法不行，便与他的老师吴章和内兄吕宽商量对策。吴章认为王莽不可能规劝，然而相信鬼神可以制造怪异使他害怕，吴章再乘机劝说他让平帝外戚进京。于是王宇让吕宽于夜晚拿血涂洒王莽的住宅，不料被王莽家守门的小吏发觉，王宇被迫自杀。王莽更是暴跳如雷，又治吕宽之罪，凡王莽认为异己者，一律指为吕宽党羽逮捕下狱。
吕宽之案平息不久，王莽又打起以周公故事封赏自己的主意。最后王太后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加封王莽为“宰衡，位上公”。给他增加属员和卫士，并相应地封赏他的母亲、夫人和儿子。
王莽得到宰衡的名号之后，又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来笼络地主阶级和各类知识分子。元始四年底，王莽在京师兴建明堂。辟雍和灵台，给学员建筑宿舍一万间，举办商场——常满仓，同时在太学设立《乐经》博士，增加博士名额，每一经设博士五人，又广泛收罗全国具有卓越才能的士人，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见解。不久，王莽又加封九锡，巡行的“风俗使者”，从全国各地带回了为王莽歌功颂德的歌谣，王莽自鸣得意起来，他的下一步是要登上九五之尊位。
元始五年（公元5年），平帝害病。王莽感觉到平帝是自已的威胁。用一杯毒酒把他送上西天。本来王莽可以直奔龙椅，南面称孤，但为了隐瞒鸩帝一案，他决定先立一个名义上的小皇帝作为自己的过渡。最后立宣帝玄孙广戚侯刘婴为帝，当时刘婴仅两岁。
不久，在平帝葬仪的哀乐声中，要求王莽“应天承命”做皇帝。从此接二连三，绵绵不绝。居摄元年（公元六年），王莽开始做起摄政皇帝，孺子婴为太子。
王莽毕竟是篡汉自立，至此成为路人皆知的公开秘密。各地以维护和恢复刘氏政权为名而举起反抗王莽的旗帜。而王莽的爪牙们却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之所以有人敢造反，是因为王莽的权力太小，应该提高他的权位去镇服全国。王莽自称“假皇帝”，但也没镇服各地的反抗。在大军镇压下，王莽便在爪牙们的一片欢呼声中，窃取了刘氏的权力，公元9年，王莽举行隆重登基典礼，建立新朝。
王莽依靠裙带关系，用欺骗手段，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但他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元帝以后，由于政治腐败，外戚跋扈，官吏贪暴，地主豪强横行于乡里，土地兼并愈趋激烈，汉末奴蜱人数激剧，成为生产上的沉重负担，人民在重压下逃亡和反抗，带来了社会的动荡不安，而统治阶级生活极端腐朽，劳动人民的生活极端困苦，阶级矛盾极端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发生。王莽为了挽救地主阶级的垂危命运，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考虑将统治制度改弦易辙。王莽依照《周礼》设计了一整套对社会进行“复古”改制的蓝图。其中最重要的是针对土地兼并所引起的问题而制定的“王田”政策，另外针对私蓄大量奴蜱而制定的禁止买卖奴婢的法令。此外还制定了“五均六管”、货币改革等工商财政经济政策以及多如牛毛的制礼作乐措施。
“王田制”是王莽改制的核心，是王莽试图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以稳定封建统治的根本措施。始建国元年（公元九年），王莽颁布王田制的诏书。在诏书中，王莽痛斥秦汉以来的土地兼并之害，提出了他的均田理想和均田方案。尽管王莽一开始就以严酷的法令强制推行王田政策，但由于它既不符合客观实际，又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更加上豪族地主的反对，这个政策很快便终止执行。
王莽在颁行王田制的诏书中，于痛斥土地兼并之害的同时，也严厉谴责奴婢制的惨无人道，因此他下令改称奴婢为“私属”，并禁止买卖。名称的改变，意味着奴婢社会地位的提高，禁止买卖，则是为了防止奴婢人数的继续扩大。由于王田制的失败，他的新奴蜱政策也就无法实现。天凤四年（公元17年），王莽又实行一种寓禁于征的政策，对奴婢征收算赋，以限制和减少奴婢的使用量。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颁布六管令，对工商业经济活动进行管制。即盐、铁、酒由政府实行专卖；货币铜冶由国家专营；名山大泽由国家管理；五均赊贷由国家经办。
他的目的是要“齐众庶，抑并兼”，即限制富商大贾的投机活动，以保证人民生活的安定，同时也是为了在不加重农民负担的前提下，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而在王莽众多的经济改革措施下，货币改革是最混乱、最荒唐的一种。从居摄二年（公元7年），他宣布第一次货币改革起，至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灭亡，十多年间。他四次下诏改革货币，五次下诏重申货币改革的命令和禁止民间私铸货币的严刑酷法，而每次改革，差不多都是以小易大，以轻易重，运用政治权力加强对人民的剥削，屡改币制。对当时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安定，都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王莽的改革措施没有收到成效，国内矛盾重重。而他又制造民族纠纷，挑起边境战争。王莽派遣他的所谓“五帝之使”赴各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他们在内地敲诈勒索，大肆骚扰；到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又故意制造事端。他们到匈奴单于宫庭以后，授于单于新的印信，把“玺”改成“章”，并将单于玺当场锤个粉碎。单于大怒，出兵进犯内地。王莽不但没有收敛自己的行为，反而变本加厉，给匈奴单于以新的侮辱，将其更名为“降奴服于”。同时调动军队，于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冬发动大规模的对匈奴的战争。结果只能是劳命伤财，无功而返，反而加剧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统治阶级内部为了权力和财产的分配，必然进行无穷的明争暗斗。由于王莽的政权是以篡夺手段取得的，因而他与刘汉贵族的矛盾始终难以调和。公元9年四月，当王莽还沉醉在登基典礼的欢乐中时，发生了汉宗室刘快反对王莽的起兵，他打出的旗号是“恢复汉室”，这使王莽深深地感到刘汉王朝的魔影还有相当的号召力。
甄丰、王舜、刘歆三人是王莽手下主持行政、军事、舆论等方面的大爪牙，为王莽篡汉立下了汗马功劳。自从王莽做上了皇帝，王莽便对他们失去了兴趣，于是便拿他们一个个开刀。从此以后，王莽变得更加狐疑成性，时刻提防臣子的暗算。对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官员，总是处处防范、层层监视，进一步造成王莽统治集团内部的离心倾向。而王莽为了防止大权旁落，臣子专权，就把所有的政务都揽在自己身上。
王莽嗜古成癖，好大喜功，时常改变制度，政令烦多，刑罚苛酷，下官应办的事情，不反复问个明白，谁也不敢自作主张，贸然行事，结果造成行政体制几乎陷于瘫痪。
新朝建立之后，王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非但没有解决和缓和汉末以来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反而使这种矛盾进一步激化。他挑起同周边各少数民族的战争，把沉重的赋役加在已被榨干了血汗的劳动人民身上。他又大规模营建东都洛阳，在长安修建壮丽至极的九庙，再加上水、旱、蝗等各种自然灾害连绵不断，劳动人民酝酿已久的大起义如火山一般地爆发了，向王莽的新朝发起了猛烈的冲击。起义队伍主要有两支：赤眉军和绿林军。公元23年，昆阳大捷，农民军消灭了王莽最精锐的军事力量，王莽的垮台已成定局。各地的地主阶级野心家乘机而起，他们混迹于农民起义队伍之中，窃取了农民革命队伍的领导权，绿林军的相当一部分被刘秀改造成南阳豪族地主集团重建封建王朝的工具。王莽政权在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和地主阶级武装的打击下，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王莽众叛亲离，连自己孙子也反对他，公元二十三年十月，起义军攻破长安成，王莽在战乱中被杀死。
【毛泽东评点】
关于王莽变法，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晔、班固、班超等——因为他们吃的汉朝的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么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
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提倡的，可见他注意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其均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起而代之。
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目耳。
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取得最后之胜利。
——摘自廖盖隆主编的《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精编／第43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要奋斗到底，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从前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家那里叫做“盖棺论定”，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
假使周公在那个谣言流传的时候就死了，人家一定会给他一个“奸臣”的头衔；又若王莽在那个谦让卑恭的时候死了，那后世人一定会赞扬他的。不过我们现在不是讲历史，那两个人究竟孰好孰坏，我们不论，然而它说明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论定他的功罪是非。
——摘自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题为《永久奋斗》的演讲，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91页。
【鉴赏】
王莽以皇亲国戚起家，屈己下人，勉力而行，从而博取名誉，赢得了家族称赞：他具有孝友的性行，老师、朋友赞许他具有仁厚的品德。等到他登上高位，辅佐朝政，在成帝、哀帝的时期，为国家辛勤工作，本着正直的原则行事，一举一动常常被人们称道。王莽的行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正如白居易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毛泽东读到此诗时感慨万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论定他的功罪。
王莽明明很早就决定了篡汉自立的既定目标，但在真正实行代汉之前，他却一直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打扮成汉室的大忠臣。他每前进一步，都从他的姑母王太后那里夺取汉朝廷的一些最重要的权力，但每一次他都能把窃夺权力的行径说得冠冕堂皇，光明正大，既合古训又符今情，既承天意又顺民心。对待封建道德信条，他总是在表面上、口头上恪守，而实际上是在巧妙地，甚至是明目张胆地对这些信条加以亵渎，而且，还给这些亵渎封建道德的行动伪饰上封建道德的圣洁花环。他以忠去文饰篡，用孝去文饰戾，用仁义道德去文饰男盗女娼。要不是王莽最后篡汉自立，或许后世之人还真会以“汉室大忠臣”来赞扬他。
王莽代汉立新之所以顺利地获得成功，并非仅仅因为王莽的欺骗和狡诈，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造成了地主阶级对改朝换代的向往，而王莽执掌汉朝廷大权后的所作所为，使他几乎成为社会各阶层瞩目的改朝换代的人选。
在王莽当政的汉平帝时期，西汉政权相对地保持了稳定，王莽虽然事事专权，但却不像傅、丁外戚集团那样昏妄荒唐。
他对地主阶级的各个集团和阶层，除了政治上的反对派之外，都分别采取了安抚或收买的政策。正因为如此，在经过哀帝时期的混乱之后，地主阶级的各阶层几乎都把稳定封建秩序的期望寄于王莽。王莽当政以后，大量增加博士弟子的名额，广建辟雍、学舍，征召异能之士，通过这些办法，为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加广阔的仕途。王莽就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统治基础。对于汉朝的宗室贵族，王莽也用爵位利禄进行收买。公元5年，王莽一次在宗室贵族中封了三十六个列侯，其余也各有赏赐，因而相当一批汉宗室贵族把王莽当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表。王莽在长安城储备大量谷物，这对于那些在水旱灾疫相继的岁月里因谷价昂贵而受到饥饿威胁的城市老百姓，无疑是一种恩赐之举。
由于王莽采取一系列收买人心的措施，的确赢得了整个地主阶级几乎所有阶层和集团的拥护，因而他篡汉自立也就显得顺理成章。
对于王莽的评价，中国封建社会一向以“操莽”并称，曹操和王莽历来被看做“乱臣贼子”的典型，而王莽所遭受的唾骂，更甚于曹操。
其实王莽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应占有一席地位。均田制是王莽提倡的，他注意农民问题。王莽的“王田”政策显示了他对土地问题的认识。他看到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是当时阶级和社会矛盾极端尖锐化的根源。正是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造成了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大批自耕农的破产，造成了地主阶级大量奴役佃农的可能性，造成了奴婢数量的不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