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征得党组织同意后，顾准身兼数职，摇身一变成了会计学教育家。
由于国人"见不得你好"的传统，《易经》乾卦里"飞龙在天"之后便是"亢龙有悔"。春风得意的顾准终于被自己人盯上了。
省委副书记刘长胜（1903-1967）是一个在苏联待了十几年，才回国没多久的老革命，对顾准发明的"联谊会"的工作形式横竖看不顺眼。
这种职业界的群众组织没有"救国会"那样又红又专的名字，开展活动也多以"跳舞""打牌"等娱乐方式进行，虽颇受职员欢迎，也符合"隐蔽""安全"的敌后工作原则，却激起了刘长胜的反感。
趁一把手刘晓去重庆向周恩来汇报工作之机，刘长胜在省委内部清算了被他称为"右倾"的"顾准路线"。
刘晓回来后，觉得刘长胜和顾准一左一右，难以协调，便玩起了平衡术，让顾准去文化运动委员会当副书记，配合孙冶方工作。
孙冶方是党内著名的经济学家，文史功底深厚，同"孤岛"里那帮文人打起交道来得心应手。
自从前任副书记曹荻秋（1909-1976）调离上海后，孙冶方一直苦于找不到理论素养说得过去的得力副手，直至顾准的到来。
两人相得益彰，配合默契，合作非常愉快，领导唐弢、胡愈之、许广平等左翼文人在笔墨间同敌人战斗。
文委旗下新创的"复社"出版了《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一时间声名大振。孙冶方与顾准备受鼓舞，又把触角伸进强势媒体《申报》和《文汇报》，指挥柯灵等人打入其副刊，担任主编。
《申报》的立场顿时左转，被惹恼的汪伪政权派特工用报纸包了一枚手榴弹扔在报馆门口，炸死炸伤多名工作人员。
文委不但没被吓倒，反而越挫越勇，迎难而上。著名表演艺术家周信芳（1895-1975）受文委指导，在卡尔登剧院上演了《明末遗恨》，造成万人空巷的盛况，成为京剧史上广为传颂的佳话。
在《杀官》一折中，崇祯含泪对子女说："世上什么最苦？亡国最苦！世上什么最惨？亡国最惨！"每当周信芳在哀怨动人的伴奏下悲愤难抑地唱出这几句血泪交融的台词时，感同身受的观众无不含泪鼓掌。而当崇祯那句抑扬顿挫的念白"我君臣虽死，也要死个悲壮慷慨！"，尾音还没拖完时，台下已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喝彩声。许多观众再三再四地观看《明末遗恨》，就是冲着这句话而来，以至于街头巷尾的小孩打闹时都会来上一句。
周信芳深受鼓舞，于1940年义演了曹禺的《雷雨》，饰演周朴园。
而随着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周大师也收到了汪伪特工的"礼物"--两颗装在信封里的子弹。
"孤岛"已载不动顾准洋溢的革命热情，他多次向省委提出，自己要奔赴前线，参加苏南的新四军。
苏南的外县原归中共江苏省委管辖，1940年4月，新四军指挥部派谭震林等人接管此地，成立了东路抗日根据地。谭震林随即请沙文汉帮他物色几个能干的助手。
顾准再次被寄予厚望。得知调令的孙冶方依依不舍。他已同顾准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而这种感情还将持续几十年。
更不舍的是潘序伦。他一直把顾准当成自己会计事业的接班人，因此当顾准委婉地向他提出自己要辞职奔赴外地时，潘序伦完全愣住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如遭雷轰电击，心中痛苦，不知所云。"无论诱之以利还是动之以情，顾准就是不为所动。潘序伦只好摇头叹息，久久不语，最后在福州路的一家豪华西餐厅为他设宴送行。
启程前，顾准托人把汪璧介绍到罗蔓饭店担任会计，每月有一百多元的收入，大体可以应付一家人的日常开销。不愿当"潘序伦第二"的顾准目光坚毅地望着南方，踏上了新的征途。
解放区的天
苏南。"东抗"（东路抗日根据地）北临长江，南接太湖，东至上海，西通南京（时为侵华日军总部及汪伪政府所在地），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是敌我必争之地。
在东抗的一年，顾准主抓宣传工作。他负责的江南社旗下有一报一刊，还有十几条船，船上设有流动的图书馆，便于在水乡供抗日军民阅读。
没过多久，苏北的盐阜区财经处处长骆耕漠（1908-2008）向华中局组织部要人，把顾准抢了过来给自己当副手。
骆耕漠是闻名沪上的经济学家，与顾准虽不曾谋面，但神交已久。
盐阜区是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所在地，也是陈毅、刘少奇和饶漱石等高级领导的活动区。在盐阜的半年里，顾准多次参加高层会议，对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内斗争》里谈到的问题颇有感触。比如他在反对"过火的党内斗争"时引用的"利刃割体伤犹合，恶语伤人恨不休"，比如他曾旗帜鲜明地否定个人英雄主义。
很快，淮海区的一把手李一氓（1903-1990）也听说了顾准的才干，又把他从盐阜区调到了自己麾下，仍任财经处副处长。
走马上任后，顾准放开手脚对全区的经济进行统一规划。
淮海银行设立，顾准兼任行长，发行"淮海券"。同时，发放商业贷款和春耕贷款。
货币手段的成功应用使淮海区的经济迅猛发展，李一氓逢人就说："我请来一个财经专家！"作为苏北三大根据地之一，淮海区的党政机关实行军事供给制，等级分明。副处级以上配马，有专门的干部服，吃饭开小灶。
时间久了，一股官僚主义的习气弥漫开来。受此影响，加上骄傲自满的情绪，顾准也免不了栽跟头。在一次日军大扫荡中，淮海区党委被迫紧急撤离。然而，银行的印钞厂还存有大量待发的淮海券，必须就地销毁。顾准犹豫再三，最后命副行长前去执行，自己则掉转马头，往枪炮声稀少的方向疾驰而去。
他躲到一个老乡家，隐蔽了两个月，其间只收到一张转交的字条，是淮海区党委一个常委路过时留下的，大意是：现在局势混乱，你在原地埋伏，等候通知。
其实这只是常委同志在情急之下的私人意见，顾准却误以为是区党委的决定。直到等得花儿都谢了，日寇已经开始建立据点，才发觉苗头不对。他打听到党委的新址在泗阳县，迅速起身前往报到。
经此一役，苏北根据地地盘缩小，盐阜区和淮北区合并为苏北行政区，黄克诚任区委书记，李一氓为副书记。
党内一些人对顾准的"逃跑"行为严重不满，觉得他党性不强，需要回炉重炼。
晾了一个多月，李一氓宣布处理结果：你去延安学习吧。顾准紧绷的心弦刚刚松弛，李一氓又补充道："没有马。"这意味着从苏北到延安三千里的路必须徒步完成--考虑到一路上战火纷飞，艰辛程度堪比从日喀则磕长头到拉萨。他默默地背上行囊，跟两个同志一道，心情复杂地踏上了"朝圣"之路。
穿过陇海铁路，长途跋涉来到驻跸在莒县的山东军区。休整了几日，编入新四军四师赴延安同志团，在孔石泉的带领下开拔。众人昼伏夜出，赶至枣庄附近。在刺眼的探照灯光下小心翼翼地越过铁路，心惊肉跳得像在玩战棋游戏"抗日地雷战"。东曦既驾，一行人安全抵达炊烟缭绕、饭香扑鼻的村庄"佛山后"。
正要端起碗来吃饭，忽然，一人急匆匆地进门报信，说伪军已经进村，大家赶紧撤离。
在铁道游击队的掩护下，顾准和同志们撤到了屋后的山岗上。伪军追至山下，向上射击。游击队据险还击，敌不敢近。趁此机会，同志团三五成群地散开，各找地方隐蔽起来，到了傍晚才重新集合，再在游击队的引领下上了微山湖渔民的小船。接下来的路更不好走，一行人便在湖里割芦苇草时临时搭建的窝棚里休息了两天。这是真正的敌占区，环境极其险恶。顾准在窝棚里可以清楚地望见对岸的夏镇，以及周围密密麻麻的敌伪碉堡群。再次出发，中间没有立脚点，必须一口气穿过七十五公里的距离。
从太阳还未下山就上路，连夜急行军，到达宿营地已是翌日早上八点。大家累得躺在地上，谁也不想动弹了。
伪军在平原上的封锁线，是由强迫农民挖掘的宽阔陡峭的深沟组成的，没有辅助工具，难以逾越。在游击队和老百姓的配合下，顾准发现沟壑上已经搭起了结实的门板。一天夜里，顾准一行又遭遇了伪军。游击队命众人进入交通沟继续行进，并互相嘱咐低下头来防备流弹。顾准个子高，脑袋露在沟外，一不留神被流弹击中，打在后颈的颈椎骨上，当场倒地。他强忍剧痛，爬起来再走。等到了宿营地，同行的军医检查后发现子弹只伤及皮肉，并未击中要害……八个月的暴走，一次次冰与火的磨炼、生与死的考验，凤凰涅槃的顾准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宝塔山。然而，解放区的天不一定总是明朗的，也可能风雨如晦。
心潮澎湃的顾准还来不及平抑一下激动的心情，就赶上了整风运动。
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1898-1975）灵活运用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的政治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留存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重建了政权的上层结构，奠定了党的思想基础，产生了一系列在1949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与命运的概念和范式。
不过，延安虽说气氛沉闷，但对远道而来的顾准，中央还是非常欢迎的，安排他到党校学习，按中高级干部的伙食标准，配给西北少有的白面和小米。
平时，学员们在党校附近的山坡和平地上种蔬菜瓜果，虽说一天下来也挺累的，但同志之间那种守望相助、亲如一家的氛围深深地感动了顾准。坐在窗明几净的窑洞里，他开始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等。
作为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彼时的顾准还看不到诸如王实味事件等阴暗面。他坚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一个胜利的政党，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的伟大预言："新中国航船的帆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1944年春，中央党校聘请顾准担任会计。以此为机，他结识了党内著名的理财能手陈云。
时任西北局财经办副主任的陈云早在上海时就听说过顾准的大名，此次一番畅谈，对其深厚的会计学功底更是赞叹不已。
陈云非常重视边区的财经和会计工作，提出"为了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必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并提倡爱护公物的美德。
在他的动议下，财经办开了个会计训练班。陈云亲自点将，把顾准调来当会计教员。
为体现训练要求，顾准不用现成教材，一上课就"设例出题"，从实际出发，学以致用。
同时，他十分注意调动学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立即投入假想的记账实践，等有了亲身体验，再讲解学生必须了解的复式簿记原理，使其迅速、深刻地掌握要点，以便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有口皆碑的教学方法传到了延安大学校长周扬（1908-1989）的耳中，求才若渴的他立刻聘请顾准前去兼课，讲授会计原理。
事实上，顾准从来就对当学院派知识分子不感兴趣。教学之余，他搜集了大量的边区财经问题，分别致函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1895-1967）与物资局长叶季壮（1893-1967），向他们请教。二人接信后热情邀谈，共同商讨如何发展贸易、克服经济困难以及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
逐渐，一向挑剔的陈云萌生了把顾准留在身边协助他搞财经工作的念头。
与此同时，刘晓也带着江苏省委的干部来延安汇报工作，并等待参加中共七大。其间，他的窑洞成了白区（敌占区）干部们聚会的"根据地"，经常被挤得水泄不通。搞地下工作的，传奇故事最多，陈赓和潘汉年的惊险经历总是让大家如痴如醉，乐而忘返。刘晓向顾准转达了汪璧的问候。她和顾庆莲在上海虽说清苦，倒还算安稳，党组织也没少给予关照。
而一直待在"联义善会"的陈文纬，在72岁时无疾而终。虽说父子俩已多年不往来，但听闻噩耗，顾准还是非常悲痛，以传统礼仪为他服了丧。
刘晓到延安后兼任了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全面负责白区工作。他非常重视顾准创造的联谊会的组织形式，想挖他回去协助工作。
正当顾准犹豫不决时，陈毅派人把他请到了自己的窑洞。这个苏北新四军时的老首长此刻正因受饶漱石的排挤，被中央调到延安参加七大的筹备工作。快人快语的他对顾准的才华极为欣赏，早就想引为知己。
在关怀备至的气氛中，顾准打开了话匣子，道出自己在扫荡中当了逃兵的心结。
陈军长大手一挥，斩钉截铁道："淮海扫荡，军部事前已有情报，并电告淮海准备。而淮海负责人却麻痹大意，未作反扫荡部署。你在这件事里是没有责任的！"大人物都发话了，顾准这才稍觉心安，但并未完全放下思想包袱。陈毅鼓励他重回白区，继续战斗，顾准郑重道："一切听组织安排！"即将调任东北局财委主任的陈云想把顾准带走，他找到刘晓协商，谁知后者死活不肯放人。
相持不下间，刘晓估计自己抢不过陈云，便找到顾准，向他摊牌。顾准选择跟刘晓回上海。这是他人生的转捩点。天意莫测，命运之神似乎在为造就一个青史留名的奇才而精心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