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里派出了一支剿匪小分队，赶往别列兹多夫。队长叫菲拉托夫，爱打扮，傲气十足活像只小公鸡。按条例规定，他该先向区执委会主席报到，但他总觉得不必要。他把队伍在黑夜里带到邻近的谢马基村。他们在进村之后住进了村口的一所屋子里面。这些全副武装、行动诡秘的陌生人引起了隔壁的一个共青团员的注意，他赶紧跑去报告村里的苏维埃主席。村苏维埃主席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支剿匪小分队要来，便自认为他们都是土匪，让这个团员骑上快马，赶紧到区里去报信。菲拉托夫干的这件蠢事差点儿让许多人丢了命。利西岑得到“匪情”的报告之后，火速召集了民警，带着十多个人奔赴谢马基村。他们来到村口跳下马，翻过栅栏，直扑那所屋子。门口的哨兵头上猛挨了一枪托，像口袋似地倒了下去。利西岑迅速跑了几步，用肩膀一下子撞开了屋门，大家便一拥而入。屋子的天花板底下挂着一盏暗淡的灯。利西岑一手高举手榴弹，要扔的样子，另一只手握着枪。他一声大喝，玻璃被震得发响：“快投降！要不然我会把你们全炸烂的。”
如果再稍慢一点，冲进屋里的人就要朝着仍有睡意的人开枪了。幸亏他们从地板上爬起来的时，看到利西岑要扔手榴弹的可怕模样，都将手举了起来。不多时，一小队只穿着内衣的俘虏被赶到了院子里。这个时候，菲拉托夫看到利西岑戴着勋章，他的舌头才再一次听起使唤来。
利西岑好不生气，非常鄙夷地骂了一句：“蠢货！”
德国革 命的消息已传到了区里，汉堡巷战的枪声传了过来。边境上的人们都兴奋异常了，人们都怀着急迫的心情阅读报纸。十月革 命的狂飙也在西方刮了起来。想加入红军的申请书如雪花一般向团区委会发来。保尔费了很大力气来劝说来自各个支部的代表们，他一直不停地解释苏维埃国家所奉行的是一条和平政策，现在情况下，苏维埃国家是不愿意同周边的任何一国交战的。但是他的劝说没有什么效果，每一个星期天，各个支部的团员们都来到镇上神父家的大花园子里举行全区团员大会。
有一个中午，波杜别茨村团支部的全部团员都列成一队，迈着一致的步伐，步入了区委的大院。保尔由窗口看到他们之后，就跑到台阶上面。以格里舒特卡为头儿的十一个小伙子，脚上穿着高筒靴子，肩上背着大口袋，在门口停下了脚步。
“格里舒特卡，怎么一回事？”保尔非常惊讶地问。而格里舒特卡则向他眨了眨眼睛，与他一同进了屋子。这个时候，波列薇赫、拉兹瓦利欣以及另外的两个共青团员也闻讯赶至。格里舒特卡则将门关上，微微皱了皱那淡淡的双眉，很是一本正经道：“同志们啊！我现在是在试试我们的战斗力呢。今天早晨我对本支部的团员们宣布：区里面发来电报，当然这是绝密的。咱们国家已与德国的资本家们打起来了，与波兰的地主也要马上交战。所以莫斯科已下达命令，所有的团员都得上前线。要是谁害怕的话，只要写上一份申请书就可以留在家中。
我嘱咐过打仗的消息是不准对任何人提及一个字的，每个人带上一个面包和一块腌猪肉，没有腌猪肉的可以用大蒜或葱头代替，过一个小时之后在村后秘密地集合——先到区里，再到地区，再去那儿领武器。我这么一说使那些在场的小伙子门个个摩拳擦掌，他们七嘴八舌地问个不停。我就说不要再多问了，执行便行了！谁若不愿意的话就写上一张纸条来吧！上前线打仗这是要靠你们自觉情愿的。在这些小伙子刚刚走过之后，我心里就不再踏实了，我想万一他们都不再来了那该怎么办？真要是如此的话，我便只好解散支部，自己也不呆在此处了。我便坐在村后看着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的来到。有些人显然已经哭过，但还是装作没有事。十个人全到齐了，没有一个是逃兵。怎么样，咱们波杜别茨的团支部是不是很棒？”讲到此处，格里舒特卡已经眉飞色舞起来，而且得意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胸脯。
波列薇赫听到之后非常生气，责怪他真是忙中作乱。他以十分不理解的眼光看看对方。
“你怎能如此责备我呢？这是最好的考验啊！能让我们看清楚每一个人，一点儿也不会有错的。我原本还想将队伍拉至地区去，让他们觉得是真的事情。可小伙子们早已累坏了，让他们都回家吧！现在，柯察金同志，你可得给大家讲一讲话了，要不然这件事就没办法收场了，不讲是不行的……你就讲，动员令现在已经被撤销了，可以回家了，但大伙儿的所有表现绝对是应当受到表扬和称赞的。”
保尔已经很少到地区中心去了，区里的工作已让他忙得脱不开身，若往市区则来回需要几天。拉兹瓦利欣则一有机会便往城里跑，他经常由头至脚将自己武装成脑中想象的库珀小说中的主人公，神气活现地到地区中心去。他常在林子中开枪打乌鸦，打小松鼠，还煞有介事地拦住单身行人盘问他们是什么人，由何处而来，到哪里去。离城不远处，他便收起武器，将步枪塞到干草堆中，手枪则藏进口袋之中，恢复平日的装束，走进地区团委会。
费多托夫办公室里面四处是人，大家都争着说话。这样一种环境之下工作，你必须能听四个人的问题，同时回答五个人的问题，手里还得写东西。费多托夫相当年轻，但1919年时他便有了党证。十五岁就入党，只能是在大动荡的时候。
“哦，你们那边现在情况如何？”地区团委书记费多托夫问道。
“新的情况说起来是错综复杂的。从清早至深夜，我忙得团团打转，什么地方出了差错都得由我到现场去解决，那是个空白地区，事事必须亲躬。”拉兹瓦利欣随口便回答了费多托夫的问题，“现在又建立了两个新的支部。让我来还有什么事吗？”他大模大样地坐到了圈椅上面。
经济处处长克雷姆基斯则忙中偷闲，从一大堆公文上收回了眼光，扭头望了一下。
“我们是叫柯察金同志来而没有叫你。”
拉兹瓦利欣的嘴里喷出一团浓烟来：“柯察金同志他并不愿意来，我就只好代劳了……有那么一些当书记的，什么样的实事都不愿意干，轻松的不行，只会拿我这样的人使唤得像驴一样。柯察金老往边境跑，一去就要两三个星期见不着他人影，我不得不将整个担子都扛起来！”
显而易见的是拉兹瓦利欣在高傲地表示他自己才是个好的团委书记的料子！拉兹瓦利欣走了之后，费多托夫便对地区团委会的其他人很直接地说到：“我真的很讨厌这个说起来很成套却只是夸夸其谈的家伙。”
但拉兹瓦利欣所耍的花招很快便在无意之中被揭穿了。有一次利西岑顺路去费多托夫那儿取邮件。无论是谁去区里，都要将大家的信件给带回来的。费多托夫与利西岑在长谈了一次以后，拉兹瓦利欣便一切都露了陷儿！
临别的时候，费多托夫讲：“不过你最好还是让柯察金到这边来一趟，我们这儿的人对他真的不大熟悉！”
“那行，但我还是要先讲好了，你们可别想把他调走，那我们是绝不会同意的。”
这年在边境地区所搞的庆祝十月革 命的活动真是空前的激烈。保尔则被选为边境各个村庄庆祝十月革 命纪念活动委员会的主席。三个村庄约五千多名男女农民们在波杜别茨村，开完了庆祝大会之后就出发去游 行了。队伍长达半公里长，军训营和铜管乐团作为前导，高举着鲜艳的红旗，出村之后向边境方向行进。他们的纪律很严格，队伍很有序，一律沿着边界线在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土这边游 行，他们一直前往几乎跨越了国境线的村庄。波兰的村民是从未见过这样一种场面的。边防军营长加夫里洛夫与军训营的政委柯察金则骑着马在最前面行走。铜管乐声、红旗迎风摆动声以及阵阵的歌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青年农民们都身着节日的盛装。姑娘们那银铃铛一样的笑声飞出很远的地方。青年人的神情很端庄，而老年人很稳重。一眼看过去，河流一般的队伍正浩浩荡荡地向远方奔去，而河流的河岸便是国界线。人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离开了苏维埃的土地，也没有一只脚跨过了不可超越的国境线。
保尔叫人们从身边走过去，耳边响起了共青团员们嘹亮的歌声：
从遥远的西伯利亚森林至不列颠的海岸，
伟大的红军战胜了一切敌人！
接着又是女声齐唱：
喂，那边的山头上有妇女在收割……
苏维埃的哨兵们既自豪又兴奋地迎接着游 行的队伍，而波兰的哨兵们面对这支队伍却露出的是一脸的茫然之情。虽然要在边界的一旁游 行在事前已经通知过波兰的指挥部，但现在却仍然还是引起了那边的惊慌。他们将哨兵人数猛增四倍，还有战地宪兵们骑马在紧张地四处巡查，山谷中则埋伏了很多的应付突发事件的后备部队。而实际上，游 行的队伍只是一直笑语不断地在本国领土内游 行着。
在远处的小土丘上有一个波兰哨兵站在上面，当游 行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子接近他时，进行曲的第一段旋律也响了起来。波兰哨兵将步枪从自己的肩头卸下，紧贴住裤子腿行注目礼。保尔听到他用波兰语说：“公社万岁！”
哨兵的那种眼神表明了这句话是他所讲。保尔则目不斜视地望着他。这是位朋友！他那波兰军装内藏着的心与游 行队伍中群众的心，跳动的是同样一种节奏。因此，保尔也用波兰话低声地回答道：“你好，同志！”
游 行队伍在经过时，波兰的哨兵都自始至终保持着持枪立正的姿势。队伍过去了，保尔一再回头去看那个瘦小的黑色身影。
前面又是一个波兰兵。他胡子花白，头上戴的四角帽上镶着镍，帽檐下是一双凝滞而暗淡的眼睛。因为保尔刚刚听到一个波兰哨兵的话，这时心情还很激动，所以就先开口，像自言自语地用波兰话说：
“同志，你好！”
不料却未得到回应。
加夫里洛夫微微一笑。原来他全都听到了。
“你可能抱有太高的期望了，”他对保尔说，“在这里除了普通步兵，还有宪兵。你难道没看到他衣袖上的标志吗？他是宪兵。”
在游 行队伍最前头的人已经从山坡上下来了，正朝村子里走去。这是一个跨国界的村子，
在属于苏维埃政权管辖的这半个村子里，已经做好了隆重欢迎的准备。人们挤在界河上小桥的一侧，姑娘和小伙子们在路的两旁排成一条长龙。在属于波兰的那半个村子里，农舍和板棚顶上站满了人，聚精会神地观看界河对岸的盛况。在农舍门前，栅栏旁边，还有成群结队的农民。游 行队伍走进夹道欢迎的人群，乐队奏起了《国歌》。小伙子和白发苍苍的老者都相继登上用青绿色树枝装饰的临时搭起的讲台，激动地发言。保尔也用亲切的乌克兰语讲了话。他的声音飞过了界河，灌入对岸群众的耳朵里。于是那边决定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这种声音激起村民们心底的热情。于是，宪兵队骑着马在村子里来回奔跑，挥舞着鞭子想把老百姓赶回家去。他们中还有人向屋顶上放了几枪。
街上变得空荡荡的。站在屋顶上的年轻人也被宪兵们的枪弹赶跑了。苏维埃这一岸的人们站在河边上看得一清二楚，不禁都皱起了眉头。这时，一个年轻小伙子搀扶着一个牧羊老汉登上演讲台。他怀着满腔怒火，愤怒地说：
“孩子们，好生看看吧！想当年，我们就是这样挨打的。现在咱们这苏维埃的地盘，不可能再见到用皮鞭抽打农民的事了。地主老爷们被赶下了台，咱们穷苦人背上再也不用挨鞭子了。孩子们要把政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也老了，笨嘴说不出好听的话，可我真想多说两句。当年在沙皇的统治下，我们受尽煎熬，比拉车的牛好不到哪儿去……瞧瞧对面的老百姓，我心里头真难受！……”老头儿向对岸挥了挥他那只干瘦的手，失声痛哭起来。只有小孩和老人才会这样哭。
在老汉之后登台发言的是格里舒特夫。营长加夫里洛夫听着他激昂的话语，回头看一看，仔细观察对岸是否有人在作记录。可是，河的那边已经没有一个人，连桥头的哨兵也撤去了。
“如此看来，他们不会向我们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发照会抗议了。”他幽默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