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猫咪，进来呀，站在这儿干什么……？”
杜巴瓦没等她说完，“砰”把门关上，顶住门。
“危险的开端……”保尔说，“你让什么样的人待在身旁？这会落到怎样一个结局。”
杜巴瓦显然不想往下谈，他提高嗓门吼叫：
“连我想同谁睡觉你也管？我听厌了这种说教！你从哪里来就滚到哪里去！你尽管去告诉大家，杜巴瓦又酗酒，又玩女人。”
保尔走到他跟前，激动地说：
“杜巴瓦，你赶走这个女人吧，我要最后一次跟你长谈……”
杜巴瓦的脸色沉了下来。他一转身，走到房间里去了。
“哼，坏蛋！”保尔压低了嗓音骂了一声，慢慢地走下楼去。
两年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一天天，一月月，时光不紧不慢地流逝，迅速变化着的是五彩斑斓的生活，它让似乎单调乏味的日子充满着崭新的内容。伟大的一亿六千万人民，破天荒地第一次在这世上成了辽阔疆土的无穷宝藏的主人。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他们紧张、勇敢地劳动着。国家在巩固，国力在增强。就在不久之前还死气沉沉、不堪入目的废弃工厂，现在人们能看得见烟囱在冒烟了。
保尔觉得，这两年时光如矢，日月如梭。他不会慢吞吞地打发日子，也不会懒洋洋地迎接晨曦，更不会在十点钟准时睡觉。一方面，他自己争分夺秒，另一方面也督促别人。
每当深夜，人们常可以看见他的窗户还亮着，他不想花太多时间在睡觉上。屋里有几个人在专心致志地读书、学习，他们在两年里学完《资本论》第三卷之后，搞清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精巧结构。
忽然，拉兹瓦利欣出现在保尔工作的地区。是省委派他来的，并建议他当某个区的区团委书记。当时保尔正在外地出差。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委员会把拉兹瓦利欣派到一个区去了。后来保尔回来知道了这件事，但他未置可否。
一个月之后，保尔到拉兹瓦利欣所在的区突击视察。他没发现多少问题，但已经有一些事实不容置疑：拉兹瓦利欣酗酒，拉帮结派，排挤一些作风正派的年轻干部。当保尔在会上介绍完这些情况后，大部分人都主张给拉兹瓦利欣严重警告处分，但保尔出人意料地指出：
“开除他，并且不允许他再入团。”
“一定要开除这个坏蛋。原来他就是学生中的渣滓。已经给了他重新做人的机会，但他仍然混在革命队伍里胡作非为。”保尔列举了他在别列兹多夫的种种劣迹。
“对柯察金的责难，我表示强烈抗议。这是公报私仇。要陷害我的人多得是，必须有真凭实据。让柯察金拿出证据来。要是我也无中生有说他从事走私活动，那他是不是也应该被开除呢？不成，让他拿出真凭实据来！”拉兹瓦利欣无赖似地嚷嚷。
“我会拿出证据的，等着瞧吧！”保尔回敬道。
拉兹瓦利欣走了出去。半个小时后，委员会在保尔的推动下通过决议：“开除异类分子拉兹瓦利欣出团。”
夏天，朋友们纷纷外出度假。体质稍差的去海滨。大家都希望这个季节轮到自己休假。保尔为大伙儿争取到疗养证和补助并送他们去休养。出发前他们脸色苍白，形容枯槁，但心情很好。保尔承担了他们的工作压力，于是他愈加努力地工作，宛如一匹驯服的老马拉着大车爬陡坡。一批批同志回来了，皮肤黝黑，神采奕奕，充满活力。接着，又走掉另一批。整个夏天都是这样，但工作却不能停顿。保尔就这样坚守在岗位上，没有一天休息。
夏天就这样过去了。
保尔憎恶秋天和冬天，因为这两个季节使他承受了许多肉体上的苦楚。
今年，他特别盼望夏季快些到来。他觉得很不好受，甚至不得不暗暗叫苦，因为他的精力一年不如一年。现在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承认自己残废，担任不了繁重的工作；要么坚守岗位，直到完全无法工作。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
担任地区卫生处处长的巴尔捷利克是位担任过地下工作的老医生。一天，在地区党委会上，他走到保尔跟前说：
“柯察金，你气色不太好。去医务委员会检察过吗？身体怎样？八成没去吧？我大概记不太清楚了。朋友，应该检查一下，星期四下午来吧！”
因为工作太忙，保尔没去医务委员会。但巴尔捷利克可没忘，好说歹说把他劝了去。医生在那儿为保尔作了全面认真的检查，巴尔捷利克作为神经病理学家参加了检查工作。结论如下：
“医务委员会决定，必须立即停止工作，去克里木长期疗养，并做进一步认真治疗，否则必将产生严重后果。”
还有一大串用拉丁文写的病名安在结论之前。但保尔只从中意识到一点，问题主要不出在腿上，而在于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了严重损害。
巴尔捷利克把医务委员会的决定提交党委会讨论，没人反对保尔立即停止工作。但保尔自己建议，等共青团地区委员会组织处长斯比特涅夫休假回来后再走，因为他担心团委的工作陷入青黄不接的状态。虽然巴尔捷利克反对这一点，但大家还是同意了。
还有三个星期，保尔将得到有生以来第一次休假。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放着去叶夫帕托利亚疗养的证件。
保尔在这些天里加紧工作。他主持召开地区团委全体会议，并且不辞辛劳地把一切安排妥当，以便放心离开。
保尔将要去休养，去看看他从来没见过的大海。刚巧在走之前，他意外地碰到了一桩既荒唐又可恨的事件。
下班之后，保尔走进党委宣传鼓动处的办公室，坐在书架后开着窗户的窗台上，等着宣传工作会议的召开。当他进来时，办公室一个人也没有。没多久，几个人进来了。保尔坐在书架后面，看不见他们是谁，但他听出了一个人的声音。是法伊洛，他是地区国民经济处处长。这人高高的个子，长得挺帅气，有一种军人的风度。保尔曾不止一次听人说他酗酒，见了漂亮的女孩子就穷追不舍。
法伊洛曾经在游击队里，他逢人就唾沫四溅地吹嘘自己怎样砍马赫诺匪徒的脑袋，一天能砍下十多颗。但保尔看他挺不顺眼的。有一次，一个泪流满面的女团员找到保尔，向他哭诉法伊洛许诺和她结婚，谁知同居了一周后，就对她不理不睬了。在监察委员会里，法伊洛竭力否认。但那女孩拿不出证据，不过保尔相信她说的是实话。这时，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并不知道保尔在里面。保尔听见其中一个人在问他：
“喂，法伊洛，近来怎么样？又搞什么新玩意儿了吧？”
问话的格里博夫和法伊洛是哥儿们，和他也是一样的货色。格里博夫其实极其浅薄、俗不可耐，跟个傻子一样，不知他是怎样稀里糊涂混上个宣传员当的。不管在什么场合，他都要拿头衔来向人家炫耀一番。
“你应该祝贺我，昨天我搞上了科罗塔耶娃。你还说这件事成不了呢。我说老哥，我可是一枪一个准……”紧接着，法伊洛又说了一句下流话。
保尔只感到神经一阵震颤，这表明他愤怒到了极点。科罗塔耶娃是地区党委的妇女处长，她是和保尔一块儿调过来的。他们是一块儿工作的好朋友。只要有妇女来求她保护或出点子，她都热忱招待，亲切关怀。在同事们中间她颇有人缘。科罗塔耶娃尚未结婚，无疑，法伊洛说的就是她。
“法伊洛，你没吹牛吧？她可不像是那种……”
“我吹牛？别把人瞧扁了！再漂亮的鲜花我也搞过。凡事只要动脑筋，对付不同的女人得用不同的方法。有的第二天就投怀送抱，说实话，那是下等货。有的得追一个多月。关键是要掌握女人的心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老弟，这里头学问可大了，在这方面我可以说是祖师爷了。哈哈哈……”
法伊洛得意忘形，笑得前俯后仰。一小群听众怂恿他往下说，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听详情。
保尔站起来，紧握拳头，他只感到心在猛跳。
“想靠上天保佑，毫不费劲就把科罗塔耶娃搞到手，那不可能；不过放了她吧，我又不甘心。何况我还和格里博夫赌了一箱葡萄酒呢。于是我开始动脑子了。我一次又一次地去找她，但她始终不拿正眼瞧我。原因再简单不过了，外面流传着关于我的流言蜚语，多半她也有所耳闻……总之，侧面进攻失败了。我于是迂回包抄，哈哈哈！……告诉你吧，我跟她吹嘘自己打过多少仗，杀过多少人，到过多少地方，吃过多少苦头，但直到现在还遇不到一个红颜知己，生活孤独无助，得不到关心，得不到温柔……诸如此类，我编了一套又一套。一句话，针对她的薄弱环节反复猛攻。我在她身上下了不少功夫，有时甚至想，去他妈的，不想再装腔作势地演戏了。然而这关系到信仰，为了信仰，我不能放弃她……最后终于大功告成。我用忍耐换到了满足——我搞的不是婆娘，而是处女。哈哈哈！……真是可笑到了极点！”
法伊洛还在继续他的下流故事。
事后保尔自己也想不起来，当时是怎样冲到法伊洛面前的。
“畜生！”保尔怒斥道。
“我是畜生？偷听别人说话的才是畜生！”
保尔好像又骂了一句什么，法伊洛一把揪住他的胸口：
“你竟敢侮骂我？！”
说着法伊洛打了保尔一拳，原来他当时正喝得烂醉如泥。
保尔抓起一把橡木凳，一下子把法伊洛砸倒在地上。幸亏保尔袋里没装枪，这才让法伊洛保住了性命。
于是，意外的情况出现了。正是在原定去克里木的那一天，保尔出席了党的法庭。
党组织的全体成员都在市话剧院里集中，大家都为宣传鼓动处里发生的事件感动震惊。审判发展为一场生活道德方面的激烈争辩。日常生活准则、人与人的关系、党的伦理道德——这些问题的争辩，使案件本身反倒退居其次。案件演变为一个信号。法伊洛在法庭上气焰嚣张，断然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无耻地冷笑着，声称人民法院会审理这个案子。柯察金砸破他的头，应判处强制劳动。
“怎么样？难道你们想借题发挥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不成？我全然不在乎你们要强加给我什么罪名。之所以一群娘儿们在这里对我横加指责，是因为我向来不对她们瞧一眼。关于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没什么可说的。要是在1918年，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找柯察金这个疯狗算帐的。现在即使我不在，这里的事情也可以解决的。”说完，他扬长而去。
主席要求保尔谈谈冲突的整个过程。保尔叙述得相当平静，但是人们还是能够感觉到他是在竭力克制住自己。
“因为我当时沉不住气，所以才会发生这里议论的事情。我做工作，用的拳头多，脑子少，不过这是多年以前的事了。这次又出了这种事情。直到法伊洛脑袋上挨了一下，我才猛地清醒过来。近几年来，这是我仅有的一次表现出游击习气，但我仍然责备自己的行为，即使他活该挨打。法伊洛的劣迹，是我们党内生活的一种丑恶现象。我弄不清楚，为什么一个革命者、共产党员，怎么同时又是一个无耻下流之辈。对于这种现象，我绝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件事敦促我们不得不讨论一下生活道德问题，这也是整个事件惟一的一个好的方面。”
共产党员们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把法伊洛开除出党。格里博夫由于提供假证词而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另外几个参加谈话的人也承认了错误，接受了批评。
巴尔捷利克说了保尔神经系统的状况，党的检察员建议给予保尔警告处分，由于全场一致反对而撤回了。保尔被宣布无罪。
保尔在几天以后乘火车前往哈尔科夫。由于他再三请求，地区党委同意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并建议另行委派工作。拿到一份相当好的鉴定后他就上车了。保尔去见了阿基姆，团中央书记之一，并汇报了全部情况。
阿基姆看了鉴定，见在“对党无限忠诚”这句话后写道：“具备党员所应有的刚毅精神，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易暴怒，不能自控，这是神经系统严重受损所致。”
“保夫鲁沙，这份很好的鉴定上到底还是给你添了这一条。你要想开点。有时候，神经十分正常的人也会出这种漏子的。到南方去好好休息休息，恢复精力。等你回来，再谈你的工作安排。”
阿基姆说着，紧紧握住保尔的手。
保尔来到中央委员会的“公社战士”疗养院。花园里有一座座玫瑰花坛，喷水池中波光粼粼，一幢幢楼上攀爬着葡萄藤。疗养员们穿着白色疗养服或游泳衣。保尔在年轻的女医生处登记姓名。他住进了位于花园一角的那座建筑物的一间大房子里。床单洁白耀眼，房间里一尘不染，静谧安详。保尔洗过澡，换了疗养服，容光焕发，径直向海边走去。
抬头眺望，深蓝色的大海宛如大理石般光滑，她美丽而安详，浩浩荡荡，仿佛与远方淡蓝色的轻烟薄雾水乳交融。燃烧着的朝阳在海面上撒下耀眼的金光。轻烟浩渺，远处山峦的轮廓时隐时现。保尔在清爽的海风中深深地呼吸，久久凝视着深遂而宁静的蓝色海洋。
慵懒而细小的微波轻轻拍打着海边金黄色的沙滩，亲昵地悄然舐着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