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2)
这场战争从上汤时开始，一直闹到吃完饭后的甜点布丁为止。现在，在这里再去咀嚼这场暴风骤雨般的争吵中的全部细节已无关紧要：只有在饭店里长年吃饭的人才会这样卖弄才智。在偶尔爆发在桌面上的激烈争吵中，他们所持的理由多半是些陈词滥调。因为那些论据只是匆忙中信手拈来的。我们这次的争论何以如此迅速地具备了相互伤害的形式，这点也是难以解释清楚的。我想，这种有些过分的神经质的举动，起因于那两位做丈夫的下意识地急于要把自己的太太排除在这种浅薄、危险的可能性之外。可惜的是，这两人找不出任何恰当有利的形式来反驳我。只是宣称，惟有单凭单身汉几次征服某些女人，意外地骗得廉价的爱情而得出的经验来判断女性心理的人，才会讲出这样的话。这种论调已经使我多少有些恼火，偏偏那位德国女人竟还添油加醋，用教训人的口气说，世间女人有两种，一种是正派女人，另一种是“天生的娼妓”。在她看来，亨里埃特夫人一准是后一种人。这样一来，我可再也忍耐不住了，立刻采取了攻势。我说，一个女人一生中的确在某些时刻里会听任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的摆布，做出一些违背意愿，而又不知所以然的举动来。
拒绝承认这显而易见的事实，只不过是惧怕自己的本能和我们天性中邪恶、疯狂的部分，想要掩藏内心的这种恐惧罢了。恰恰有些人觉得这么做心里很愉快，好像感到自己比那些“易受诱惑的人”更坚强、更道德、更纯洁。我个人却认为，倘若一个女人自由自在地、满怀激情地顺从自己的本能，远比一个通常偎在丈夫怀里，却闭着眼睛撒谎的女人，要诚实得多。我所说的话大致如此。这时，谈话变得紧张、激烈起来。别人越是诋毁可怜的亨里埃特夫人，我就越热切地替她辩护(事实上，这一点早已远远超出了我内心的感受)。此刻，对于那两对夫妇来说，我的这份热情无异于——用大学生们的话来说——向他们吹起了战斗的号角。他们四人仿佛是一组不很和谐悦耳的重唱。但却能团结一致，满怀怨恨，愤怒地向我反击。这种愤怒使得那位满脸慈祥、面带笑容的丹麦老头——他坐在一旁，像个足球赛场中手握跑表的裁判员——不时得用手骨节敲打桌面，警告道：“先生们，请冷静点！”但这每次只能奏效片刻。其中一位先生面红耳赤，已从桌上跳起来三回了。他的妻子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他按住——简而言之，要不是C太太及时平息风波，为我们调停争端的话，再过十来分钟，我们的争论便会以大打出手而收场。
C太太是一位白发苍苍、高贵典雅的英国老妇人。大家一向默认她为我们桌上的名誉主席。她笔直地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对待每一个人总是一样的友善。她沉默寡言，在倾听别人讲话的时候，总是显出兴趣盎然的样子，单看她的外貌体态就足以令人赏心悦目了：她举手投足间透着一股贵族气派。她的天性中有种奇妙的内敛和安宁之气。她和每个人之间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同时又懂得如何巧妙得体地向每个人表示一份特别的亲近：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坐在花园里看书，有时也弹弹钢琴，很少见她在社交场合里露面，或是与人做深入的谈话。我们大家几乎从不留意她，然而，她自有一种不寻常的威慑力笼罩着所有的人。譬如说此刻，她头一次干涉我们的论辩，刚一开口，我们便一致感到尴尬、难堪，觉着自己实在太吵了，太不能克制自己了。
当时，正值那位德国先生粗暴地跳起身来，接着又被按回桌边重新坐下的当儿，C太太便利用这令人不愉快的间歇，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忽然，她出人意料地抬起一双清亮的灰色眼睛，迟疑地望了我一会儿，然后，才以几乎是客观、直率的口吻开始发话，目的是想对主要问题表示一下自己的看法。
“这么说，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您的话，您真的相信亨里埃特夫人，相信一个女人会无辜地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冒险当中去，相信有些行为会令这样的女人做出一小时前还认为自己决不会去做的事情。而对这些举动的后果，她是几乎不能负什么责任的。您的意思是这样吗？”
“没错。我绝对相信这点，尊贵的夫人。”
“这么一来，任何道德评判岂不都彻底失去了意义，任何违背道德规范的事都是完全合理的了？如果您当真认为，法国人说的所谓‘热情造成的犯罪’算不得什么罪行的话，那么，还要国家的司法机构作什么呢？凡事不应该凭太多的好意愿来判断——您的好意可多得有些惊人。”她轻轻一笑，补充道，“这样，便能在每一桩罪行中找出一种热情来，然后，根据这份热情去宽恕一切。”
她说这些话时，那清晰而又几乎愉快的声调，令我听来极其悦耳动听。于是，我也不由自主地模仿起她那冷静客观的口吻，同样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答道：“国家的司法部门判决这类事件时，无疑要比我严厉得多。无情地维护一般的道德和习俗，是它们的职责和义务：它们必须做的是下判决，而不是宽恕。但是，我个人却搞不清楚，为什么非要我去自动担任检察官的职务不可：我宁愿当一名辩护人。我个人更感快乐的是理解别人，而不是去审判他们。”
C太太睁大她那双清亮的灰色眼睛，直瞪瞪地注视了我好半天，显得有些犹豫不决。我担心她没有真正听懂我的意思，正准备用英文把刚才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然而，她却又继续发问了。她的态度非常奇怪，非常严肃，活像考场里的考官。
“一个女人丢下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随随便便跟一个人跑了，根本也不晓得这个人是否值得自己爱。您不觉得这样的事是可鄙可厌的吗？一个毕竟已不属于年轻人的女子，单是为了儿女着想也该自尊自爱，却草率地做出如此轻浮的举动，难道您当真能够原谅她吗？”
“我再对您重复一遍，尊贵的夫人，”我坚持道，“遇着这类事，我既不愿立刻下判断，也不愿强烈谴责谁。当着您的面，我可以平心静气地承认，先前我的话是有些言过其实——可怜的亨里埃特夫人当然算不上女中豪杰，甚至天生也不是个冒险家，更不是什么‘伟大的情人’。在我眼里，我所了解的她，只不是个平庸而又柔弱的女人。我对她多少怀着点儿敬意，那是因为她勇敢地顺从了自己的意愿。但是，我对她怀着更多的怜悯，因为，不是今天便是明天，她就会陷入不幸的深渊。她的举动也许过于仓促，未免有些愚蠢，但决不能称之为卑鄙下流。所以，我始终极力争辩的是：谁也没权鄙视这个可怜的不幸的女人。”
“那么，您本人呢？还是像往常一样对她怀着同样的敬意和钦佩吗？一位前天还同您坐在一起的正派的女人，昨天却变成另外一个人，同素昧平生的人私奔了。对于这两种女人，难道您根本不加以区别吗？”
“不，根本不。两者间一点差别也没有，半点也没有。”
“真的吗？”她不知不觉竟说起英语来了，整个谈话显然令她全神贯注。她沉思了片刻，然后抬起她那双清亮的眼睛，那询问的目光又一次望住了我。
“譬如说明天，假设在尼斯的大街上，您遇见亨里埃特夫人偎在那个年轻人的臂弯里，您还会上前跟她打招呼吗？”
“当然会。”
“还会跟她攀谈吗？”
“自然。”
“您——如果您……如果您成了家——还会不会若无其事地把这样一个女人介绍给您的妻子认识，好像她过去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当然了。”
“您当真会这样做吗？”她又说起英语来了，语气中满是怀疑、诧异与惊奇。
“我肯定会这样做的。”同样地，我也不由自主地用英语答道。
C太太变得沉默不语，她似乎在努力思考着什么，突然，她好像对自己的勇气感到有些惊讶，一边看着我，一边说：“我不知道，我是否会那样做，或许我也会那样做的。”随后，她以一种无法形容的稳健姿态站起身来，亲切地把手伸给我。只有英国人才懂得用这种方式结束一次谈话，而又丝毫不显得唐突、生硬。由于她的影响，饭厅里重又出现和平、安宁的景象。我们大家都从心里感激她，刚才还是些势不两立的人，此刻都能礼貌地互致问候了。说过几句轻松的玩笑话后，先前紧张到了危险程度的气氛缓和下来，变得轻松、愉快。
虽说我们的纷争最后以骑士般的方式收场，但由此激发的怨恨却从此留下了痕迹，使得我和对手们之间稍有疏远。那对德国夫妇对我态度冷淡，不理不睬；而那对意大利夫妇接连几天总是喜欢取笑我，一再问我有没有“尊贵的亨里埃特夫人”的音讯。虽说大家表面上还维持着起码的礼貌，但实际上，从前餐桌上那种以诚相见、无拘无束的气氛已彻底破坏，无法挽回了。
那场争论过后，C太太竟对我表示出特殊的亲近。相比之下，我的那帮对手们对我的嘲讽与冷淡就越发显得奇怪了。C太太为人一向十分矜持，除了晚饭时间外几乎从不爱找桌友们聊天，而现在，却常找机会同我在花园里攀谈，并且——我几乎想说：她是找机会来奖赏我。因为，平日里她总是那么高贵、矜持，所以一次单独的交谈就足以显示出那份特殊的厚爱了。真的，为了坦率起见，我必须如实报道：她简直是主动来找我，而且，借了各种理由，利用一切机会来跟我交谈。她做得相当露骨。幸亏她已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不然的话，我真的会想入非非。
我们在一起闲谈、聊天，可是，谈着谈着，话题就不可避免地、无法转移地回到谈话的起点——亨里埃特夫人的问题上：似乎极力谴责那个内心深处摇摆不定、忘掉自身责任的不忠的女人，会给她带来一种不为人知的快感。然而，与此同时，看到我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对那位柔弱、文雅的女人抱有同情之心，任凭什么也不能使我放弃这份同情，她又似乎非常高兴。C太太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我们的话题往这个方向引。到后来弄得我再也搞不清楚，对于这种离奇的、几乎有些古怪的执拗该怎样想才好。
就这样过了好几天——大约五六天的光景。为什么这种谈话方式对她如此至关重要，她却不曾泄露一言半语，不过，据我判断，这其中显然另有原故，这一点我在一次散步的时候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了。当时我偶然间提起，我在这里的时间就要结束了，打算再过一天就动身回去。立时，她那张素来不动声色的脸上突然露出异样的紧张神色，恰似一片云翳飞入她那双灰暮似海的眼睛：“真遗憾！我还有许多话想跟您谈呢。”从这一刻起，她变得有些烦躁不安，心神不定。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她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心里却在想着别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分散了她的注意力，令她不能全神贯注。最后，她自己打破了这心不在焉的情形，沉默了半晌，突然她意外地向我伸出手来：“看来，我是无法清楚、明白地表达出我原本想对您说的话了。我最好还是给您写信吧。”说完，她便迈着较快的步伐向公寓走去，步履之迅速，全然不像我平日里熟悉的她。
果然，那天晚上快开饭的时候，我在自己房里发现了她的一封信，笔迹刚劲、洒脱。遗憾得很，我年轻时对待文件、书信相当随便，故而现在没法在这儿引录原文，只能简述一下那封信的大意：她问我，能否允许她向我讲述她生命中的一段经历。她在信中写道，那段插曲已过去很久很久了，久远得与她现在的生活方式不再有什么瓜葛了，而且再过一天我就将启程离开此地，这一点使她比较容易向我倾诉那件二十年来一直埋藏在她的心底，令她反复思考，而且不断在折磨她的往事。如果我对这样一次谈话并不感到冒昧、强求的话，那么，她很想请求我给她点时间，讲一讲她的那段经历。
这里我只记下了那封信纯内容方面的东西，而原信在当时异乎寻常地吸引了我：信是用英文写的，单就这一点，就赋予了它高度的清晰性和果断性。然而，对我来说，写封回信却不是件十分容易的事。我撕了三回草稿，最后，才这样答道：
“您给予我如此多的信任，实在是我莫大的荣幸。我向您保证，如果您要求我诚实地做出反应的话，我一定会去做的。当然，我不会强求您说出您不愿意透露的心事。不过，希望您在叙述的时候，讲给自己和讲给我听的都能十分符合事实。请相信，我感觉得到，您对我的信任是一种特别的荣幸。”
当天晚上，信就被送到她的房里。第二天一早，我就得到了回音：
“您的见解完全正确：一半真实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永远只是全部的真实。为了不违背我本人亦或是您的意愿，我将竭尽全力，毫无隐瞒。晚饭之后，请您到我房里来吧——我已是六十七岁的人了，用不着顾忌会有什么误解了。因为，在花园里或是接近人群的地方，我是无法启齿的。请相信，我下决心说出这事绝不是一桩容易的事。”
那天，白日里我们还照常在饭桌上见过面，客客气气地谈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可是，吃罢饭来到花园中遇见我，她却显然不知所措，慌忙闪避了。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竟像个害羞的少女似的，为了躲避我，一转身溜进松荫大道中。看着她这样，我不禁感到很尴尬，同时又觉着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