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15
“科斯佳，你可知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来这里时与谁同路？”多莉把黄瓜和蜂蜜分给孩子们以后对列文说，“与弗龙斯基同路！他到塞尔维亚去。”
“而且还不只是他一个人，还自己出钱带一连骑兵去！”卡塔瓦索夫说。
“这符合他的为人，”列文说，“难道说还一直有志愿兵往那里开拔吗？”他瞥了一眼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然后补充问道。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未予作答，因为碗里有一个白色的蜂巢，破口处往外流着蜜，上面粘着一只还活着的蜜蜂，他正小心翼翼地用一把钝刀子把蜜蜂往外挑。
“那还用说！如果您看见昨天车站上的情景就好了！”卡塔瓦索夫一边说，一边嘴里嚼着黄瓜。
“这个嘛，该怎样去理解？看在基督份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请您给我讲一下，这些志愿兵都要到哪里去，去同谁作战呢？”老公爵问道，显然是继续着列文没有来以前就已开始的话题。
“同土耳其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平静地笑着回答说，同时把那只粘了蜂蜜而变黑的、爪子无助地爬动着的蜜蜂挑出来，把它从钝刀上移到一片坚实的杨树叶子上。
“究竟是谁向土耳其人宣战的呢？是伊万？伊万内奇？拉戈佐夫和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以及施塔尔夫人吗？”
“谁也没有宣战，而是人们同情受苦受难的兄弟民族，并且愿意帮助他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但是公爵说的并不是有关援助的事，”列文站在岳父一边辩解说，“他讲的是战争。公爵说，通常没有政府的允许个人是不能够去参加战争的。”
“科斯佳，你瞧，这里有一只蜜蜂！真的，它会蜇我们的！”多莉一边挥走黄蜂，一边说。
“可是这不是蜜蜂，而是一只黄蜂。”列文说。
“好啊，好啊，那么您的理论是什么呢？”卡塔瓦索夫微笑着对列文说，显然想挑起争论。“为什么个人就无权参加战争呢？”
“我的理论是：一方面，战争是一种野蛮的、极其残酷的行为，因此，任何一个人，更不要说是一个基督徒，都不能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而能够承担这种责任的只有政府。这是它的使命，它也回避不了。另一方面，无论从科学的角度看还是就健全的思想看，在国家的事务上，特别是在战争问题上，公民不得不放弃个人意志。”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同时用现成的话反驳他。
“老弟，问题就在这里，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有时政府不执行公民的意志，那么社会就来显示自己的意志。”卡塔瓦索夫说。
但是，显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赞成这种反驳。他听了卡塔瓦索夫的话后，皱皱眉头，然后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你这样提出问题是没有用处的。这里没有宣战的问题，而只不过是人类的感情，基督徒的感情的一种表露。别人正在杀害同一血缘的同胞和同教的兄弟。好吧，即使不是同胞，不是同教的兄弟，而是一般的儿童，妇女，老人，也不能无动于衷。俄罗斯人动人感情，就跑去制止暴行。你设想一下，如果你在街上走，你看见醉汉正在殴打妇女或者儿童，你会怎么办呢？你不会去问是不是向这个人宣过战，我想你一定会冲上去，保护受欺负的人。”
“但是我不会打死他。”列文说。
“不，你会打死他的。”
“我不知道。如果我碰到这种事，我就凭我的直觉去行动，但事先我不敢说我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斯拉夫人受压迫，我的感情不会冲动，也不可能冲动。”
“可能你不会冲动，但是别人会冲动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满地皱着眉头说，“民间还流传着‘渎神的伊斯兰教徒’压迫正教徒的传说。人民听说自己的兄弟受折磨，就站出来说话了。”
“可能是这样，”列文含含糊糊地说，“可是我却没有看见，我本人就是人民，我却没有这种感觉。”
“我也是这样，”公爵说，“那时我住在国外，读了报纸，并且，我承认，在保加利亚惨案之前，我没有弄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俄国人突然之间爱起自己的斯拉兄弟来了，而我对他们却毫无爱意呢？我非常懊恼，我以为我是一个畸形人，要不就是卡尔斯巴德的泉水在我身上起了作用。但是，回到这里以后，我放下心来了——我发现，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些人也只关心俄罗斯，而并不关心斯拉夫兄弟。康士坦丁就是其中的一个。”
“个人的意见在这里没有什么意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当整个俄罗斯人民表现出自己的意志时，个人意见就微不足道了。”
“很对不起。这我可看不出。人民连知道都不知道。”公爵说。
“爸爸，不是这样……怎么不知道呢？那个星期天在教堂里不是讲了吗？”多莉听着他们的谈话，说，“请递一下毛巾，”她对那位微笑着看着孩子们的老人说，“不可能所有的人……”
“星期天在教堂，那又怎么样？那是神父奉命而宣读的。他读啦。他们什么也没弄明白，只是叹气，就像平常传道一样。”公爵继续说道。“然后人家就对他们说，教堂为拯救灵魂，要募捐了，每人就掏出一个戈比。可是这钱干什么用，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人民不可能不知道，人民对自己的命运总是关心的，在如今这样的时刻，这种意识就表露出来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着那位养蜂的老人，十分肯定地说。
那位长着斑白胡须和浓密银发的漂亮老人手里端着一杯蜂蜜，一动不动地站着，亲切而又神态自如地凭着自己高大的身材俯视着这些老爷们，显然他并不明白他们说些什么，而且也不想弄明白。
“的确如此。”他听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的话，意味深长地点着头说道。
“那么就请问问他。他什么也不知道，而且也不去想它。”列文说。“米哈伊里奇，你听说过战争的事了吗？”他转向老人问道。“教堂里宣读了什么？你是怎么想的？我们应该为基督徒去作战吗？”
“我们有什么好想呢？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皇帝都替我们想得很周到了，他现在为我们考虑着所有的事情。他比谁看得都清楚。是不是再拿一点面包来？再给那个小家伙一点儿？”他指着格里沙问多莉，格里沙这时连面包皮都要吃完了。
“我用不着去辨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我们见过，也正看见成百上千的人舍弃一切来为正义的事业效力，他们自俄罗斯的天南海北，坦诚而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目的。他们出钱，或者亲自去，直截了当说出为了什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认为，这意味着，”列文有点激动，他说，“在八千万人民中间总会找到几百个，甚至像现在这样几万个丧失了社会地位的人，他们天不怕地不怕，他们就等着参加到普加乔夫一伙中去，到基辅，到塞尔维亚……”
“我要对你说，不是成百上千的人，而且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而是人民中间的优秀代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激动地说，仿佛在捍卫他最后一份财产似的。“那么那些捐款呢？这可是直接反映出全体人民的意志。”
“‘人民’这个词的含义非常含糊不清，”列文说，“乡里的那些文书，还有那些教师，还有千分之一的农民，倒可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其余的八千万人，像米哈伊里奇一样，不仅没有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且也丝毫不明白，他们应该对什么事情表达自己的意志。我们有什么权利说这是人民的意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