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历史的博弈现象解读——历史中的博弈 (3)
先发治人的玄武门之变
李渊在当了皇帝以后，根据立长不立幼的传统习惯，于是便在武德元年册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把李世民封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而后李渊就开始接二连三地委托李建成以军国大事，目的就是想在大臣和诸子之中让他树立威望，巩固他的太子地位，为将来他继承帝业打下基础。
为了让李建成熟悉国事，提高处理政务的本领，李渊每次临朝，都让他坐在自己附近，参加各种问题的讨论，遇到不太重要的问题，唐高祖李渊还让他亲自处理。此外，李渊又命礼部尚书李纲，民部尚书郑善果为东宫官员，帮助李建成日谋划策，决断各种机要问题。尽管高祖想方设法提高李建成的威信，但李建成还是辜负了高祖的厚望。他在东宫不留诗文，不理政务，整日无节制地饮酒，还搬弄是非，在兄弟之间制造不和。李纲对此非常不满，多次劝诫又不见成效，便在武德二年十二月，以年老体衰为由，辞职离开了东宫。
此后，李建成的处境日益不妙，而李世民却逐渐受到高祖的重用。武德三年，李世民奉李渊之命平定了刘武周割据势力，收复了并洲，汾阳广大地区。武德四年，李世民又奉诏消灭了窦建德和王世充两支劲旅，极大地巩固了李唐政权。在这一年的七月一天，当李世民胜利地返到长安的时候，他身上穿着披黄金甲，而且在后面还紧随着二十五员大将和一万匹铁骑，鼓乐喧天，人声鼎沸，很是威风，李世民受到了高祖和满朝文武大臣的隆重欢迎。这时候，世民已经滋长了当天子的念头。
而这个时候，李建成看李世民的威望在不断的日益提高，感到十分的不安，于是，便拉拢李元吉一起对付李世民。李元吉是高祖李渊的第四子，勇猛过人，也立过战功。但他骄淫放纵，名声不好。虽然这样，李元吉心灵深处也在想着皇位的继承权。他不上一次地私下均衡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实力及影响，以便自己决定投靠哪一方。经过他周密的考虑，李元吉最后选择了李建成。李元吉认为，如果他跟随李世民，显然不能实现自己谋得帝位的野心，如果是投靠了李建成，或许还有得到帝位的希望。李元吉想，如果能够先除掉李世民，再干掉李建成就易如反掌了，到那时，太子的位置也就唾手可得。他是这样考虑的，当李建成对李元吉有所表示的时候，李元吉立即站到了李建成的一方。
李建成，李元吉他们两个为了能够给高祖一个好更好的印象，与是他们就采取了用后宫支持的方法，他们和嫔妃们拉关系，给她们送礼物，在她们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这一办法果然见了效。原来后宫嫔妃对李世民的印象就不好。为什么呢？那还是在武德四年李世民打下洛阳以后，李渊派嫔妃们前往选阅宫人和府库珍宝。有的嫔妃乘机向李世民索取宝物，有的为自己的亲戚请求官职。由于李世民已经把宝物和官职分给了自己的部属，所以未能满足这些嫔妃们的要求，她们便对李世民产生了怨恨情绪，只不过长时间来没有发泄的机会。李建成给了后宫嫔妃们好处以后，后宫的势力便完全倒向了李建成，李元吉一边。从此，嫔妃们常在高祖李渊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李世民当陕东道行台时，高祖李渊诏示他有权处理管辖内事务。当时，正好淮安王李神通有功，李世民便赏赐给他几十顷好地。后来，高祖妃子张婕妤的父亲看中了这些地，让张婕妤私下向高祖奏请，把这些上地赏赐给他。高祖不知这里的究竟，也没有向李世民了解情况，便写了一个手诏，让地方官把这些上地赏给张婕妤的父亲。张婕妤父亲与是便拿着高祖的手诏，去向李神通要地。李神通以秦王李世民的教在前对高祖的手诏没有理会。这一下子惹恼了张婕妤。
高祖听了以后很生气，没调查就把李世民召到宫中痛斥说：“你的属下竟敢欺负我嫔妃的父亲，对一般百姓，就更不知有多厉害呢！这还了得！”李世民站在一旁，几次想申述事实，都没被允许。此后，后宫的嫔妃们又乘机对高祖说：“您万岁以后，如果秦王得志，我们和孩子们肯定会被害死的。”一边说着，一边还哭哭啼啼。她们还对高祖说：“太子为人宽厚，慈孝，一定能养育我们。”高祖李渊听后，无限伤感。从此以后，他对秦王李世民越来越疏远和淡漠，对李建成，李元吉则越来越宠爱。于是，李建成，李元吉勾结后宫嫔妃，加紧了对李世民的陷害。一次，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兄弟三人跟随高祖外出打猎，高祖命他们骑马此驹。李建成故意让李世民骑一匹难以驯服的烈马，以至李世民反复三次，才把这匹马驯服。李世民对这身边的宇文士及说：“他们想乘机害死我，但是死生有命，对我一点也没有伤害。”
后来李建成知道了这些，就让后宫嫔妃们告诉高祖说：“秦王说他有天命，一定会坐天下，怎么能轻易死呢？”李渊听后非常生气，在召见李世民时斥责道：“天子是上天决定的，不是要一点小聪明就能得到的，你也太心急了。”李世民只好无条件地向高祖请罪。
有一次，太子李建成晚上找李世民去喝酒，在酒里下了毒药，李世民心痛剧烈，吐了几升血，幸亏淮安王李神通将李世民送回秦王府才得救。这次谋害可能使李世民下了决心除掉对方，得到了属臣长孙无忌和房玄龄杜如晦的支持。
但两人并没有因此罢休，相反更加紧了行动。虽然收买秦王府将领的阴谋没有得逞，但在李渊的支持下将房玄龄和杜如晦调出了秦王府，削弱了李世民的力量。在激烈争夺继承权的时候，恰逢突厥南侵，李建成和李元吉觉得时机到来，便由李建成建议让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北伐突厥，李渊同意了，然后，他们就进一步提出，调秦王的部下大将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等人随同出征，还要求将秦王的精兵划归李元吉统领。这很明显是想孤立李世民，然后再下手除掉。李渊也同意了。
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密谋，想在出兵饯行的时候，派人将李世民刺死。太子李建成的一个属官得知后，马上向李世民报告了这个机密消息，李世民决定先下手为强。
与是，李世民向李渊报告了二人的阴谋，还趁机告发他们淫乱后宫，李渊答应第二天早朝时对质，处理此事。李世民并没有将希望寄托在父亲的处理上，因为先前父亲总是偏袒他们。他果断部署了行动计划。
第二天，秦王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十员大将埋伏在玄武门内。李建成和李元吉进入玄武门，走到临湖殿，发现殿边有马影闪动，心知不妥，拨转马头，回奔东宫。李世民从后面呼叫二人停下，李元吉回关张弓连射三箭，但心慌意乱之下三次都没能将弓接满，以致三箭均未射到李世民马前已经力衰而落。
相反的，李世民却勒停坐骑，稳稳当当地对准李建成一箭射出，当场将之射杀。那边李元吉也被尉迟敬德射伤落马，但并不致命。李世民的坐骑却为流箭所伤，失去控制冲入林中，致使李世民被树枝勾住腰带而附坠马。李元吉追过去欲夺他的弓将之绞杀。尉迟敬德及时赶到把他赶跑，最后也将之射杀。
玄武门之事很快传到了东宫、齐王府，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等人率精兵来救。秦王府将领张公瑾神力惊人，独力将宫门关上。宫门才关上，东宫兵将马匹已撞到门上。
当时驻扎在玄武门的兵将多数持观望态度，两不相助。而其中有敬君弘挺身助李世民一方作战，他的亲随劝他观望一下，至少等兵力集结起来后再战。但他不听劝，和同是玄武门守将的吕世衡一同出战，结果最后战死。
东宫、齐王府等兵将见攻打玄武门没成功，又另生一计。薛万彻率兵转而攻击秦王府。此时秦王府兵力大部分集中在玄武门，府中只剩几个文官留守，所以众人大惧，眼看一时三刻间就会被攻破。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尉迟敬德想出妙计，将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割下来，送到秦王府示众。东宫、齐王府等人见首脑已死，登时军心涣散，顿作鸟兽散。薛万彻眼看无法约束手下，率骑兵数十人逃离长安，躲进了终南山中。
李世民派尉迟敬德披挂全身，手持长矛直入宫中面见李渊。李渊大惊失色，问：“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尉迟敬德答道：“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李渊眼看到此地步，也没有别的办法，于是便依言下旨。
之后，李世民又将李建成的五个儿子和李元吉五个儿子全部杀死。李渊眼见一群心爱的孙子全被砍下人头，哼都没敢哼一声，自知身处危境，李世民血淋淋的屠刀只怕下一次就要架到他脖子上了，急忙在事变后第三天（六月七日）立李世民为太子；不没过几天就表示要退位；两个月之后（八月），李世民就正式在东宫显德殿继位为帝。
李世民之所以发动的玄武门之变，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李渊贪恋女色、听信谗言，致使骨肉相残。唐太宗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兄弟，太宗李世民忍耐他的兄弟几次想置他于死地，比如说想用毒酒毒害他、并用会颠仆的胡马想谋害他、谗言等等，最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其实他也是被迫无奈才杀死自己的亲兄弟的。在这场权力的争夺过程之中，李世民的采用了先发治人才能使他的利益得到最大化的，这就是成功。先发治人的策略其实就是博弈理论里的先动策略。在博弈里，我们最重要的自己的保全自己的利益，我们不需要什么教条的约束。也正是因为李世民没有被这些无谓的教条所系绊，所以在我国的历史上才多了一位名君。
赵匡胤的惊天豪赌
赌博很大程度上在运气，但有的人在关系重大命运的赌博中，有的人却敢放手一博，在这种情况下，前进一步就是荣华富贵，后退一步就是粉身碎骨，历史上不乏这样豪赌之人，像公开篡政的王莽，这些历史的赌徒们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违，如此豪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赌博的概率一定是赢，换句话说，他们篡政一定会成功的，这是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实力基础之上的，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是宋代创业始祖赵匡胤政变的故事。
公元九六0年。正月初一，周朝都城汴京城内。正当满朝文武大臣在朝堂之上向皇帝、皇太后符氏拜贺新春佳节之际，忽然传来一纸紧急军书，说是北方数万辽军正向我镇、正二州进犯，请求朝廷速发大军驰援。
此时的皇帝柴宗训是一个年方七岁的幼童，皇太后符氏是一位刚二十出头、入宫不足半年的年轻女子，何曾处理过这种军国大事？于是几名大臣一商量，便命赵匡胤率军前往迎击。
可大军出发之前，汴京城里谣言四起，士农工商、里巷百姓一簇一簇相聚于街头巷尾，纷纷传说着一句话：“策点检为天子。”策，即策立、拥立、推戴之意；点检，即都点检，是周朝所设的一种官职，是朝廷中央禁军的首领。
实际上也就是全国军队的统领，是大臣中握有军权，最具实力的人物，而此时担任都点检的，正是赵匡胤。
大军在正月初三出发，刚正出汴京城不远，一位以善观天象著称的军吏忽然指着天际说：“太阳下面又多出了一个太阳。”古人云，“天无二日，民无二主”，
现在既然天有二日，那么，人世间也当有两位皇帝了。
当晚，大军驻扎在距汴京城四百余里的陈桥驿。将士们纷纷鼓噪：“皇上幼小，
我们出生入死，打仗破敌，谁知道我们的功劳，不如拥戴都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说着手执兵器，拥人赵匡胤的大营，将一袭早已预备好了的御服黄袍，披到了赵匡胤身上。
这就是著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披上了黄袍的赵匡胤不再北征了，反而率师返回汴京，迫使小皇帝“禅让”。可怜那孤儿寡母，哪里敢说半个不字，只好乖乖地让出帝位。
禅让大典于正月初四在崇元殿举行，那禅让的诏书，早由翰林学士陶谷拟好。于是，赵匡胤也不谦让，服衮冕，登御座，就这样成了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禅让”。
改朝换代是一件大事情，这是一场成王败寇的豪赌，正所“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而在进行豪赌的时候，一面做足官样文章，一面实施自己的计划，又是野心家，又是慈善家，很少有人会把已到手的权力让给他人，皇帝柴宗训和皇太后符氏让权也是迫于无奈，所谓的“禅让”只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说辞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