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确实有些奇怪。你们下一步又做了些什么呢？我想，你们检查过房门，看那位小偷有什么痕迹留下没有，比如烟蒂、手套、发夹或别的什么小东西，是吗？”
“没有你说的东西。”
“没闻到什么气味吗？”
“唉，这我们可没想到。”
“在这样的案子里，即使是现场的一点烟味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
“我是不吸烟的，因此，哪怕是一点点烟味，我都能闻出来。但办公室一点烟味都没有。惟一有嫌疑的就是看门人的老婆，那个叫坦盖太太的女人，就她从外交部慌里慌张地走出去，看门人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走得这么匆忙，他只知道他老婆平常也是在这个时间回家的。警察和我都认为，如果文件确实被她拿走了，我们最好趁她还没把文件脱手赶快把她抓住。
“这时警察局已接到报案，侦探福布斯先生立即赶过来了，信心十足地接下了这件案子。我们租了一辆双轮双座马车。半小时就到了看门人告诉我们的那个地点。坦盖太太的长女给我们开了门。她说她母亲还没回来，她让我们在客厅等候。
“十分钟过后，有人敲门了。这时我们犯了个严重的错误——这只能怪我们自己——我们没亲自去开门，而是让那个姑娘去开的。我们听到她说：‘妈妈，家里来了两个人，正等着要见你。’接着，我们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走进过道。福布斯猛地把门推开，我们跟着跑往后面的房间，也就是厨房，但那个女人先跑了进去。她带着敌意望着我们。后来，她认出了我，随即一脸的诧异。
“‘天哪，这不是外交部的费尔普斯先生吗？！’她叫道。
“‘喂，你以为我们是谁？你为什么要躲我们？’福布斯问。
“‘我还以为你们是旧货商呢，’她缓了一口气，‘我们和一个商人有纠葛。’
“‘你别骗人了吧，’福布斯说，‘我们认为你从外交部拿走了一份重要文件，想在这里处理掉。你必须跟我们去警察局接受调查。’
“她提出抗议，不肯去，但我们不管，我们叫来一辆四轮马车，三个人都坐了进去。临走前，我们先把厨房检查了一遍，特别是火炉，看她抢先跑到这里后有没有把文件扔进火里，但是，火炉里没一点碎屑或灰烬的痕迹。我们一到警察局，就把她交给女搜查员搜查。我焦急地等着，好不容易等来了女搜查员的报告，但报告说没搜到文件。
“我到这个时候才真正意识到我的处境有多可怕，在这之前，我只顾着找文件，根本没想会有什么后果，我一直以为能很快找到文件的，根本没考虑到万一找不到，后果会是怎么样。直到看了女搜查员的报告后，我才猛然想起事情的后果。我的处境很不妙。华生可能跟你说过，我在学校时，是个胆怯又敏感的人，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想到了我舅舅和他在内阁里的同僚，想到我给他带来的耻辱，给我自己和亲友带来的耻辱，我自己成为这个离奇的意外事件的牺牲品倒没什么，糟糕的是外交利益事关重大，绝不允许出一点意外事故的。我的前途算是毁了，很不体面地毁了。我不知道我当时做了些什么。我想一定出了不少洋相。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当时有几个同事围着我，尽力安慰我。有个同事陪我一起乘车到滑铁卢，把我送上了去沃金的火车。本来要把我送到家里的那位同事，看到我邻居费里尔医生和我坐同一趟车，便把我送到火车上就走了。费里尔医生对我照顾得很周到，多亏他这样照顾我，否则我就不止是在火车站那次昏厥了。到家时，我差不多成了一个语无伦次的疯子了。
“你可以想象，当费里尔医生按铃把我家里人从睡梦中叫醒，他们看到我这副模样有多难过。可怜的哈里森小姐和我妈妈几乎肝肠寸断。费里尔医生把在车站从侦探嘴里听到的事情缘由跟我家里人讲了一遍。但她们还是悲痛得要命，因为她们知道，我这病一时半会是好不了的。她们让约瑟夫将他那间心爱的卧室腾出来，改做我的病房。福尔摩斯先生，我在这房里躺了九个星期了，不省人事，脑子里头一片混乱。如果不是哈里森小姐的精心照料和医生的关心，恐怕我现在不能和你们说话了。哈里森小姐白天照看我，另外还雇了位护士晚上守护我，因为我神经病一发作，什么事都能做出来。我的头脑逐渐清醒过来，到三天前，我的记忆力完全恢复——有时我想它要是不恢复该有多好。我首先给经手这个案子的福布斯先生发了封电报。他到这里告诉我说，虽然想尽了一切办法，却找不到任何线索。一开始用各种手段问看门人和他老婆，但一无所获；随后警方又怀疑那个年轻的戈罗特，戈罗特就是那晚下班后还在办公室里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那个人，实际上他只有两点可疑，一是他走得晚，二是他有个法国人的姓名。不过，在他走之前，我还没开始抄那份协定；虽然他有法国血统，但他和我们一样有着英国人的习惯和感情，找不出什么确凿的根据把他牵连进去——后来，案子就不了了之。福尔摩斯先生，现在我就看你的了。如果你也让我失望的话，那我的名声和地位就永远地断送了。”
由于说话较多，费尔普斯感到很累了，将身子往后靠到了垫子上。哈里森马上给他倒了一杯镇静剂。福尔摩斯双目微闭，头向后仰地坐在那里默默不语，不熟悉的人会认为他漫不经心，但我知道他此刻正在非常紧张地思考着。
“你讲得很明白，”他终于开口道，“我需要了解的你几乎都说了。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想问你一下，你有没有把你执行这项特殊任务的事告诉过谁？”
“谁也没告诉过。”
“哈里森小姐也没告诉吗？”
“没有。我在接受命令和执行任务的这段时间里，没有回沃金。”
“也没有你的亲友碰巧去看你吗？”
“没有。”
“你的亲友中有人知道怎么去你办公室吗？”
“有，我曾经告诉过他们。”
“当然，你没跟别人讲过有关协定的事，我这么问是白问了。”
“我没对别人讲过。”
“你了解看门人吗？”
“我只知道他原来是个老兵。”
“在哪儿服的役？”
“嗯，好像听说他曾经在科尔斯特里姆警卫队呆过。”
“谢谢你。我想我能从福布斯那里得到一些情况。官方侦探是很善于搜集情况的，只不过他们不善于利用而已——啊，这玫瑰花多可爱啊！”
他绕过长沙发，走到开着的窗前，伸手把一根低垂着的玫瑰花枝扶起，欣赏着那红花绿叶。在我看来，这是他性格中一个新的方面，我还从未见过他对自然界里的东西表现出这么强烈的爱好。
“天下的事没有比宗教更需要推理的了。”他把背斜靠在百叶窗上说，“推理法可以逐步演绎成一门精密的学科。按照推理法，据我看来，我们对上帝仁慈的最高信仰，应该寄托于鲜花之上。此外的一切东西：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希望，我们的食物，它们首先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花就不一样了，它的香气和色泽都是生命的点缀，而不是生存的条件。这些非凡的品格只产生于仁慈。所以我再说一遍，鲜花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希望。”
珀西·费尔普斯和哈里森小姐听了福尔摩斯的这番议论后，感到非常的惊奇和失望。福尔摩斯拿着玫瑰沉思了几分钟，哈里森小姐终于忍不住打破了沉寂。
“你说这个迷案有希望解决吗？福尔摩斯先生。”她用有些刺耳的声音问道。
“哦，这个迷案！”福尔摩斯愣了一下后，才重新回到现实，说，“嗯，如果说这案子不复杂，那肯定是胡说八道。不过我向你们保证，我会深入调查这件事，并把我所了解的一切情况告诉你们。”
“你有线索了吗？”
“你们已经给我提供了七个线索，当然，我得先检验检验，才能知道哪条线索有用。”
“你有怀疑对象了吗？”
“我怀疑我自己。”
“什么？！”
“我怀疑我的结论下得太快了。”
“那就赶紧回伦敦去检验你的结论吧。”
“你的建议很好，哈里森小姐。”福尔摩斯站起来说道，“我想，华生，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费尔普斯先生，你别抱太大的希望。这件事很复杂。”
“我希望很快听到你的消息。”费尔普斯很急切地说。
“好，我明天还会在这个时候来看你的。虽然到时未必能给你带来什么好消息。”
“愿上帝保佑你成功。”费尔普斯叫道，“我知道你会尽力的，这下我又有希望了。哦，顺便说一下，我接到了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来信。”
“啊！他信上说了些什么？”
“他的口气冷淡，但并不严厉。我想肯定是因为我在养病，他才没严厉地责怪我。他只反复说事关重大，又说除了我恢复健康，有机会补救我的过失，否则，我的前程——当然他是指我被革职——就全完了。”
“嗯，他这样说是合情合理的，考虑得很周到，”福尔摩斯说道，“走吧，华生，我们还要在城里干上一天呢。”
约瑟夫·哈里森先生用马车把我们送到了火车站，我们很快搭上了去朴次茅斯的火车。福尔摩斯上车后就沉思起来，一直没说话。直到过了克拉彭枢纽站，他才开口说话：“从这些高架铁路进入伦敦真是件愉快的事，因为你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到下面这样的房子。”
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因为这景色实在太难看了，但他立即解释了起来：“你看，那片大房子，孤零零地矗立在青石上，就像铅灰色海洋中用砖瓦砌成的小岛一样。”
“那是些寄宿学校。”
“那是灯塔，我的伙计！未来的灯塔！每座灯塔里都装有千百颗光辉灿烂的小种子，将来，英国在他们这一代将更加明智富强。我想，费尔普斯他不喝酒吧？”
“我想他是不喝酒的。”
“我也这么想，但我们应该把一切可能都预料到。这可怜的人真是倒霉透了，现在就我们能帮他了。你觉得哈里森小姐怎样？”
“她是个性格刚强的姑娘。”
“对，她也是个好人，要不就是我看走眼了。她和她哥哥是诺森伯兰附近一个铁器制造商仅有的两个孩子。费尔普斯是去年冬天旅行时，和她订的婚，她哥哥陪着她来和费尔普斯的家人见面，正巧赶上了这件不幸的事，她便留下来照顾未婚夫，她哥哥约瑟夫·哈里森觉得这里蛮好，便也留了下来。你看，我已经做了些单独的调查。不过今天，我们还有许多事要调查。”
“我的医务……”我说。
“啊，要是你觉得，你的业务比我的案子重要的话……”福尔摩斯有些不高兴地说。
“我是说我的医务可以搁一两天，因为现在是一年里最清淡的时候。”
“太好了，”福尔摩斯说，他又高兴了起来，“那我们就一起调查这个案子吧。我想先去拜访福布斯。他或许能讲出我们需要的一切细节，然后我们就知道该如何入手了。”
“你不是说，你已经有几个线索了吗？”
“对，我们已经有了几个线索，但得进一步调查才能知道它们是否有用。没有犯罪动机的案件是最难查办的。不过这个案子并非没有犯罪动机。谁能从中得到好处呢？法国大使、俄国大使、那位可以把协定出卖给其中任何一个大使的人，还有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对，一个政治家出于需要，会不顾一切地借机销毁这样一份文件的。”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不是一个有光荣履历的内阁大臣吗？”
“这只是怀疑，但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点。我们今天就去拜访这位高贵的勋爵，看他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情况。你还不知道吧，我的调查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对，我在沃金站给伦敦各家晚报都发了一份电报。每家晚报都将刊登这样一份广告。”
福尔摩斯交给我一张纸，这是一张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用铅笔写着：
五月二十三日晚九时三刻，有马车送一客人到查尔斯街外交部门口或附近，请知情者将马车号码告知贝克街221号乙，赏金十镑。
“你能肯定那个小偷是乘马车来的吗？”
“即使不是也无妨。如果真像费尔普斯说的那样，办公室和走廊都没有藏身之地，那么小偷一定是从外面进来的。你想，当时外面下着雨，他离开几分钟后就进行了检查，并没有在漆布上发现湿漉漉的脚印，那么，他乘车来的可能性很大，不只是很大，我可以肯定，他一定是乘马车来的。”
“你说得好像有道理。”
“这是线索之一，它可以让我们得出某种结论。当然，还有那铃声，这是本案最奇怪的地方。为什么要按铃呢？难道那个贼真那么嚣张吗？还是有人和贼一起进来，故意按铃以防止小偷行窃，或者他是无意碰到铃的？或者……”他又陷入刚才那种紧张的思索中了，我对他的心情是很了解的，他一定是突然又想到了某种新的可能。
我们下车时，已经是下午三点二十分了，在小饭馆匆忙吃过午餐，立即赶往伦敦警察厅。因为福尔摩斯已经给福布斯打过电报，所以他正在警局等着我们。这人个子不高，生得獐头鼠目，说话态度尖酸刻薄。待人一点都不友好。特别是他听了我们的来意后，对我们更冷淡了。
“福尔摩斯先生，我早就听说过你的行为，”他尖酸刻薄地说，“你经常利用警方给你提供的各种情报，然后自己去破案，让警方丢脸。”
“恰恰相反，”福尔摩斯说，“我过去破获了五十三个案子，但只有四个案子署过我的名，其余的四十九个案子的荣誉全让给了警察。你并不知道这些，你还年轻，没有经验，我并不怪你。不过，你要是想有所进步的话，你最好和我合作而别跟我作对。”
“我很高兴你能给我指点一下，”这位侦探改变了态度说道，“到目前为止，我对这个案子还是一筹莫展。”
“你都做了些什么？”
“一直在监视看门人坦盖，不过他离开警卫队时名声很好，我们也找不出什么可疑的地方。但他老婆是一个坏家伙，我想，她肯定对此事知道很多，并不像她假装的那样。”
“你跟踪过她吗？”
“我们派了一个女侦探跟踪她。坦盖太太喜欢喝酒，女侦探趁她高兴时陪她喝过酒，但没从她嘴里套出点什么。”
“我听说她和一些旧货商有些纠葛。”
“是的，不过她把欠他们的钱已经还清了。”
“还帐的钱是哪里来的？”
“钱的来路很正常，看门人刚领到年薪，而他们又不像手头宽裕的样子。”
“那天晚上费尔普斯先生按铃要咖啡，是她上去应承的，对此她是怎么解释的呢？”
“她说她丈夫很累，她只是想替他代劳。”
“嗯，这与他丈夫在椅子上打瞌睡这个后来发现的情况是很相符的。如此说来，这个女人除了品行不好外，也没什么别的罪证了。你有没有问，为什么那天晚上她走得那么匆忙，连巡警都注意到她的慌张神情了？”
“她说那时比平常晚了些，所以急于回家。”
“你有没有给她指出来，你和费尔普斯先生至少比她晚动身二十分钟，但还是比她先到？”
“她解释说，那是因为我们坐的双轮双座马车比公共马车快。”
“她是怎么解释她到家以后为什么要先跑到厨房去？”
“她说，那是因为她的钱放在厨房里，她想取出来付给旧货商。”
“她对每件事都作了解释。你有没有问她，她离开现场时，有没有遇到或看见什么人在查尔斯街上徘徊？”
“她说除了警察外没看见别的人。”
“嗯，你还行，对她盘问得很彻底。你还采取了别的什么措施吗？”
“这九个星期来我一直在监视职员戈罗特，但是没发现什么，没看出他有什么嫌疑。”
“还有什么？”
“没了，我们现在一筹莫展，因为什么证据都没有。”
“你有没有去想电铃为什么会响？”
“嗯，我得承认，这个问题把我难住了。这个作案的人，胆子够大的，偷了东西，还敢发出警报。”
“是的，这确实很古怪。谢谢你给我们提供这些情况。如果我知道是谁干的这件事，一定会通知你去抓的。华生，我们走吧。”
“我们现在该去哪里？”离开警察局时，我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