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中国“首善”陈光标从中国众多名企业家和个人那里募捐了四千多万元现金，并将这笔钱包入八万个红包中，送到西南、西北地区的特困户手中。他说：“我不怕被指‘作秀’，我就是要把这个‘秀’作大，希望更多的人跟我学‘作秀’，带动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其中，回报社会。”这就是高尚。
高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用实际行动做出来的！陈光标募捐数千万，送入千家万户，比他说千百遍同情和怜悯要强有力得多。而对于这一点，左宗棠比陈光标更有发言权。
道光十三年（1833），左宗棠第一次赴京会试，可是家中穷困，凑不出路费，其妻周诒端就将自己陪嫁的妆奁钱一百两拿了出来给他做路费。快要动身的时候，左宗棠听说大姐家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就毅然把银子全部给了大姐。亲戚朋友听说这事以后，感叹左宗棠舍己为人，就主动凑了一些路费给他。
如果说资助姐姐、姐夫还带有一定的“为己”成分，那么道光十八年（1838）倾囊相助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则充分证明了左宗棠的高尚情操。
左宗棠第三次会试名落孙山，回家时路费不足，朋友送他三百两做路费。当时，左宗棠的家中也已经穷得叮当响了，夫人周诒端正心急如焚地等待左宗棠回家想办法。结果，左宗棠夜宿一家小客店时，偶然遇到几个壮汉冲进客店，气势汹汹地围着一个老太太大声责骂。原来这个老太太欠了人家三四百两银子，无力还债。左宗棠果断拿出自己的二百两银子替老太太还了债，劝告那几个壮汉不要再追讨剩下的债务，帮老太太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事情办好以后，左宗棠身上的银两就所剩无几了，等到到家口袋早已空空如也。
道光二十七年（1847），左宗棠结束在安化陶家坐馆的塾师生活回到柳庄，并过了一段短暂的幸福时光。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自然不肯让他尽如人意。那几年天气极端异常，先是连续数年干旱，到了道光二十八年（1848），又开始阴雨连绵，湘江、资水、沅江水位暴涨，湘阴县城也被水淹了，好不容易摆脱干旱的百姓，刚出虎穴，又入龙潭，被洪水围困。
柳庄的禾苗也没逃脱噩运，全部被水淹没，左宗棠家中仅存的一点谷子也都发了芽，一家十余口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只能拿东西去典卖。即便如此，左宗棠仍然不断为救灾奔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找富绅劝捐，并在族里积谷备荒。
第二年，湘阴县又发洪水，左宗棠就把储备的积谷统统分给族人和相邻。柳庄靠近湘江，是往来要道，遭遇水灾以后，成百上千的灾民从洞庭湖和湘江沿岸逃来，经过柳庄。
左宗棠看到灾民携老扶幼，一路上饿死、病死无数，心生不忍，就把家中的粮食全部拿出来，煮粥施舍，并配了治时疫的药方，自己掏钱购买药物，在家中熬制成丸药，免费发放给患病灾民服用。
每天，左宗棠都和周、张两位夫人率领家中仆人，在柳庄门前照顾过往灾民，分发食物和药物，救活了不少灾民。
那几年湖南一带不是闹旱灾，就是闹水灾，生存压力始终环绕在左宗棠周围，但左宗棠丝毫不以为意，而是一有机会，就救济灾民。他一面率领全家节衣缩食，省下钱储备谷子救助灾民，一面在族中建立“仁风团义仓”，他本人则带头买了四百石谷子捐入义仓，并找了几位办事公正的人管理。这个义仓持续了很多年，救活了不少人。
当时的左宗棠不过是一介“寒士”，囊中并不富裕，为了养家糊口，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来到长沙，在朱熹祠堂开设学馆，赚取一点银两。
那时湖北连年大水，柳庄的耕田全部被水淹没，粮食颗粒无收，家中值钱的东西也都典当罄尽，家中妻儿也都身染疾病。然而，左宗棠在给二哥左宗植写信时，对自家的艰难倒不在乎，反而更担心天下百姓，他说：“弟一家不足忧，唯如此奇荒，邻里之颠连者必多。倘不急筹赈济，则大乱即在目前，其可忧又不但贫也，其受害者又不止一家也。”于是，他在坐馆授学之余，又开始向富绅们劝捐。
那几年，为了救助灾民，左宗棠不仅拿出了家中所有的粮食和财物，甚至连妻子的首饰都拿去典当了，这种高风亮节，这种行动上的高人，如果还能被压力压垮，那简直是太不科学了！
可是，左宗棠对此仍不满足，在当上“公务员”以后，用实际行动将他的高尚情操推上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其中，最让人匪夷所思的当属“以私济公”！
光绪二年（1876），左宗棠进军新疆，进入肃州大营之前，将后方的各种事务托付给刘典，同时交给刘典的还有一笔巨款。
刘典对此甚感诧异，左宗棠一向廉洁奉公，不贮私财，哪来的巨款呢？原来，陕甘总督还有一个兼职，即“茶马使”，专管回民、维民、蒙古各部以马换茶事务。茶是西北地区人民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可是当地并不产茶，当地人民只好用马到内地换取茶叶。
物以稀为贵，久而久之，政府就开始利用茶叶贸易控制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并将易货贸易改由政府统一办理。兼做“茶马使”的陕甘总督是直接负责督办此事的人，因此很多总督都以此大发横财。为了让陕甘总督能够秉公办事，清王朝特许陕甘总督领两份俸禄，左宗棠也每年按例领取兼职俸禄。
十年间，左宗棠的兼职俸禄高达三十多万两白银，他却分文未动，将其全部留给陕西百姓，并特别嘱咐刘典不可用作西征军费，等到下任总督到任时，交点清楚，以备西北急需之用！后来，建造兰州黄河大铁桥用的就是这笔钱。
光绪三年（1877），左宗棠继续担任陕甘总督。他发现兰州城墙经过多年风雨洗礼早已不够坚固，整座城的防御性相对较差，于是把原来的城墙做了彻底的整修，加深、加宽城根，加宽城墙顶部，同时，他又在兰州城的西北角修筑了一座贡院，并在院外修筑了一条长达二百四十多丈的外城。这一工程前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总投资近十万两白银。
不过，由于左宗棠动用自己的部队修筑，实际投资只有材料费三千多两。可是，当这一工程报到工部的时候，工部以不符合规定为由将其驳回。原来，按照当时的规定，修建城垣必须达到某一造价标准，才算符合规定，工部才会予以报销。无奈之下，左宗棠干脆从自己的俸禄里拿出四千两做了工程材料费！
光绪六年（1880），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特地来到哈密拜见左宗棠。两人在闲聊中，左宗棠无意间问起有没有可以克制轮船、兵舰的“奇器”，福克告诉他：“水雷、鱼雷就是最好的‘奇器’。现在，我们国家就卖这类武器，用来封锁海口，轮船遇之立破！”
左宗棠听后，欣喜若狂，马上追问，像天津海口，需要用多少水雷、鱼雷？福克告诉他：“水雷十具足矣，鱼雷完全用不上！”接着，左宗棠询问了水雷、鱼雷的价格，觉得“物美价廉”，就自掏腰包，拿出自己的养廉银，拜托胡雪岩购办水雷二百具、鱼雷二十具，分别送到福建、浙江两省，以备海防之需！
左宗棠的这一系列“以私济公”的行为，简直是空前绝后！在战争年代，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一些爱国人士解囊相助，这完全可以理解。
像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就有不少爱国华侨捐献巨资为抗日将士购买武器装备；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也有不少人出钱资助武器。可是，光绪六年（1880），鸦片战争早已经尘埃落定，八国联军侵华也还来日甚远，中国海防正处于一片清明和平之中，远在西北负责塞防的左宗棠，竟然自掏腰包去购买新式武器用于海防，这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看到左宗棠如此慷慨，想必很多人会以为他家中金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事实上，左宗棠每年只寄给家里二百两银子，其余全部拿来“以私济公”了！一大家子人，一年只有二百两银子，生活过得十分清苦！左宗棠的朋友、兄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拿出几百两银子接济左宗棠的家人，左宗棠得知以后，还特意嘱咐儿子留作他用。
中国人向来推崇高尚情操。对于情操高尚之人，人们普遍给予厚爱和尊重，就连当权者，往往也难敌高尚情操的“诱惑”，所以才会有所谓的“举孝廉”。
事实上，这是一种炒作的方式，也是一种安身立命的途径，更是一种屹立不倒的策略！左宗棠深知这一点，所以他用实际行动将他的高尚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自己的形象打造得无比高大，成功地俘获了上级、下级乃至老板、群众的“芳心”！在这种铺天盖地的情操攻势下，任何压力都会瞬间影消形散！
在压力重重的人生道路上，谁的成功都难免需要“贵人”提拔、“贤人”相助。左宗棠很清楚这一点，他精心设计了自己的人生，完善自己的内心世界，强大自身能量，在与“贵人”、“贤人”接触过程中始终占据主动性，该出手时就出手，每一步都走得精巧至极，堪称绝笔！
没错，左宗棠的人脉是设计出来的。他不像有些人大肆扩展交际圈，长袖善舞，左右逢源，最终在人脉圈里混得晕头转向。他了解自己，时刻谨记自己的目的，不浪费一分钟给多余的人，却把全部真心和热情给值得交往的人。正是因此，左宗棠的“升级黄金台”才铸就得如此牢固，任压力再大，都始终压不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