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梁惠王问尉缭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战百胜，有之乎？”
尉缭子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东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完具，财谷多积，豪士一谋者也。若城下、池浅、守弱，则取之矣。由是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陈为绝地，向阪阵为废军。’武王伐纣，背济水向山阪而阵，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击纣之亿万而灭商，岂纣不得《天官》之阵哉！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时有彗星出，柄在齐。柄在所胜，不可击。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斗，固倒而胜焉。’明日与齐战，大破之。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时，人事而已。”
【注释】
梁惠王：即魏惠王，战国时魏国的国君，公元前370~前319年在位。于公元前362年从邻近秦国的安邑（今山西夏县）境内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故历史上又称梁惠王。
刑德：刑，指刑罚杀戮、战争攻伐，即武力的一手；德，指施行恩惠、仁政，指治理国家、取得人心的一手。
天官：天文星象等的总称。凡所谓望云气、望日、观星等都与天象有关，故称天官。时日阴阳向背，即指古代占星家所认为的天文星象、时日阴阳的变化，能导致和决定人间的吉凶。
人事：人的活动。人有目的、有意的积极作用。
下：低矮。
陈：同阵。下文“地”，原作“纪”，从湖北崇文书局（简称鄂局本）改。
阪：山坡。
济水：亦氵允水，源出河南济源县王屋山，古时直入海，今流入黄河。
亿：古时10万也叫亿。据《史记·殷本纪》载：纣王发兵70万拒周武王（一说17万）。
公子心：春秋战国时人，事迹不详。
稽：查考。
【译文】
梁惠王问尉缭子说：“黄帝依靠刑杀和德政，可以百战百胜，真有这回事吗？”
尉缭子回答说：“刑是讲靠武力讨伐敌人的，德是讲行仁政治理国家的，并不是讲天象、时日、阴阳向背那些东西。黄帝所凭借的，就是人的作用罢了。何以见得呢？譬如现在有座城，从东西攻攻不下来，从南北攻也攻不下来，这四个方向难道都没有吉利的天象时日可利用的吗？之所以不能攻取，是由于城墙高，护城河深，守城的武器齐备，物资粮食贮积充足，将士们同心协力。如果城墙低，护城河浅，防守力量弱，就能攻下它了。由此看来，天象时日，不如人的作用。按《天官》书的说法：‘背水布阵就等于置之死地，向着山坡列阵等于白白断送军队。’但是，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就背着济水向着山坡摆开阵势，以2.25万人攻击纣王的几十万大军，灭掉了商朝，按照《天官》书的说法，殷纣王岂不是应该取胜吗？楚国将领公子心和齐国人打仗，当时彗星里出现在天空，彗柄在齐国一方。（按照占星家的说法，）彗柄所在的一方得胜，攻打齐国一定不利。公子心说：‘彗星哪有知觉！拿彗帚与人相斗，要把彗柄倒过去打才能取胜。’第二天与齐军交战，大败齐军。所以黄帝说：‘先去求神求鬼，不如先考察自己的智能。’这就是讲天时不如人的活动起决定的作用。
【心得】
本篇主要论述了广泛施行德政以及充分发挥人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在《孙子兵书·行军篇》中就指出：“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孙武是把“道”看作军事行动的依据、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他认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并把“道”摆在“五事”之首。“与众相得”也是强调上下同心，“令素信”，即国家法令、政令使官民、上下一样遵守，这样教育士卒，他们就会服从。平素使士卒养成服从的习惯，政令、法令、纪律使人信服，将帅和士卒关系融洽，这样的军队，当然能无往而不胜。尉缭子提出了与之相同的观点。
殷纣无道，暴虐淫侈，为臣民所愤恨。周武王伐纣，深得民心，同仇敌忾。武王左持黄钺，右秉白旌，亲自指挥战斗，使得兵力上下一心。所以，纣王虽有兵17万（一说70万），却不抵武王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牧野一战，殷商灭亡。周武王“与众相得”，则胜；殷纣与众相离，牧野战中，前徒倒戈，大败。
楚霸王力拔山，气盖世，而在垓下兵败逃跑时，被一老人故意指错方向，竟陷大泽之中，被汉军追赶上，只好刎颈自杀。也是因其不得众，不得人，以致走入绝境。
《三略》提出“良将之统军也，怒己而治人“《百于金丹》要求“将贵取胜，尤贵得众心”。《管子》指出，“上下不和，虽安心危。”明朝张居正说过，“和，则一可当百；不和，虽有众，弗能用也。”都反映了“与众相得”的统御思想。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后，骄奢淫逸，民不聊生，各路豪杰和农民起义军纷纷兴起，与王莽政权斗争。结果，王莽政权被推翻了。然而在王莽政权倾覆之后，各路豪杰为争皇位，又打得不可开交，这其中有一支由刘秀领导的队伍。
刘秀采纳了部下邳彤的建议，用大司马的名义，召集人马，又招募到了4000精兵。他的部将任光向天下宣告说：“王郎冒充刘氏宗室，诱惑人民，大逆不道，大司马刘公从东方调百万大军前来征伐。一切军民人等，反正的，既往不咎；抗拒的，决不宽容！”
任光派骑兵，把这个通告分发到巨鹿和附近各地。老百姓看到了通告，纷纷议论，把消息越传越远。王郎手下的兵将听了，都害怕起来，好像大祸临头似的。
刘秀亲自率领4000精兵，又打下了邻近好几座县城，声势渐渐大起来。没过多少日子，又有不少地方首领，看到了通告，率兵前来投靠刘秀。刘秀十分慷慨，封了许多将军，还封了许多侯爵。就这么七拼八凑，他竟收罗了十几万人马，带着这不断壮大的军队，刘秀向巨鹿发起了攻击。
不久，刘玄也派兵来征伐王郎。两路大军联合在一起，连续攻打了一个多月，仍然没有打破巨鹿城。有几位将领对刘秀说：“咱们何必在这儿多耗时日呢？不如直接去攻打邯郸。打下了邯郸，杀了王朗，还怕巨鹿城不投降吗？”
刘秀采纳了他们的意见。留下了一部分人马继续围攻巨鹿，自己带领着大军去攻打邯郸，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王郎的军队支持不住了，就打开城门，献城投降。刘秀率领大军进入邯郸，杀了王郎。
刘秀住进了王郎在邯郸修建的宫殿，命令他手下的人检点朝中的公文。这些公文大部分是各郡县的官吏和豪绅大户与王郎之间往来的文书，内容大多数是奉承王郎，说刘秀坏话，甚至帮助出主意剿杀刘秀的。
对这样的文书，刘秀看也不看，全都堆在宫前的广场上，并召集全体官吏和将士，当着他们的面，把这些文书全都烧掉了。有人提醒刘秀说：“您怎么就这样烧掉了呢？反对咱们的人都在这里头呐，现在连他们的名字都查不着了。”刘秀对他们说：“我烧掉这些，就是要向所有的人说明，我不计较这些已经过去的恩恩怨怨，好让大家都安心，让更多的人拥护我们。”
劝说的人这才明白过来，刘秀不追究那些曾反对过自己的人，那些人就会心安理得地服从刘秀，而不会因为害怕刘秀报复，投入反对刘秀的营垒。大伙都佩服刘秀的深谋远虑和开阔的胸怀，一些过去反对刘秀的人，见了刘秀的这种举动，反而愿意为刘秀效力了。
刘秀赢得了人心，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最后终于成为东汉的开国皇帝。
尉缭的政治主张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在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社会条件下，人民在本质上不可能有共同意志的。但他把仁德和上下协力作为军事上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原则提出来，是符合战争规律的。我们在理解和运用这一原则时，应该赋予它新的内容。我军是人民子弟兵，这就决定了我军上下在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我军所以能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
宋朝范仲淹《奏上时务书》记载：“臣闻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
以德服人，天下归心。一个最高统治者要想使手下的大臣、将领及百姓拥戴和诚服，并乐于接受他的领导和统治，必须以德行服人；必须深明大义、品德高尚、以礼待人，并言而有信，只有这样才能众望所归，天下一心。如果心胸狭窄、任人唯亲、出尔反尔，并残暴用事，靠暴力来制服天下人民，将会适得其反，民怨沸腾。
商朝末期，周文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取得民心，曾“以德感人，以德服人，以恩惠人，广行仁政，厚恤下民”。“使耕者无劳其税，仕者世食其禄。画地为牢，刻木为吏，不动刑罚，而民自劝。百姓有男不能婚，女不能嫁者，则出公钱而嫁娶之。有老而无子，幼而丧父者，皆给钱帛而赈恤之。由是四方百姓，家给人足，歌颂太平。同时献出洛酉之地，请纣王去掉炮烙、熨斗之刑。”周文王这种以德感人、以礼待人的政策，使百姓大为感动，殷商的其他诸侯及百姓争先入西土归顺；相反整天纵欲极奢、残酷暴虐、杀戮忠臣、残害百姓的商纣王却日益孤立，成了天下人民咒骂的独夫民贼。过了几年后，周武王看到时机成熟，就率领军队去攻打商朝。由于纣王“失德”，使得众叛亲离，士兵阵前倒戈，这个靠残暴镇压来维持统治的家伙最后被迫登鹿台自焚而死。
20世纪50年代，为了团结一批国民党爱国将领，我党领导人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高尚的道德情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催人泪下的行为来感动他们。使一部分人毅然从美国、台湾回到了祖国。
1956年4月28日，和李宗仁有几十年深厚友谊的程思远回到了北京。我党领导人亲切、友好地接见了他，并建议他到全国各地看看，看看祖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后百业兴旺的情况，同时让他转达李宗仁也回来看看的建议。以后，程思远又多次回到祖国，每次周总理都要亲切友好地接见。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周总理和蔼可亲、关心下属的长者风度，以及不计个人恩怨的爱国主义胸怀，使他十分感动。
他回去后，把这些情况汇报给了李宗仁，同时也转达了我党领导人对他的四可方针：“第一，李先生可以回来在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州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李宗仁听罢后，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老泪纵横，最后慷慨表示：如今民族团结，边陲归心，国际地位与日俱增，这样一个祖国，是值得我们衷心拥护的。回到祖国，安度晚年。”
1965年7月，李宗仁先生和郭德洁女士在我党领导人的品德、精神感召下，毅然从海外回到了祖国。当他们走出机仓，看到机场上热烈的场面时，感情的闸门顿时打开，泪如泉涌……以后，他再也没有要求返回美国。晚年，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了贡献。
《论语·为政篇第二》中记载，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说，用道德来治理国政，自己便会像北极星一般，在一定的位置上，别的星辰都环绕着它。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者，虽然有诸多因素，坚持以德为本这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春秋时，韩起是晋国的正卿，叔向是晋国的大夫。一天，韩起对叔向抱怨说：“我空有正卿之名，却没有正卿的收入，穷得连和别的卿大夫交际往来的费用都没有。”说完这话，他本想会博得叔向的同情，想不到叔向却对他拱手相贺。韩起不解其意，就问叔向：“我如此窘迫，以至令我常常为此忧虑，你不但不予同情。反而恭贺我，这是什么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