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他的吩咐去做了。律师到了后，他把我叫到他房间里。炉火很旺，旁边的炉棚里有一堆黑色蓬松的纸火烬。小黄铜匣子打开着放在一旁，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我瞥了那匣子一眼，很吃惊地发现匣子盖上印着我上午在信封上所看到的那样的三个‘K’字。
“‘约翰，我希望，’我伯父说道，‘你能作我的遗嘱见证人。我把我的产业，不管好坏，都留给你的父亲。当然，以后你父亲又会留给你的。如果你能平安地享用它们，当然好。不过，如果你发觉不能，孩子，我劝你把它留给你的敌人。我很遗憾给你留下这样一个有双重意义的东西，可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你在福德姆律师在遗嘱上指给你的地方把你的名字签上吧！’
“我在律师所指之处签了名，律师就把遗嘱带走了。你可以想得到，这事给我的印象多么深刻。我思来想去，还是不明白到底怎么了。可这事留下来的模模糊糊的恐怖感，始终在我心里，虽然随着时间的过去，这种感觉渐渐淡漠，而且也没有发生什么干扰我们生活的事。即使这样，我还是看出我伯父从此举止异常。他酒酗得更厉害了，并且更加不愿意去任何社交场所。他老呆在他自己的房间里，而且还上了锁；但他有时发酒疯似地冲出屋子，手拿左轮手枪到花园里狂奔乱跑，尖声叫喊，说他谁都不怕，还说什么人也好鬼也好，谁也别想把他像圈绵羊一样圈起来。等到激动过去后，他又慌里慌张地跑回房间，插闩上锁，好像一个极为恐惧的人，再也不能装腔作势地硬撑下去了。每当这种时候，他的脸都是汗津津的，虽然是寒冬腊月，但看上去像刚从水盆里出来的。
“哦，福尔摩斯先生，不能让你再等下去了，现在我来说说事情的结局吧。有天晚上，他发酒疯跑了出去，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了。我们找到他时，他头朝下栽在花园一角泛着绿色的污水坑里。现场没有任何暴力的迹象，坑里的水也不过两英尺深，因而，鉴于他往常的古怪行径，陪审团认定他是自杀。但我知道，他是个怕死的人，他是不会去自寻短见的。尽管如此，事情过去后，我父亲继承了他的地产和一万四千镑左右的银行存款。”
“请等等，”福尔摩斯说，“我想您说的这个案子是我听到的最出奇的一件。请您把您伯父接到那封信的日期和他的死亡日期告诉我。”
“收到信的那天是1883年3月10日，他的死是5月2日，七个星期之后。”
“谢谢，您继续说吧。”
“我父亲接收了霍尔舍姆那座房产后，他在我的建议下仔细检查了长年累月上着锁的阁楼。那个黄铜匣子仍在那里，尽管匣子里的东西早已毁掉。匣盖里面贴着纸标签写着的‘KKK’三个大写字母。下边是‘信件、备忘录、收据和一份记录’等字样。我们推测：这可能表明了我伯父奥彭肖上校的销毁的文件的性质。除了很多散乱的文件和记有我伯父在美洲的生活情况的笔记本外，没什么重要的东西了。这些散乱的东西，有关于战争时期的情况和他忠于职守、荣获英勇战士称号的记述，也有战后南方各州重建时期的很多和政治有关的记录，显然，我伯父曾积极参与了反对北方的斗争。
“我父亲是1884年初搬到霍尔舍姆去住的，直到1885年元月，一切都很顺利。元旦后的第四天，我们围着餐桌吃早餐时，我父亲忽然一声惊叫，只见他一手拿着一个信封，一手拿着五个干瘪的桔核。以前我给他说伯父的遭遇时，他老嘲笑我荒唐，而当他自己遇到同样的事时，却也吓得大惊失色，神色不安。
“‘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约翰？’他结结巴巴地问。
“我心情沉重地告诉他，‘这是KKK’
“他看了看信封的内层。‘是的，’他叫了起来，‘就是这几个字母。这上面又写了些什么？’
“‘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他在他肩膀后面望着信封念道。
“‘什么文件？什么日晷仪？’他又问道。
“‘就是花园里的日晷仪，别的地方没有，’我说，‘文件肯定是毁掉的那些。’
“‘呸！’他壮着胆子说，‘这是文明世界，不许有这种蠢事发生！这东西从哪儿来的？’
“我看了看邮戳回答：‘从敦提来的。’
“‘荒唐！’他说，‘日晷仪啦，文件啦，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才不理这种无聊的事呢。’
“‘要是我的话，我就去报警。’我说。
“‘不行，让他们来讥笑我，我不干。’
“‘那让我去报警吧？’
“‘不，你也不许去。只有傻瓜才会为这种荒唐事担惊受怕。’
“和他争下去是没用的，他非常顽固，我只好惴惴不安地走开，我感到一场大祸就要来了。
“收到信后的第二天，我父亲去看他的一位老朋友，弗里博迪少校，朴次当山一处堡垒的指挥官。他的出访让我很高兴，我想，他离开了家就离开了危险。可我错了。他出门的第二天，少校给我拍来一封电报，让我立即到他那里去。我父亲摔在一个很深的白垩矿坑里，这种矿坑在那一带有很多。他的头骨跌碎了，不省人事。
“我勿忙跑去看他，可他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从此离开了人世。显然，他黄昏前从费尔哈姆回家时，由于不熟悉乡间的道路，白垩坑又没栏杆遮挡，所以，验尸官很果断地认为这是‘意外致死’。我仔细而又谨慎地检查与他的死有关的事情，但没有发现任何含有谋杀意图的事实。现场没有暴力迹象，没有脚印，没有抢劫事件发生，也没有人看见路上有陌生人出现。可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敢断定：这一定是有人精心策划的卑鄙的阴谋。
“我在这种不详的情况下继承了遗产。您可能奇怪我怎么不把它卖掉。我的回答是：我认为我家的灾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伯父生前的某些事情引起的，所以不管在哪里，祸事都会同样紧紧地威胁着我们。
“我父亲是在1885年1月遭遇不幸的，到现在有两年八个月了。在这段时间，我在霍尔舍姆的生活还是幸福的。我甚至想：灾祸已经远离我家，它已与我的上一代人一起告终了。谁知我这样的自慰还为时尚早。昨天早上，灾祸又来了，情况和我父亲当年的经历一模一样。”
那年轻人从背心口袋里取出一个揉皱了的信封，走到桌旁后，他把五个又干又小的桔核摇落在桌上。
“这就是那个信封，”他说道，“邮戳盖的是伦敦东区。信封里还是这几个字：‘KKK’，然后是‘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
“你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福尔摩斯问道。
“没有。”
“没有？！”
“老实说，”他低着头，消瘦苍白的双手捂着脸，“我措手无策。我觉得自己像面对着一条毒蛇的可怜的兔子。我好像陷入了一种不可抗拒的、残酷无情的恶魔的魔爪中，而这魔爪是谁也防范不了的。”
“不，不！”福尔摩斯嚷道，“你得采取行动啊，先生，不然，您就完了！现在除了振作起来外，没什么可以挽救您的了。您没有唉声叹气的闲功夫啊！”
“我找过警察了。”
“哦！”
“可他们听我说完后，只是笑了一下。我想他们都固执地认为那些信纯属恶作剧，我的两位亲人之死诚如验尸官所说，完全是意外事故。所以不能和那些前兆联系到一块。”
福尔摩斯挥起拳头吼着：“他们可真愚蠢！”
“可他们派了一个警察和我一同住在我家里。”
“他今晚和您一起出来了吗？”
“没有，他奉命只呆在房子里。”
福尔摩斯又愤怒得挥舞起拳头来。
“那么，您为什么来找我？”他叫道，“真让人气愤，您为什么一开始不找我？”
“我不知道啊。直到今天，我向普伦德加斯特少校谈了我的困境，他才劝我来找您。”
“您接到信后过了整整两天了，我们应该马上采取行动。我想除了那些您已给我提供的情节外，没有更进一步的凭证——没有什么对我们有用的，带启发性的细节了吧？”
“有一件，”约翰·奥彭肖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褪了色的蓝纸，推开放在桌上。“我还记得，”他说，“那天，我伯父烧毁文件时，我看见纸灰堆里有一些小的没有烧尽的文件的纸边就是这种颜色的。我在伯父屋里的地板上发现这张纸。我想它肯定是从一叠纸中掉下来的，所以没被烧掉。纸上只提到了桔核，恐怕它对我们没多大帮助。它可能是我伯父日记中的一页。”
福尔摩斯把灯移了一下，我们弯下腰仔细看那张纸。纸边参差不齐，的确是从一个本子上撕下来的。上面写有“1869年3月”的字样，下面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记载，内容如下：
四日：赫德森来。抱着同样的旧政见。
七日：把桔核交给圣奥古斯丁的麦考利、帕拉米诺和约翰·斯温。
九日：麦考利已清除。
十日：约翰·斯温已清除。
十二日：访问帕拉米诺。一切顺利。
“谢谢您！”福尔摩斯说着把那张纸叠好还给了客人，“您现在一分钟都不能耽搁了，我们没有时间来讨论您告诉我的情况。您得立即回家开始行动。”
“我该做些什么呢？”
“您只要做一件事，而且得立即去做。您必须把给我们看过的这张纸放进您说过的那个黄铜匣子里去，而且还得放一张便条，说明文件都被您伯父毁掉了，这是仅剩的一张。然后，您必须马上把黄铜匣子按信封上所说的那样放在日晷仪上。您明白了吗？”
“完全明白。”“您先别想着报仇，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法律达到报仇的目的，既然他们早有预谋，我们也该采取相应措施。现在首先要做的是把您迫在眉睫的威胁给消除掉，其次才是揭穿秘密，惩处罪恶集团。”
“谢谢您，”那年轻人说着站起身来，把雨衣穿上，“您让我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我一定按您所说的去做。”
“您必须抓紧。而且，您首先得照顾好自己。我想，有一种危险正逼近。您怎样回去呢？”
“从滑铁卢车站坐火车回去。”
“现在九点钟不到。街上还有人，所以您也许能平安无事。不过，您还是多加小心才好。”
“我带了武器。”
“那就好了，明天我就开始办您的案子。”
“那么，我就在霍尔舍姆等着您？”
“不，您这案子的关键在伦敦。我要在伦敦寻找线索。”
“那么，我过一两天再来告诉您关于那铜匣子和文件的消息。我将遵照您的指点一一去做。”他和我们握手告别。屋外依旧是狂风呼啸，瓢泼的大雨不停敲打着窗户。这个离奇、凶险的故事似乎是随着狂风暴雨来到我们这里的——它仿佛是强风吹到我们身上的一片落叶——现在又被暴风雨给卷走了。
福尔摩斯一言不发地坐着，身体前倾，一动不动地盯着壁炉里红彤彤的火焰。过了一会儿，他又点燃了烟斗，背靠坐椅，望着一个一个的蓝色烟圈袅袅升向天花板。
“华生，我想没有比这更稀奇古怪的案子了。”他终于做了这么一个判断。
“‘四签名’一案除外。”
“对，除此之外，就数它离奇了。但我想，这个约翰·奥彭肖面临着的危险比舒尔托的更大。”
“但是，你对这是什么样的危险是不是有了些明确的认识？”我问道。
“它们的性质是毫无疑问的了。”他回答说。
“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KKK是谁？他为什么要不停地纠缠这个不幸的家庭呢？”
福尔摩斯眯上了眼睛，两肘在椅子的扶手上靠着，指尖并在一起。“通常，一个理想的推理家，”他说道，“一旦有人提供了事实的一方面后，他就能从这一方面不断推出这个事实的其它方面，而且还能推断出将要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就像生物学家居维叶凭一块骨头就能准确地描绘出一头完整的动物一样。一个推理家，既然了解了事件中的一个环节，就应该能推断出前前后后所有的环节。我们还没有掌握只有理性才能获得的结果。只有研究才能解决问题，单凭直觉做事的人肯定会失败的。不过，要使推理艺术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推理家必须得善于利用他自己了解的全部事实，你是知道的，推理家得掌握一切知识，而这一点，即使是在有了免费教育和百科全书的今天，也还是一种很难得的成就。一个人要掌握对他工作有用的全部知识，倒也不是绝对做不到的。我一直在努力。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认识不久的时候，你有一次曾十分精确地指出了我的局限性。”
“对，”我不禁笑了起来，“那是一张很有趣的记录表。哲学、天文学、政治学，打零分；植物学，说不准；地质学，就伦敦方圆五十英里的泥迹而言，算是造诣很深；化学，很独特；解剖学，没有系统；对惊险文学和罪行记录的了解，无与伦比；是小提琴演奏家，拳击手，剑术运动员，律师；是可卡因和吸烟的自我毒害者。我想，我没记错吧。”
福尔摩斯听到后面那一项，嘻嘻地笑了。“嗯，”他说，“就像我过去说过的那样，一个人应该给自己的脑袋里面装满他可能用得着的一切东西。其余的东西可以在书房里放着，需要时再去取。现在，为了今晚的这宗案件，我们得把一切资料集中起来。麻烦你把书架上的美国百科全书里K字部的那一册取出给我。谢谢，让我们考虑考虑，看能不能从中推断出什么。首先，我们可以从一个有充分根据的假定开始——奥彭肖上校是因为某种复杂的原因而离开美国的。像他这样年纪的人是不会随便改变全部生活习惯的，更不会心甘情愿放弃佛罗里达的宜人气候而回到英国来过寂寞的乡村生活的。他对在英国的孤独生活那么喜爱，这表明他惧怕着什么，因此我们不妨作出一个有用的假设，他是出于对某人、某事的恐惧而被迫离开美国的。至于他怕的是什么，我们只能凭他和他的两个继承人所接到的那可怕的信件来推断。你有没有注意到那几封信上的邮戳？”
“第一封是从本地治里寄出的，第二封是敦提，第三封伦敦。”
“准确地说是从伦敦东区寄出的。你能由此推出什么来呢？”
“这些地方都是海港。写信的人可能在船上。”
“对极了，我们有线索了。毫无疑问，写信的人当时很可能——极其可能——一定是在某条船上。现在我们再来考虑第二点。就本地治里来说，收到恐吓信到出事时，前后是七个星期。至于敦提，仅仅过了三、四天。这意味着什么呢？”
“前者路程较远。”
“但信件也要经过较远的路程呀？”
“这我就不明白了。”
“至少可以这样假设：那个人或那一伙人乘的是帆船。他们奇特的警告信号看来总是在他们出发前发出的。你看，信号从敦提发出后，事情接着就发生了，你说有多快。如果他们是从本地治里乘轮船来的，那他们会和信同时到达，可事实上，事情发生在七周后。所以我想信件是由邮轮运来的，而写信的人是乘帆船的，那七周是两者的时间差。”
“很有可能。”
“不是可能，事实大概就是这样。现在你明白了这宗案子的紧迫性和为什么我要小奥彭肖提高警惕了吧。发信人的旅程一结束，灾祸就来了。因为这一回信是从伦敦发出的，所以我们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
“老天！”我叫了起来，“这意味着什么？这种无情的迫害！”
“奥彭肖上校所销毁的文件显然对帆船里的某个人或某伙人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事实表明，他们肯定不止一个人。单独一人不可能接连使两人死于非命，而且，采用的手段竟然骗过了验尸官。这里头肯定有好几个同伙，而且他们有勇有谋。他们不管文件在谁手上，都非要弄到不可。因此，可以肯定，KKK不是人名的缩写，而是一个团体的标志。”
“是什么团体的标志呢？”
“你没有——”福尔摩斯说着，俯身向前把声音压低了，“你从没听说过三K党吗？”
“从没听说过。”
福尔摩斯一页页地翻着放在他膝上的书。“你看，”他对着书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