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那种真正的承受性是一种很难达到的成就。要能够真正地、完全地、被动地、忘却自己地倾听，且不加预想、分类、改善、辩驳、评价、赞成或不赞成，不对正在诉说的一切抗辩，不预先酿酿反驳，不让听到的某些说法引起漫不经心的联想，致使后继的诉说一点也没有听清，这样的倾听是难能可贵的。与成年人相比，孩子更能以一种专心和无我的方式观看和倾听。库尔特·沃尔夫在他的文章中曾称这种态度为“屈从”，要打消任何人认为屈从是一件容易事的想法，这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想要一个人接受道家的“屈从”，就像是医生让即将手术的病人放松心情一样。他愿意放松，但不知道如何才能放松。安详、沉着、宁静、歇息、平和、松弛——也许这样的字眼能较好地表达我的意思，虽然它们也不完全恰当。无论如何，它们确实表明，畏惧、紧张、恼怒和不耐烦是承受和“屈从”的敌人，一个人必须能够尊重他正在审查或学习的东西。一个人必须能够信任他自己，甚至赞成他作为他自己的样子，并在注视他作为他自己的时候感到很有收获甚至很高兴，即，看着他展现他的内在本性，不受观察者的本性的干扰和改变，不被侵犯。
我们这个世界的很大部分可以说都是胆怯的（这里所说的胆怯可以比为一个动物或一个孩子那样的胆怯），因此，只有忘却自己的观察者才会让人看到秘密。
观察者和他所研究的大自然两者之间的和谐，是东方的作家对观察者所提出的要求。这里的着重点有些不同，因为它的含意在于，观察者自身是他所观察的大自然的一部分。他适应，他顺从，他很自在，他是场景的一部分而不是屏幕画面的旁观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像是在母亲怀抱中研究他的母亲。当然，破坏、改变、操纵和控制是骄横而不合时宜的。对于一位科学家来说，支配自然并不是他和自然相处的唯一可能的关系。
西方往往在生活的某些领域中也能接受一种承受的、非干预的态度，因此，我们至少能理解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意思，能理解仅仅观察和承受地专注是怎么一回事。例如，观看艺术品和倾听音乐。在这些领域中，我们不侵犯、不干预。我们仅仅由于能承受，能顺从，能溶化于音乐而得到享受，我们对它“让步”，任它自由自在。我们也能吸收阳光的温暖或在浴盆中吸收水的温暖而不做任何干扰的事。当然，有些人是听话的病人，能精确地遵循医生和护士的嘱咐。在性关系中，在分娩时，在抚养子女时，在伴舞时，是能够顺从的。我们多数人在取暖时，在美丽的河流或森林前，都能从被动的承受中感到幸福。因此，支配人的态度并不能让你适应陌生的社会环境，也不能让你与一个接受治疗的患者建立良好的友谊。
因为某种原因，认识中的承受态度在教科书中讨论的并不多，还没有作为一种科学的技术看待，也尚未受到高度重视。这是很奇怪的，因为这样一种态度在许多知识领域是非常需要。我特别想到的是文化人类学家，临床心理学家，习性学家，生态学家。概括来说，承受策略在一切领域里都是有效用的。如果科学家将自己看作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专业技术员，那么就会有一股洪流涌向最新的科学尖端，涌向那些我们本应了解最多然而实际上却了解最少的心理学和社会学问题。
科学中的问题中心与手段中心
几十年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常规”科学的缺陷和罪过。但是除了林德的卓越的的分析外，人们几乎一直忽视对于导致这些过失的根源的讨论。这一章试图指明，传统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许多缺的根源在于以方法中心或者技术中心的态度来定义科学。
所谓手段中心，指的是一种对待科学的倾向，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仪器、技术、程序、设备以及方法，而并非它的疑难、问题、功能或者目的。简而言之，手段中心将科学家、工程师、内科医生、牙科医生、试验室技师、吹玻璃工人、尿液分析家、机器看管人等等混淆了。在思考的最高层次上，手段中心往往呈现为一种特殊的形态，即将科学与科学方法混为一谈。如果着重强调精微、醇化、技术和设备的不同避免，通常会产生这样一种后果：课题和一般创造性的意义、生命力以及重要性遭到降低。
几乎每一个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学生都懂得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实际上，无论一个实验多么无足轻重，但只要在方法上令人满意，它就很少受到批评。而一个勇于向理论基础挑战的、有突破意义的问题，由于可能会遭到“失败”，常常尚未开始被检验就被批评所扼杀。的确，科学文献中的批评似乎通常只是对于方法、技术、逻辑性等的批评。至少在我熟悉的文献中，我想不起曾看过哪一篇论文批评另一篇论文无关紧要、过分琐碎或者意义不大。
所以说，传统上对学术论文的主题要求得并不高，只要得体即可。总之，传统科学论文无需再是对人类知识的新贡献，只要求博士研究生了解其研究领域内的技术手段以及已经归纳好的资料，对于好的研究计划的重要性通常并不予以强调。结果，显然是完全没有创造力的人也可能会成为“科学家”。
从较低层次来看，即在高中和大学学院理科教学中，也能看到类似的结果。学校鼓励学生将科学与确定的设备操纵方法以及菜谱中的机械程度联系起来。简而言之，遵循他们的指导，重复他人的发现。人们无法区别科学家、技术员或者科学书籍读者。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论点并没有贬低方法论的重要性的意图，只是想进一步强调：甚至在科学中，手段也很可能与目的混淆。实际上，只有科学的目标或者目的使方法论显示出重要性和合理性。有作为的科学家必须关心自己的方法，但前提必须是它们能够帮助他达到自己合理的目的——解决重要的问题。如果哪位科学家一旦忽略这一点，他就成了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整天擦亮眼镜但却不用眼镜看东西的人。
手段中心的一个危险后果是：通常被推至科学的统帅地位的人是技师、“设备操纵者”，但绝不是“提问者”和解决问题的人。我不想制造一个极端的、不真实的分界线，只是要指出只知道怎样做的人和除此之外还知道为什么而做的人之间的区别。前者总是有一大批，他们必然是科学界的牧师，礼仪、程序或者仪式方面的权威。这种人在过去不过就是制造点麻烦，不过，现在科学已成为国家和国际上的策略问题，因此，他们也就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有作用的危险因素。这种倾向显然是危险的，因为外行人理解操作者比他们理解创造者和理论家要容易得多。
手段中心的另一个强烈倾向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过高看重数量关系，并且将它视作目的本身。这是因为以手段为中心的科学过于强调表达的方式，而忽略表达的内容。于是，形式的优美和精确便与内容的中肯和丰富对立起来。
持手段中心论观点的科学家的特点是，使问题适合于自己的技术，而不是使技术服务于问题的解决。他们通常这样发问：用我现在掌握的技术和设备可以进攻哪些课题呢？而不是这样向自己提问：我可以为之奉献精力的最关键、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不是如此，又如何解释下面的现象呢：大多数科学家将毕生精力投注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这个区域的疆界不是由关于世界的一个根本问题来划定的，而是由一件设备或者一种技术的局限性来划定的。也就是说，这类科学家倾向于做那些他们知道如何做的事，而不是做那些他们应该做的事。
在心理学中，很少有人会体会到“动物心理学家”或者“统计心理学家”这些概念的幽默。它指的是那些只要能够分别使用自己的动物资料或者统计资料就不在乎它们是否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人。这最终会使我们想起那个有名的醉汉，他不在丢失钱包的地方找钱包，而是在路灯下寻找钱包，理由是：“那儿光线好。”或者，像另外一个医生那样，他使自己的病人大为愤怒，因为他只知道一种治病的方法，用唯一的药方对付所有的疾病。
手段中心论最有害的作法就是将科学分成等级。在这个等级中，物理学被认为比生物更“科学”，生物学又比心理学更“科学”，心理学则又比社会学更“科学”。这样的等级完全依据技术的完美、成功和精确度设想出来的。以问题为中心的科学是不会提出这样的等级的，因为根据它的观点，在某种本质上，绝不会有人认为失业问题、种族偏见问题、爱的问题，不如星体问题、钠的问题或者肾功能的问题重要。
手段中心的弊端就是过于机械地划分科学的各个领域，并且在它们之间筑起铜墙铁壁，使它们分属的疆域彼此分离。当有人问J.洛布他究竟是神经病学家、人学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还是哲学家时，他只回答说：“我不属于任何独立领域，我只是解决问题。”假如科学界有更多像洛布这样的人就好了。但是，我们迫切需要的这些特性却遭到这样一种哲学的明确抵制和干扰：要使科学家成为技师或者专家，而不是成为富有冒险精神的真理追求者，即成为懂得什么的人，而不是思考什么的人。
如果科学家将自己看作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专业技术员，那么就会有一股洪流涌向最新的科学尖端，涌向那些我们本应了解最多然而实际上却了解最少的心理学和社会学问题。为什么很少有人探索这些领域呢？从事心理学问题研究的科学家与从事物理学和化学研究的科学家的人数相差悬殊，这种现象到底是怎样产生的？让1000个头脑敏捷的人专注于生产更先进的炸弹（就算包括更好的青霉素），或是让他们去研究和解决民族、心理治疗或者剥削的问题，两者哪个于人类更有利呢？
总之，手段中心论是科学家与其他寻求真理的人之间以及他们理解问题和寻求真理各种不同方法之间的一道鸿沟。如果我们为科学所下的定义是寻求真理，顿悟和理解，关心重要问题，那么就很难将科学家与诗人、艺术家以及哲学家区分开，因为他们关心的可能是同样的问题。但是，最后还应做一个语义学上的区别，而它必须主要以预防错误的方法和技术的不同为根据。然而，假如科学家与诗人、哲学家之间的界线不像“常规”这样不可逾越，这显然有利于科学。手段中心论仅仅将它们归于不同领域，问题中心论将它们考虑为互相帮助的协作者。
许多非常敏锐成绩卓越的科学家的个人经历表明，后一种情况较前一种更接近真实，而且很多大科学家本身又是艺术家和哲学家，他们从哲学家那里获得的营养绝不低于从自己的科学同行那获得的营养。手段中心论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出现一种科学的正统，而且会由此产生一种异端。科学上的问题和疑难几乎极少可以公式化分类或者归入系统。
手段中心与科学上的正统
手段中心论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出现一种科学的正统，而且会由此产生一种异端。科学上的问题和疑难几乎极少可以公式化分类或者归入系统。过去的问题成了现在的答案，而将来的问题尚未出现。而且，有可能用公式表达过去的方法与技术并将它们分类。于是，这些公式就被称作“科学方法的原则”，它们被奉为经典并罩上传统、忠实和历史的光环，并且通常具有束缚的作用，而不仅仅具有启发和帮助的作用。在缺乏创造力、墨守成规和谨小慎微的人手中，这些“原则”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只按照先人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方法来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
这种态度对于心理和社会科学特别危险。要做到绝对科学必须遵循如下命令：请采用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的技术。在许多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中间就出现了模仿旧技术的倾向，而不是去发明或创造新技术以满足客观现实的需要。于是，他们的发展程度、研究的问题、他们掌握的资料却与自然科学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新的技术是必不可少的。在科学中，传统是个危险的“恩赐”，而忠诚则是绝对危险的冒险。应当把科学家摆放在未知、朦胧之中，使其面对难以应付的未知的事的这样一个正确的位置。注意问题的科学家每当需要时，就主动处于这样的位置。注重手段的态度将使他偏离这个位置。
阻碍新技术发展的拌脚石
阻碍新技术的发展是科学正统观念的主要危险所在。假如科学方法的原则已经公式化，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应用它们。进行研究的新方式或新方法必然是可疑的，它们经常受到敌视，比如精神分析，格式塔心理学，罗夏测验。此种敌意的产生，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新的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所需要的关于同时并存、相互关联的逻辑推理和数学尚未发明出来。
一般来说，协作是推动科学发展的永久动力。否则，有局限性的个人怎能作出重要的、甚至伟大的发现？如果协作消失，那么发展往往会突然停滞不前，除非出现某个不需要帮助的天才。正统观点意味着拒绝帮助异端。既然正统和异端领域中都很少有天才，这就意味着，只有正统科学能够持续地、平缓地发展。我们可以想像，异端论点在长期的令人厌烦的忽视和反对中受到阻碍，然后突然冲破障碍（假如它们是正确的），继而变成正统观点。
手段中心论滋养的正统观念还具有一种更为严重的危险，即对于科学的范围加以越来越多的限制。正统观念不仅阻挡新技术的发展，往往还阻挡许多问题的提出。根据是，人们满可以认为这样的问题用现有的技术不能解决，比如，关于主观的问题，关于价值以及关于宗教的问题，正是这种愚蠢的根据导致了那种没必要的认输。那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和那个“非科学问题”的概念，仿佛有什么我们既不敢问也不敢解答的问题。
的确，任何读过并且懂得科学历史的人，都不敢说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他只敢说有尚未解决的问题。依照后一种说法，我们的行动就有了明确的动力，它会推动我们进一步发挥独特的创造力。如果我们的头脑里想着这样的问题：“我们用己经了解的科学方法可以干些什么？”那么，我们就只有作茧自缚，在人类兴趣的广阔领域中畏缩不前。这种思想会走向令人难以置信的危险的极端。举个例子，议会试图建立一个全国研究基金会，在讨论中，竟有许多物理学家建议，所有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得享受基金会的利益，理由是这些学科不够“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