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控制往往能被健康的心理、深刻的心理治疗、或比较深刻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认可所削弱。然而，也有一种对心灵的控制不是出于畏惧，而是由于有必要保持心灵的整合的、有结构的和统一的状态（固有的对缺失的精力投入）。并且还有一些很可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控制，这种控制在实现能力和探索更高的表达方式的时候是必要的，例如，艺术家、知识分子和运动员，其精湛的技艺来自艰苦的劳动。但是，当这些控制变成自我的时候，就最后被超越而变成自发的方面。我建议把这种合意的和必要的控制，称为“阿波罗式的控制”，因为它们并不使人对满足的合理性产生疑问，反而是要通过对满足的组织、美化、定步速、设计和加味来增进愉快，例如，在性、吃、喝等活动中的情况那样。这种控制与那种压制的控制，形成鲜明对照。
这种自发性和控制的变化之间的平衡，相对应着心灵的健康状态和环境和健康状态之间的平衡。长久的纯粹自发性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按照它自己的、非心灵的规律运行的世界上。在梦、幻想、爱、想象、性行为中，在创造性、艺术工作、智力使用和自由联想等等的第一阶段中，很可能是纯粹自发性。但纯粹控制也不是永远可能的，因为那样心灵就不存在了。因此，教育必须对准两个目标，控制的培养与自发性和表现性的培养。
在我们的文化中，在历史的这个时期，有必要调正天平支持自发性，有必要调整我们的能力，成为表现的、被动的、非意志的、信赖意志和控制以外的过程，不预先考虑，有创造力的等等。但是，必须认清这一点，一直有并仍然将有另一些文化和地域，在那里，天平很可能是偏向另一边的。
如果给予健康儿童在他正常发展中选择的自由，完全可以相信，他会选择有益于他的成长的事。他这样做，是由于这样体验和感觉良好，能提供愉快或快乐。在这里包含这样的意思，即他比任何别的人都更好地“了解”什么事情对他是有益的。一个宽容的社会制度，并不意味着成人能径直地满足他的需要，而是使他有可能满足他的需要，有可能做出他自己的选择，即不干涉他。为了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充分地信任他们和充分地信赖成长的自然过程是必要的，即不要干扰太多，不迫使他们成长或强迫他们进入预定的设计，不是以专制的方式，而是以道家的方式让他们自然成长和给予适当帮助。
虽然这个主张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它被曲解得特别离奇。道家的不干预儿童和尊重儿童，对于大多数这样的人经常是很困难的，他们倾向于把这一点解释成绝对的容忍，纵容、溺爱，过分的保护，担心一切危险，禁止冒险，给他东西，为他安排愉快的活动。尊重儿童自己内部信号的爱和没有尊重的爱是完全不同的。
达到健康和自我实现主要通过基本需要的满足而不是基本需要的受挫，这些结论与“承认”自我、命运、个人呼唤是并列的。这个结论与认为压制的社会制度、怀疑、控制、管辖是必要的，以及认为在人的深处有基本的、本能的邪恶，形成鲜明对比。子宫内的生命是完全满足和无挫折的。禁欲主义、自我克制、有意抵制机体的需要，往往会造成一种削弱的、发育不全的或残缺的有机体，达到自我实现的人，只是为数极少的、特别坚强的个体。
把基本需要的满足经常理解为意味着物、东西、财产、金钱、衣服、汽车等等，这是一种常见的错误理解。但是，这些东西本身并不能满足那些在身体需要满足以后出现的基本需要，这些需要是：保护、安全感，相属关系，如在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集团、一个班组之中的友谊、感情和爱，敬重、赞许、尊严、自尊，适合于一个人天赋和智能的最完美发展的、自我实现的自由。
这些基本需要似乎是相当简单的，而且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都已有少数人能够看出它们的意义。由于最低等和最紧迫的需要是物质的，例如食物、庇护所、衣服等等，所以他们就倾向于把这一点扩充为主要是实利主义的心理动机，而忘记了还有更高级的、非物质的那些需要，也是“基本的”需要。
但我们不能忽略同样的危险性来源于完全的没有挫折、痛苦或危险。一个人必须获得挫折耐受力才能成为坚强的人，必须学会把物质现实理解为对于人的愿望在本质上是中立的，必须懂得热爱他人像热爱自己一样，享受他人需要满足的乐趣像享受自己需要得到满足一样（不是只把别人当作手段）。有安全、爱和尊重需要的满足作基础的儿童，可以从适度的挫折中得到锻炼，并且由此变得更加坚强。如果要求他们的负担超过他们所能忍受的程度，从而使他们被压倒，那么，我们就把这叫做创伤性的，并且认为它们是危险的而不是有益的。
我们了解物质世界、动物和其他人的本性是通过它们或他们对我们的顽强阻挠，从而也就学会了区分希望和现实（哪些事物有希望成为现实，哪些事物以完全无视我们希望的方式在继续进行），因此才有可能在世界上生存下去，并在必要时去适应生活。
而我们了解和扩展我们自己的实力和局限，则是通过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克服困难，迎接挑战和苦难，并面对失败。在伟大的斗争中可以有巨大的享受，这个享受能够取代畏惧。此外，这也是抵达健康的自重的最好途径，自重不仅建立在别人的赞许上，而且也建立在实际的成就和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现实主义的自信上。
溺爱就是说儿童没有靠自己的努力，而是由父母来代替取得他们需要的满足。溺爱倾向于把儿童婴儿化，阻碍他的力量、意志、自我坚持的发展。在溺爱的一种形式中，可以教会儿童利用别人而不是尊重别人。在溺爱的另一种形式中，包含着对儿童自己的力量和选择缺乏信任和尊重，这在本质上是恩赐和蔑视，而这可能促使儿童形成自卑的感觉。
为了有可能达到健康成长和自我实现，有必要认识到，智能和器官系统极力要活动、表现自己和得到使用与锻炼；也必须认识到，这样的使用是愉快的，而不用则容易导致痛苦。强壮的人喜欢运用他们的肌肉，而且确实也运用了它们，以便“感觉良好”并得到自我和谐的、成功的和自由活动的感觉（自发性），这些是健康成长和心理健康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对于智力、对于子宫、眼睛、爱的能力来说，也同样如此。
能力一直在呼喊，而且只有它们被很好地运用时，才会停止呼喊。这就是说，智能也是需要。使用我们的智能，这不仅是乐趣，而且对成长来说也是必要的。不使用的技能、智能和器官，可能成为疾病的中心，不然就衰退或消失，从而使整个机体遭受削弱。
心理学家是从这样的假设出发的：就他的目的看有两种世界、两类现实，自然的世界和心灵的世界，强大的事实世界和意愿、希望、畏惧和情绪的世界，那个按照非心灵法则运行的世界和那个按照心灵规则运行的世界。除特殊情况以外，这种区分不是很明确的，毫无疑问，幻想、梦和自由联想是合乎法则的，然而这完全不同于合乎逻辑的法则。这个假设并不否定两种世界是有联系的，甚至也不否定二者是可以整合在一起的。
尽管心理学家一直倾向于承认这一假设为不能解决的哲学问题，但他们中的多数或绝大多数还是以它作为行动的依据。任何治疗学家必须这样设想，否则他就进行不下去。这是心理学家回避哲学困难和活动的典型，“仿佛”某种假设就是确实的了，即使它还未能得到证实。例如，“责任心”、“意志力”等的通用假设就是这样。健康的问题之一就是要有同时在这两个世界之中生活的能力。
从动机的观点看，不成熟可以作为按照缺失需要的层次来满足缺失需要的过程来同成熟相对比。成熟或自我实现，从这个观点来看，意味着超越了缺失需要。于是，这种成熟状态就可以描述为超动机的或非动机的（如果缺失被看作是唯一动机的话）。也可以把成熟描述为自我实现的、存在的、表现的而不是获得的。这种存在的而不是希望的状态，被认为是自我的性质、成为“纯真的”、成为一个人、成为完美人性的同义语。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人的形成过程，与一个人的存在显然有区别。
通过认知能力或怀感能力的方式，也能把成熟与不成熟区分开来。不成熟认知和成熟认知，已由维纳和皮亚杰极好地描述过了。现在我们可以在缺失认知和存在认知之间增加另一区别。缺失认知可以定义为是从基本需要或缺失需要，以及它们的满足和受挫观点组织起来的那种认知。也就是说，缺失认知可以称之为利已认知，在这种认知中，世界被编进我们自己需要的满足组和受挫组，世界的其他特点被忽视或被掩盖了。
对象的认知，按着对象真实的自我和它自身的存在，不涉及它需要满足或挫折的性质，即基本上没有涉及对象对于观察者的价值，或它在他身上的作用，这样的对象认知，可以叫做存在认知（或超越自我的、或非利己的、或客观的认知）。和成熟并行的事物并非说就是完善的（儿童也能以忘我的方式进行认知），但是，一般来说，随着日益成熟的个性或个人同一性的稳固（或一个人自己内部本性的认可），存在认知变得更容易和更经常了，这多半是确实的（即使缺失认知对于一切人、包括成熟的人来说，是生活在世界上所必需的主要工具，上述观点也是确实的）。
知觉如果想达到更真实的程度，就必须在觉察对象真实的、内在的或固有的完整性质的意义上达到无欲望和无畏惧的程度。因此，客观的目标和任何现实的真实的描述，都受到心理健康的促进或抑制。神经病、精神病和成长的受阻，从这个观点来看，全都同样是搅乱了知觉、学习、记忆、注意和思维的认知上的毛病。
更好地了解高级和低级的爱是认知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可以在缺失认知和存在认知、缺失动机和存在动机大致相同的基础上，将缺失的爱同存在的爱区别开来。同别人没有完美良好关系的人，尤其是儿童，就可能是没有存在的爱。存在的爱和它蕴含的道教信任态度一起，对于教育是特别需要的。对于我们同自然界的关系来说，这也是真实的，即我们可能按照自然界的实际情况对待它，我们不妨以这样的态度看待自然界，好像它的存在只是为了我们的目的。
必须指出，内心世界和人际关系有显著区别。我们一直在大量论述自我，而没有涉及人们之间以及或大或小的团体内部的关系。我论述过的那个一般人类的归属性需要，包括对于社会生活、相互依赖、亲属、伙伴关系和兄弟情谊的需要。在辛那侬、依萨伦型（两种以促进心理健康和改善人际关系为宗旨的群众性学术组织）教育、嗜酒者互戒协会、训练组和交朋友小组，以及许多更小的经由兄弟情谊的自助组中，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最基本的方面，我们是社会的动物。当然，最终，坚强的人在必要的时候能够超越团体。然而，必须认清，这种力量也是依靠他的团体才在他身上发展起来的。
自我实现虽然在原则上讲是容易的，但实际上发生的几率却很小。对于这一点，在各种水平的论述中提出了许许多多的理由，包括我们熟知的一切精神病理学的因子在内。我们已经提到过一个主要的文化上的原因，即确信人的内部本性是邪恶的或危险的，认为它是一个难于达到成熟自我的生物学上的决定因素，也就是确信人类不再具有能明确告诉他们干什么，以及何时、何地和怎样行动那样的强烈本能。
在以下两种看法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但极其重要的区别：一种看法认为，精神病是对于自我实现成长的阻碍、回避或畏惧；另一种是按照医学方式看精神病，认为它好像肿瘤、毒物或细菌从外部的侵袭。对于我们的理论目标来说，人的削弱（人的潜能和智能的丧失）是比“疾病”更为有效的概念。
除了报偿和愉快，成长也会经常伴随着许多内在的痛苦。每前进一步，都是踏进陌生的而且可能是危险的领域。成长也意味着放弃某种熟悉的、良好的和令人满意的东西。它经常意味着支离破碎，甚至有点轮回之前死亡的意思，带来的后果是怀旧、畏惧、孤独和哀痛。成长也经常意味着放弃比较单纯、容易和轻松的生活，代之以更需要的、更负责的但更困难的生活。前进的成长是不顾这些损失的，因此它需要个人的勇气、意志、抉择和力量，也需要来自环境的保护、同意和鼓励，尤其对儿童来说是如此。
所以成长或缺乏有必要看作两种力量之间的辩证组合，即促进成长和阻碍成长（倒退、畏惧、成长的痛苦、无知等）。成长和缺乏成长都有不利和有利两个方面。未来在前面牵引，但是过去同样在后面拖拉。不仅有勇气，而且也有畏惧。完全理想的健康成长的道路，在原则上是增加有利于向前成长的一切条件，以及缩减不利于向前成长的一切条件。
体内平衡的倾向，“需要还原的”倾向，以及弗洛伊德的防御机制，都不是成长倾向，而通常是有机体的防御的、减少痛苦的姿态。但是，这些倾向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永远不是病理学的。这些倾向通常比成长倾向占有优势。
有一个自然主义的价值体系暗含在这一切之中，这种副产品表现为依据经验描述人类和个体最深刻的倾向。通过科学或自我观察研究人，可以发现他正向什么方向发展，他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对他来说什么是好的和什么是坏的，以及什么会使他觉得善良和什么将使他感到羞愧，为什么选择善行对他来说通常是困难的，以及邪恶的诱惑又是什么等等。注意，“应该”这个词没有使用的必要。同样，关于人的知识对人来说只是相对的，并没有“绝对”的意义。
神经病是内部核心被否定的表现，而并非内部核心的一部分，是在畏惧的掩盖下对内部核心的一种防御、一种逃避。神经病通常是以隐蔽、伪装或自我挫折方式寻求基本需要满足的努力为一方，和对这些需要、满足及有动机行为的畏惧为另一方之间的折衷产物。神经病的需要、情绪、态度、行动的表现，完全不是内部核心和真实自我的表现。如果施虐者、剥削者或性反常者说：“为什么我不该表现我自己呢？”例如杀人，或者说：“为什么我不应该实现我自己呢？”对他的回答就是，这样的表现是错误的而不是表现似本能的倾向或内部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