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健康人的样本上，客观上可以描述并测量的特点有：更清晰、更有效地感知现实；更能接受经验；增进了人的整合、完整和统一；增长了自发性、表现性，充分运行，生气勃勃；真正的自我，牢固的同一性，自主，独特性；增长了客观性，超然，超越自我；创造性的重新获得；融合具体和抽象的能力；民主的性格结构；爱的能力等等。
所有这些特性都需要经过研究进一步证实和阐明。但是，这种研究是可行的，这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
此外，对自我实现和良好成长也有主观上的肯定和强化。这就是生活中的兴味感、幸福和欣快感、安详感、快乐感、镇静感、责任感、对自己处理突发问题的能力的信任感等。背弃自我、固着、倒退，依靠畏惧而不是依靠成长过生活等的主观标志，就是焦虑、绝望、厌烦、不能享受、固有内疚、内在羞愧、无目的、无聊、缺乏同一性等这样的感觉。
这些主观上的反应也是可以进行研究和阐明的，而且我们具有适于研究这些问题的诊断技术。
在那些能够从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中进行真正选择的情境中，自我实现的人的自由选择，恰恰是我断言能够作为自然的价值体系进行描述性研究的东西。这和观察者的希望绝对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它是“科学的”。我不是说“他应该选择这个或者那个”，而只是说“被允许自由选择的健康人选择了这个或者那个”。这就好像是问：“最好的人的价值观是什么？”，而不是问：“他们的价值观应该是什么？”或者，“他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很显然，这种看法与亚里士多德的信念——正是对好人来说有价值的和适意的那些东西，才是真正宝贵的和令人愉快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这些发现可以推广到大多数人身上去，因为在我以及其他人看来，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自我实现。这一点在治疗、特别是在揭露性的治疗经验中看得特别明显，而且，至少从原则上说，大多数人都是有能力自我实现的。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这种断言的证实，即所有人都倾向于自我实现，除非现存的各种各样的宗教都不能被理解为人类渴望的表现。因为我们描述的自我实现者的特性，在许多方面与宗教强烈主张的理想是类似的。例如，超越自我，真、善、美的融合，助人、智慧，正直和自然，超越自私和个人的动机，脱离“低级”欲望而趋向“高级”愿望，增进友谊和慈爱，善于区别目的（宁静、安详、平和）和手段（金钱、权力、地位），减少敌意、残忍和破坏（尽管果断、正当义愤、自我肯定等很可能因之而上升）。
从所有自由选择实验中，从动力动机理论的发展中，从心理治疗的调查中，得出一个具有革命性的结论——我们最深蕴的需要本身不是危险的、邪恶的或不好的。如此一来，就打开了解决人的内部这些分裂的前景，也就是说，有了解决光明的和黑暗的、传统的和浪漫的、科学的和诗意的东西之间，以及理性和冲动、工作和娱乐、言语和前言语、成熟和幼稚、男性和女性、成长和倒退之间的分裂的前景。
同我们人性哲学上这种变化并行的主要社会情况，是一种迅速增长的倾向：把文化看作是满足、阻挠或控制需要的工具。现在，我们可以抛弃这样一些几乎是普遍性的错误了，也就是认为个人的和社会的兴趣是相互排斥和对立的，或者认为文明是控制、警戒人的本能冲动的主要机制。所有这些陈腐的原理都被这种新的可能性消除了，即健康的文化将促进普遍的自我实现的肃清。
在体验时的主观快乐以及趋向这种体验的冲动，或希望和对这种体验“基本需要”之间密切的相关关系（这种体验对于他从长远来说是好的）并不是人人都有的，只有在健康人身上才会发现，只有这种人才既向往对自己有益的东西，又向往对其他人有益的东西，而且能全心全意地享受它，并且感到满意。从享受的意义上看，这样的人的德行本身就是他自己的报偿，他们自发地倾向做公正的事，因为这些事是他们愿意做的、他们需要做的、他们赞成的，以及做这些事是他们的享受，并且愿意继续享受下去。
人得了心理疾病，正是由于这个统一体或整个相关的网络，就瓦解成分离和冲突的了。这时，他愿意做的事，可能是对他自身不好的事；仿佛他做的这件事，他能不享有它；仿佛他享受它，而同时又可以不赞成它。于是，享受本身可能是有毒的，或可能迅速消失的。他开始享受的东西，可能后来就不再享受它。他的冲动、欲望以及享受，这时就变得对生活几乎没有指导意义了。随后，他必定要怀疑和担心冲动和享受会把他引入歧途。这样，他就陷入了冲突、分裂、犹豫不决的状况。简而言之，他就陷入了内部冲突状态。
从哲学理论的历史上来分析，许多二难推理和矛盾都被这个发现解决了。享乐主义的理论，对健康人起作用，但对病人却没有起作用。真、善、美扮演某种相关的角色，不过，只有在健康人身上，它们的联系才是强固的。
只有在为数很少的人那里，自我实现才是相对完成的“事态”。但在大多数人那里，自我实现只是希望、向往和追求。然而，还没有达到的“某物”，在诊断上显示为指向健康、整合、成长的驱力。投射测验也能探测到作为潜能的这种倾向，但不是作为外显行为，正如X光能够控测到有外部表现之前的早期病变的情形一样。
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意味着某人是什么和他能成为什么，对心理学家也是同时存在的。因而，就解决了存在和形成之间的二难推理。潜能不仅仅是“将要是”或者“可能是”；而且它们现在就存在着。尽管自我实现的价值还没有现实化，但它们作为目标却是真实存在的。人既具有他正在是的那种人的特质，同时又潜伏着他向往成为的那样的人的特质。根据人内部倾向，人竭力要完成他自己真正的本性，忠于自己的职守，成为真正的、自发的、真正表现的人，在他自己深刻的内涵中，寻求他活动的根源。
自我实现的“本能”论
在自我实现、自我、真正人性等方面进行研究工作的思想家团体，相当牢固地制定了他们令人信服的理论：人有使他们自我实现。根据人内部倾向，人竭力要完成他自己真正的本性，忠于自己的职守，成为真正的、自发的、真正表现的人，在他自己深刻的内涵中，寻求他活动的根源。
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式的建议。我们应当充分地警觉到这一点，大多数成人并不知道怎样成为真正的人。如果他们“表现”他们自己，那么他们就可能不仅给自己，而且也可能给别人带来大灾大难。也可这样说，对强奸犯和肆虐犯的这种问题：“我为什么就不该信任和表现我自己呢？”我们应该如何回答呢？
作为一个思想团体，这些著作家疏忽了几个方面。他们包含了这些没有搞清的东西——如果你能够真正地行动，那么你就行动得很好；如果你从内部发射出活动，那么这些行为是好的和正确的。显然包含的意思是：这个内部的核心，这个真正的自我是好的、可信赖的、合乎道德的。这个论断与人有实现他自己的倾向，那个论断是可以分开的，而且是需要分别证明的（我认为是这样）。此外，这些人很明确地回避对这个内部核心进行决定性的阐述，即它在某种程度上必定是遗传而来的。也可以说，他们在谈到这个内部核心时，并不像谈任何其他东西时那样详细。
因此，我们必须抓住“本能”论，或者像我宁愿采用的概念——基本需要论。我们要抓住原始的、固有的、在一定程度上由遗传决定的需要、冲动、渴望的研究，也可以说是人的价值的研究。我们不能既玩弄生物学的策略，又玩弄社会学的策略，我们不能既断言文化创造了每一样东西，又断言人具有遗传的天性。这两种对立的说法不能共存。
在本能领域中的所有问题里，关于攻击、敌视、憎恨、破坏性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知道得最多但实际上知道的却很少的一个问题。弗洛伊德主义者认为是本能性的；大多数其他动力心理学家则断言，这些并不是直接本能性的，任何时候这些都是由于类似本能的或基本的需要受到挫折而引起的反应。这些资料另一个较好的而且是可能的解释，它强调这是由于心理健康的增进或恶化而引起的愤怒的质变。在比较健康的人身上，愤怒是对当前情境的反应，而不是产生于过去的性格累积。
也就是说，它是对现实中当前某种事物的反应，例如，它是对不公正、剥削或侵犯的现实主义的效应性反应，而不是由于很久以前某人犯的错误而现在把仇恨错误地和无效地发泄到清白的旁观者身上。愤怒并没有随着心理健康的到达而消失，而是采取了果断的、自我肯定的、自我保护的、正当义愤的、同邪恶作斗争的等等形式。这种健康人很容易成为比普通人更有战斗力的、为正义而战的战士。
总之，健康的进攻行为采取人格力量和自我肯定的形式。不健康的人、不幸的人或被剥削者的进攻行为，有可能带有恶意、暴虐、盲目破坏、跋扈和残忍的味道。这就意味着，需要控制、延迟、限制、放弃自己的要求，以及忍受挫折和自律。只有对自律负责的人，我们才可以让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干，因为这样很可能是完全正确的。
探究控制和限制的问题
探究自律的原因是摆在内在道德论者面前的另一个问题。通常，自律只有在自我实现的、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人身上发现，而在平常人身上并没有发现自律。
在具有完美人性的人身上，我们发现责任和愉快是一回事，同样，工作和娱乐、自私和利他、个人主义和忘我无私，也是一回事。我们只知道他们是这种情况，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变成这个样子的。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即这些健康的人，只是实现了许多人都能够实现的东西。然而，我们也面临这种严酷的事实：达到这个目标的人是如此之少，在100或200人中可能只有一个人达到。
从原则上看，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美好的和健康的人，因此每一个人类都是怀有希望的。但是，我们也必然觉得悲哀，因为实际上成为好人的人为数甚少。如果我们打算找出某些人成为好人、另一些人没有成为好人的原因，那么，研究自我实现者的生活史，查明他们是怎么达到这种状况的，就成了我们十分注意的研究课题。
我们已经知道健康成长最主要的先决条件，以及最基本需要的满足病。不过，我们也认识到，无节制的纵欲和满足也有它自己的危险后果。例如，精神变态的性格，“口唇性格”，无责任感，不能承担压力，不成熟性，某种性格紊乱等等。虽然研究的发现很少，但是已有大量适用的诊疗和教育的经验使我们能够做出合情合理的猜测。
年幼儿童不仅需要满足，他们也需要学会限制他的满足，他应当认识到其他人也在寻求满足，即使是他的父母亲也在寻求满足，就是说他应该认识到，其他人不仅仅是他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这就意味着，需要控制、延迟、限制、放弃自己的要求，以及忍受挫折和自律。只有对自律负责的人，我们才可以让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干，因为这样很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另一类事实和价值的整合来自我们称之为接受的态度。在这里，与其说融合来自现实的改善、是的改善，不如说来自应该按比例的下降，来自对期望的重新确定，使期望更接近现实，因而更有可能达到。
整合理想自我与实际自我的方式
另一类事实和价值的整合来自我们称之为接受的态度。在这里，与其说融合来自现实的改善、是的改善，不如说来自应该按比例的下降，来自对期望的重新确定使期望更接近现实，因而更有可能达到。
我所说的这个意思能从治疗过程得到阐明，这时我们对于自己过于完美的要求，我们对于自己的理想形象在顿悟中破裂。当我们容许自己也有某些怯懦、妒忌、敌意或自私的观念时，那完美勇士、完美母亲或完美逻辑家和理智者的自我意象就会崩塌。
这通常是一种令人沮丧甚至绝望的真切认识。我们会感到有罪、堕落、毫无价值。我觉得，我们的是“距离我们的应该”极端遥远。
但是，我们在成功的治疗中经历接受的过程也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从憎恶自己向顺从的态度转移，但从顺从中我们有时又进而会想：“那终究不是一件坏事。那的确完全合乎人性，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亲爱的妈妈有时会恨她的宝宝？”甚至有时我们还会看到自己走得更远，达到一种对人性充满爱的接受，并且由于对失败的充分理解，最终会认为人性是合意的、美丽的，是一种光荣。
例如，一位妇女起初对男子气满怀恐惧和憎恨，但最终会喜欢它，甚至会因它而生成宗教的敬畏感，直到狂喜的地步。起初被认为是一种恶的东西，最终能变为一种光荣。这位妇女重新确定她对男性的看法，她的丈夫能在她眼前变成他应该成为的样子。
如果我们放弃我们的苛责，放弃我们关于孩子应该如何的规定，放弃我们对孩子的要求，我们完全可以从孩子那里体验到这一点。我们能偶尔在怎样的程度上这样做，我们也就能在怎样的程度上把他们瞬时视为完美的，那一瞬间确实能给人以极敏锐地感受为美丽的、非凡的、十分可爱的。我们关于意愿和希望的主观体验，也就是不满足的体验，于是，它能同满足、同意以及同应该出现时我们所感受的定局的主观体验相整合。
我引用阿兰·瓦茨的一段话来注释我的意思：“……在死亡来临时，许多人都有一种奇异的感受，不仅觉得能接受一生中已经发生的每一件事，而且觉得那也是他们所愿望的。这不是在迫切需要意义上的愿望：它是对不可避免和愿望两者同一的意外发现。”
说到这里，我们又想到罗杰斯的各种小组实验，它们都证明，在成功的治疗过程中，自我理想和实际自我逐渐接近整合。用霍尼的话说：“真实的自我和理想化的形象缓缓地被改变并移向整合，逐渐变成同一的东西而不是完全相反的东西。”
更正统的、弗洛伊德的关于粗暴的和进行惩罚的超我的概念也与此类似，超我在心理治疗过程中能按比例降下来，变得更和善、更认可、更亲爱、更自我赞同。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说明，就是个人对个人自我的理想和个人对个人自我的实际觉知逐渐靠拢，能容纳自尊并因而也能容纳自爱了。
在这里最典型的例子是分裂人格类型和多重人格。在这样的病例中，表现出来的人格总是过于因循的、谨小慎微的、假正经的，拒绝潜在的冲动以致完全压抑这些冲动，弄得他只能从自己的心理病理的、儿童般的、冲动的、寻求快感的、无控制的方面的全面突破得到满足。二歧化会使两种“人格”都受到歪曲，整合将引起两种“人格”中的真实改变。从专断的“应该”中解脱出来才有可能拥抱并享受现在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