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25年的发展，招商银行从1亿元资本金、1个营业网点、三十几名员工起步，发展成为了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上市的全国第6大、全球60大商业银行，资产总额近2.8万亿元，资本净额超过2000亿元，机构网点近900家，员工近5万人。
1999年年初，马蔚华走马上任招商银行行长。2001年1月10日，秦晓就任招商局董事长，招商局作为招商银行第一大股东，秦晓兼任招商银行董事长；2010年年中，秦晓卸任，傅育宁接任招商银行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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夙愿得偿
2002年4月9日9时30分，上海证交所。
身着深色西装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秦晓、行长马蔚华在交易大厅共同敲响了招商银行A股挂牌上市交易的锣声，拉开了招商银行在资本市场竞逐风流的序幕，宣告招商银行从此跨进一个更为崭新的时代。
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和行长马蔚华稳步走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那面不同寻常的铜锣前，充满激情和自信，饱含深情和希望，举起锣锤，共同敲响了招商银行A股上市的铜锣。当股票代码600036的招商银行股价跳出第一点——10.51元时，交易大厅一片沸腾。
马蔚华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这个价格比我预想的要好，希望我们的股民放心。”
招商银行发行15亿股A股，筹集资金107.43亿元。开盘当日一路飘红，报收于10.5元，较7.3元发行价上涨近50％。
此时，距2000年3月23日招商银行第二十一次董事会决定发行股票上市，两年零十七天。
“回首来时路，分外坎坷，而值得骄傲的是，招行人携手并肩、同甘共苦，迈过了一道道难关，实现了国内公开发行上市的宏愿。”2002年招商银行A股即将挂牌前夕，马蔚华在北大演讲时如此感慨。
招商银行从诞生到在上海证交所上市，整整用了十五年。
1987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蛇口诞生的招商银行，十五年间进行了三次扩股、五次增资。但增资的速度赶不上业务发展的速度，招商银行一直处于缺钱状态。
刚刚完成第三次扩股增资的1999年，招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一度高达17.08%，但2000年新增贷款269亿元，增长32.05%，总资产增加629亿元，增长40.17%，年末资产总额达到2195亿元，资本充足率骤降到11.76%。按照发展趋势预测，在2001年就将出现资本缺口。增资无法满足资金的需求，怎么办？
唯有公开上市，才能打通补充资本的通道。
招商银行的上市梦想在前任行长王世祯时期便已萌发，并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最终，秦晓和马蔚华帮助王世祯实现了这一夙愿。
1999年年初，马蔚华接任成为招商银行第二任行长。
马蔚华，经济学博士，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计划资金司任职多年，加盟招商银行之前为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分局局长。
上任伊始，马蔚华就看准了招商银行公开上市这条不得不走之路。
在为招商银行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时，马蔚华提出这样三条：业务网络化、资本市场化、管理国际化。明确了“水泥+鼠标”的业务网络、上市和国际化道路三个战略方向。
对立，沟通，合作
就在马蔚华未雨绸缪之际，招商银行迎来秦晓这位新任董事长，日后，秦晓成为招商银行通过资本之路快速扩张的坚定支持者和决策人。
秦晓，生于1947年4月。1975年毕业于山西矿业学院机械工程系，1983年于中国矿业大学获经济管理硕士。自1976年先后在煤炭部、石油部工作，1986年加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95年4月至2000年7月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其间还担任中信实业银行董事长、亚洲卫星公司董事长，2000年7月任中信公司副董事长。2001年至2010年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和招商银行董事长。
2001年3月，招商银行第23次董事会决定，由招商局集团新任董事长秦晓接替年届退休的刘松金为招商银行新任董事长。秦晓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后，对招商银行上市相当支持，认为公开上市是招商银行发展战略中的大事，并要求加快上市进程。
据《再造招商局》的记载，正是在筹备上市的过程中，秦晓和马蔚华这两位领导者完成了彼此的磨合。
2000—2001年，招商银行的上市方案曾几经变动。除了上市地点的选择问题，有关上市方案最大的争论就是整体上市还是分拆上市。
对于分拆上市的方案，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互联网高潮时，董事会有人提出切分招商银行的网上业务去纳斯达克上市。一时各方面呈现很高的积极性，并作出了相关的决议。马蔚华认真思考后，提出了网上银行的法人地位不明、收入来源无法确定以及关联交易无法解决等要害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他到国外作了认真细致的考察。依据自己在国外的所见、所闻、所思，他认定纯粹的网上银行迄无成功范例，“水泥+鼠标”还是目前阶段最优的运作方式。在他有理有据的说服下，停止了海外分拆上市的计划。
关于整体上市的方案，马蔚华比较认同。当时，招商银行除了商业银行业务，还通过一家名为“新江南”的公司参股投资了国通证券和长城证券，与几家保险公司也在谈判成立合资保险公司的事宜，此外，招商银行属下部门还从事了基金管理业务。因此，招商银行内部的一个想法是，构筑一个统一的金融平台去上市，即“全金融”模式。
正是在整体上市问题上，秦晓与马蔚华发生了观点上的分歧。
事情的经过是，秦晓到任后不久，和招商银行的上市保荐人中金公司、马蔚华等人第一次坐在一起开会。秦晓听了情况介绍后，马上抛出他的观点：他坚决不同意招商银行以“全金融”概念上市，一定要将非商业银行业务和招商银行剥离开，后者单独上市。
此前，秦晓与马蔚华就此事并没有进行过沟通。马蔚华对于秦晓的观点感到相当意外，表示不能接受。后来，这场会议被称之为招商银行上市过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
对立引发了沟通，沟通又引发了合作。
想不通的马蔚华私下去找秦晓沟通。后来秦晓在接受《中国企业家》杂志采访时说，当时他和马蔚华谈了很长时间，谈了很多次，而且，说服工作相当困难。
秦晓摆出的理由是，第一，搞“全金融”，不确定性太大。第二，目前为止，市场不能看到招商银行统一金融平台的优势在哪里，业内也没有一家综合金融平台证明了一加一是大于二的。相反，把证券和保险拉扯进来倒有可能降低市场对招行商业银行业务的评价，与其这样，还不如把几家分开独立上市更好。第三，如果不抓紧时机上市，将不良资产一并剥离，不良资产越积越多，日后难以消化，原来招商银行所取得的成绩，比如资本充足率等各项还算良好的财务指标都不能得到巩固。
一个月不到的某一天，面对招商银行的管理层，秦晓半开玩笑地提出了批评：“你们有一种‘新江南’情结！”这话让马蔚华等人也笑了。
接下来，作为招商银行的董事长，秦晓又去说服那些不愿意承担剥离不良资产代价的老股东。过程中，有股东既要求分当年的利润，又希望招商银行能够上市。秦晓明确告诉他：“你的立场是不能两全的。招商银行要想上市，老股东必须要付短期代价。”
最终，2002年4月，招商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顺利挂牌。此后，秦晓与马蔚华变得私交甚笃。
上市，在招商银行内部被称为“脱胎换骨”，对于招商银行来说，这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首先，上市有效解决了不良资产的历史包袱。借上市对资产质量要求的强劲驱动，招商银行采用三管齐下的方法解决了自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日益凸现的不良资产问题。
其次，上市帮助招商银行实现了由传统会计制度向国际会计标准的根本转变，迈出了海外拓展的第一步。
再次，借助上市，招商银行实际募集资金107.69亿元，资本充足率上升到了17.6%，在敲响上市锣声的19天之后，香港金管局就发函允许招商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当时，招商银行是除四大国有银行外，唯一一家在大陆之外设立分支机构的商业银行。
最后，上市使得招商银行的经营管理理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通过聘请国内外中介机构和咨询公司，招商银行彻底清查了自己的“家底”，全面认识了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全行上下强化了管理优势是企业未来最根本的优势的重要认识，并提出了“质量是发展的第一主题”的风险文化理念。
招商银行提出的“把上市当做一个解决历史包袱的过程，一个提升管理水平的过程，一个与国际接轨的过程”这一目标一步一步变成了现实，这一过程使招商银行实现了补充资本金的目标，并把招商银行引领到了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境地。上市之后，招商银行将“力创股市蓝筹，打造百年招银”定为企业的宏伟愿景。
转债风波
融资争议
2003年招商银行百亿可转债计划引来银行与基金的对阵，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成为2003年年末资本市场最具戏剧性的一幕。
值得注意的是，竞争同行却没有因此产生幸灾乐祸情绪，据称“兔死狐悲”是当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共同感受。
2003年7月，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监管工作会议上，银监会明确要求，从2004年起对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实行按季考核。上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必须在所有时点上满足8%的最低要求，一经发现达不到监管要求，将暂停该行机构和业务市场准入。
不难看出，百亿可转债方案的出台，隐含着深刻的体制因素。方案能否顺利完成，其影响已超出招商银行本身，对已上市或正筹划上市的其他国内银行而言，是命运的预示。
据称，招商银行融资方案的出台，最先提出质疑的并不是券商和基金，而是招商银行董事会。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4月18日招行第五届董事会在北京召开第18次会议，‘有一项议题没有对外披露，那就是资本充足率问题。董事会与经理层就这个问题展开的交锋，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9月12日基金、券商与招行、中金之间的对峙’。”
争论从对招商银行2003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态势评估开始。
2003年第一季度，招商银行一般性贷款比年初增加221.4亿元，是上年同期一般性贷款增量的1.1倍。其中境内信用贷款余额403.9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18.4亿元；境内中长期贷款余额达到440亿元，比年初增长19.2%，占境内自营贷款的比例达21.1%。一般性贷款特别是信用贷款或中长期贷款增长过快，直接吞噬招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2002年招商银行上市筹集资金107亿元，资本充足率抬高到17%；但当年新增贷款约1000个亿，一下子又把比例拉低到12%左右；一季度增加200多亿贷款，再吃掉一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降至11%。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全年一般性贷款增量将会超过1000亿元，如果不募集资本金，到年底资本充足率将击破8%下限，下降到6%左右。显然难以满足银监会自2004年开始实行的“必须所有时点上满足8％的最低要求”。而招商银行刚刚在香港开设分行，必须遵循香港金融监管资本充足率不低于10%的要求，否则将被摘牌。招商银行的发展将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据此，招商银行管理层向董事会提出融资方案，然而，最初董事会驳回了管理层的请求。理由是，为了上市筹集资金，股东已作出巨大牺牲，没想到上市后仅仅过了一年的时间，资本金又告不足。如果进行再融资，一旦原有股东拿不出资金，股本就会被稀释，股东权益就会被稀释。
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还提到了一个节奏把握问题，“股东不能老是这样没完没了地拿钱，融资总要有一个间隔，给股东一个喘息的机会，融了资必须带来效益。”
秦晓指出解决资本充足率问题要有长远规划，他要求招商银行在融资补充资本上，“第一，融资必须带来效益；第二，要在发展中不断提高资本收益率；第三，要以尽可能低的融资成本获取最大效益”。
为此，秦晓提出了一个思路，说法是“效益、质量、规模均衡发展”；并开具一剂药方：“加权风险资产比例”考核指标。“加权风险资产比例”是按照香港标准制定的指标，既考察税后净利润的增长，也考察加权风险资产的增长。
按马蔚华的理解，董事会的意图是，招商银行在保持利润快速增长的同时，资产规模不要扩张过猛，控制常规放贷，大力发展占用资本金较少的中间业务。
在2003年招商银行第一次行务会上，马蔚华对此作了回应：“经过研究，我们认为这个指标不太现实。”
“这当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马蔚华介绍，“但国内发展中间业务还存在许多障碍。”一个是各地政府还没有完全接受银行中间业务收费的做法；另外，消费者对中间业务收费也不情愿；第三，国内银行业政策上搞分业经营，中间业务品种难以拓展；最后，内地竞争不规范，“别人不收费，我们一家银行收费，就可能导致客户的流失”。
“这些问题不是一两年内就能解决的。”马蔚华预计，今后几年，招商银行中间业务绝对量会有较大的增长，但是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不会有大的变化。
他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银行业的发展速度远高于发达国家，像招商银行和其他成长时间差不多的银行都存在着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这种快速发展需要多大的核心资本来支撑资本充足率水平；同时，与发达国家的银行相比，目前国内金融企业的综合税率相对较高且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因此，仅仅依靠利润转增股本和股东追加投资来充实资本金难以跟上资产规模的迅速发展。
董事会最后被说服，同意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充实招商银行资本金。
然而，董事会对管理层的资本约束，对招商银行今后整个机制产生了重大影响，某种意义上促成了日后招商银行经营机制的全面转型。
据业内人士透露，在发行可转债这个问题上，证监会也曾表达与招商银行董事会相似的意见，认为如果各家上市银行都按照如此扩张速度在资本市场融资，资本市场将难以承受。“证监会是希望招行在资本补充方面摸索出一条好路子，为2004年对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监控提供实践依据。”
“基金对阵银行”
2003年8月26日，招商银行发布了第五届董事会关于公司发行不超过10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决议公告，并公告定于2003年10月15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此举正式拉开了可转债“基金对阵银行”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