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第四章开疆辟壤，武功盛极 (2)
郑吉因打垮了车师，招降了日逐王，在西域一代名声很大，加之他奉命兼护车师西北方各国的安全，所以号称“都护”。汉朝在西域设置都护，是从郑吉开始的。神爵三年，汉宣帝为了嘉奖郑吉的功劳，封他为安远侯，下诏书说：“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拊循外蛮，宣明威信，迎匈奴单于从兄日逐王众，击破车师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为安远侯，食邑千户。”
郑吉选择在西域中心、土地肥沃的地方设立都护的幕府，治乌垒城，负责处理西域各国事务，“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同时发展屯田事业，“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开始从属于都护。
匈奴日逐王投降汉朝，汉朝在西域设置都护，标志着汉朝与匈奴势力在西域的消长。以往匈奴的势力很大，西域各国经常受匈奴侵扰，日逐王每年总会遭遇匈奴的明抢暗夺，当地人民也苦不堪言，再加上常年的骚扰，匈奴在西域根本不得人心。自日逐王投降汉朝之后，匈奴把自己在西域设立的官职渐渐撤去了，自此匈奴在西域是日渐偏西。而汉朝自张骞始，至于郑吉，则在西域发展壮大了势力，“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为我国与世界文化交流、为国家安宁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才有班固之言：“汉之号令班于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
汉朝自汉武帝起对西域的苦心经营，从对世界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来讲，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从武功方面来说，更是功勋卓著的神来之笔，前所未有地拓宽了汉朝在西域的影响力，尤其是汉武帝时，对西域的开拓很好地牵制了匈奴的力量，为最终击败匈奴打下了良好基础。
出兵朝鲜，海上作战能力的一次展示
这里说的朝鲜，是卫氏朝鲜，指汉初燕国人卫满将前任朝鲜王萁准驱逐之后的朝鲜，那时候卫满知道汉朝的地大物博，所以驱逐走萁准之后，就自动向汉朝称臣了。这样自然在汉武帝前几任皇帝的时候，汉朝根本没有花太多精力顾及这个小国家。事实上也不用太顾及，因为当时朝鲜和汉朝是和平关系，而且这种和平维持了很多年。
情况发生变化是在汉武帝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朝鲜是卫满的孙子右渠执掌国政。比起卫满时代，朝鲜经过两代的扩张，实力有所增强，冷兵器时代，信息传播比较慢，所以基于这种朝鲜强盛的假象，右渠不服汉朝。主要表现有几点：第一，吸纳临近汉朝郡县的汉人。第二，拒绝来汉朝贡，并且阻挡附近的土著部落对汉朝的觐见。武帝知道这种情况之后，派使者去朝鲜劝说，结果右渠不从，反而变本加厉。这一举动激怒了汉武帝。汉武帝于是于元封二年，派遣左将军荀彘、楼船将军杨仆水陆两路讨伐朝鲜。
楼船将军杨仆率领5万人的舰队从齐地出发，越过渤海和黄海直捣朝鲜的都城王险城，可见当时的汉朝水军的实力已经具有了越洋作战的能力。而左将军荀彘率主力陆军从辽东郡出发，渡清川江进攻王险城。朝鲜王右渠凭险拒守。
但是由于用人不当，汉军军队迟迟不能获胜。汉武帝才派济南太守公孙遂去一线指挥，这一下解决了汉军战斗力低下的根本原因。于是杨仆、荀彘两军合兵一处将全城围住，四面猛扑。朝鲜溃败，卫氏朝鲜就此灭亡。
元封三年卫氏朝鲜灭亡后，汉武帝于在其地设置立了乐浪，临屯，玄菟、真蕃四郡，其下各辖若干县。前面说到卫满将前任朝鲜王萁准驱逐出了朝鲜，其实具体说来是撵到了马韩，萁准在马韩称了王。马韩是所谓的三韩之一，另外的两韩是辰韩和弁韩。卫氏朝鲜被汉武帝置郡，而三韩则没有。在朝鲜置郡使版图再扩张，汉朝的赫赫武功由此可见一斑。
回过头来，如果以土地面积来看，攻打朝鲜无法跟袭击匈奴相比较，但是攻打朝鲜从另外一个侧面，有力地证明了汉朝武力的强悍，那就是其无可比拟的水军实力。当年楼船将军杨仆曾经率领水军越洋袭击朝鲜。
从杨仆的头衔可以看出来，他的水师最著名的应该就是楼船。所谓楼船，是一种具有多层建筑和攻防设施的大型战船，外观似楼，故曰楼船。汉代大型战舰楼船高十余丈，甲板上建楼数层，每层都有防御敌方射来的弓箭矢石的女墙（即矮墙），女墙上开有用作发射弓弩攻击敌方的窗孔。为了防御敌方火攻，船上蒙上皮革。楼船上还遍插旗幡，刀枪林立，以壮声势。汉武帝时的水军楼船据说可以搭载数千水兵。这些楼船是最重要的船舰，是当时水师的主力。
除了这些楼船之外，当时汉朝的舰队实际上还配备有各种作战舰只，据有人研究，当时汉朝的水军里“有在舰队最前列的冲锋船‘先登’，有用来冲击敌船的狭长战船‘蒙冲’，有快如奔马的快船‘赤马’，还有上下都用双层板的重武装船‘槛’”。
强大的水师实力，确保攻打朝鲜时，可以水陆并进，虽然说由于用人不当，袭击卫氏朝鲜的时候内耗不小。但是水师在袭击卫氏朝鲜这次战斗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汉朝已经具备了让人敬畏的海上作战能力。
延续武功的最后绝招：《轮台罪己诏》
征和三年李广利伐匈奴失败，征和四年，汉武帝即下《轮台罪己诏》。这二者应该说不无关系，此前精力充沛的帝王已至晚年，已经意在悔过了。李广利失败是诱因之一，巫蛊之祸、父子相残的结局恐怕也是使汉武帝悔悟的重要原因。他这一生虽然雄才大略，英武神武，却也穷奢极欲，杀戮太多。
在登泰山、祀明堂之后，武帝在轮台宫殿里下《轮台罪己诏》：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
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
《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朕自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由此可以看出汉武帝确实是发自内心地忏悔。他刻意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这对其尚武一生是一次总结，也是对汉朝休养生息国策的一次回归。
纵观他的一生，可以说是颇具雄才大略的君主，历史上把“秦皇汉武”并列是有道理的。今天的人们一说汉朝武功，首先想到的也一定是汉武帝，而事实上汉朝武功最盛的时候，也的确是在汉武帝执政期间。
从好的方面讲，他在位的时候，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3次发动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基本打垮了匈奴；他以“推恩令”削藩，任用酷吏抑制豪强和镇压反抗；他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专制主义；他开疆辟壤，遣使西行等。
从坏的方面说，汉武帝荒淫享乐，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明堂，垒高坛，树“泰一”尊神，大搞顶礼膜拜，并且靡费巨资，步秦皇后尘，多次封禅出游，令大批人入海求蓬莱真神；“巫蛊之祸”，逼死了太子和卫皇后，受株连者达数万人；“诽谤罪”、“谣言罪”盛行，首辅宰相被逼死等。
无论从好的还是坏的方面说，汉武帝与秦始皇二人有得一比。但是《资治通鉴》里说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从上面看来，确实如此。但是原因是什么呢？很重要的一条，是他最后能够反省自己的错误，悬崖勒马，调整了政策。《轮台罪己诏》即是这一切的明证。
“轮台罪己”之后，汉朝统治方针又回到了与民休息、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上，避免了像秦朝那样迅速败亡的结局。而这恰恰为延续武帝一生在武功上取得的成就作了贡献，使得他之后的汉代统治者们能够享受到汉朝的强盛。汉武帝之后，8岁的汉昭帝即位，霍光辅政，继续实行武帝后期以来的政策，多次下诏减免田租、口赋等税收，减轻农民的力役负担。之后的宣帝也一样，即位后，更着力整顿吏治，推行招抚流亡、安定民生的措施，使社会生产重新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政治又出现真正让老百姓受惠的新局面，史称“昭宣中兴”。从这个角度讲，“轮台罪己”跟前面的征战天下一样重要，江山难打守不易，轮台反悔，赢的是刘彻，受惠的是汉家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