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第二章崛起前夕的暗潮 (2)
既定方针已经在武帝心里形成，所以武帝需要的只是时机。在建元年间的情势下，武帝能做的除了储备文官武将暗暗练兵之外，更积极的策略就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外交了。出使大月氏无疑是这场外交最漂亮的计划。
去西域的必经之路河西走廊处于匈奴控制之下。所以当公元前138年，张骞率领100多名随从，西出长安后，历尽艰难穿越河西走廊时，被匈奴骑兵抓获了。匈奴将张骞和他的翻译西域人甘父押送到匈奴单于的王庭，软禁起来。
被软禁之后，匈奴人是想尽办法让张骞投降，但是张骞不忘使命。他一直在等待时机逃脱。时日漫漫，终于在10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128年的某一天，他和甘父一起逃出了匈奴王庭，而同行的人几乎都失踪了。没有办法，他们几个人经车师、龟兹，历尽千辛万苦，在中亚的阿姆河畔，见到大月氏的首领，那一年正好是公元前127年。非常遗憾的是，大月氏在被匈奴攻打西迁之后，到了一个离匈奴很远的乐土，大月氏人已经厌倦了战乱和杀戮，他们不愿意复仇了。
怎么办？历尽千辛万苦，大月氏人不愿意复仇了，也就是说汉朝拉拢不了大月氏了。不过好在张骞这次出使西域后，虽然丢了芝麻，却抓住了西瓜：位于伊犁河流域的乌孙人与汉朝建立了联系。这为后来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埋下了伏笔，当然这是后话。十三年的时间，张骞虽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前后两次出使西域意义比汉武帝预想的还要深远。公元前105年，汉朝使者沿着张骞的足迹，拜见了安息国国王。汉朝使臣在君主的脚下展开了华丽光洁的丝绸，国王非常高兴，以鸵鸟蛋和一个魔术表演团回赠汉武帝。于是“丝绸之路”名满天下。自此汉夷文化日渐频繁，中原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迅速向四周传播。
综观这一切，汉武帝固然是外交政策的发起者，但是张骞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外交家、探险家、丝绸之路开拓者，起的作用更为关键。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如果没有这些一流人才做基础的话，恐怕也很难施展抱负吧。
察举求贤推恩令，攘外必先安内
建元元年这一年对天下读书人来说，是充满机会的一年，因为这年武帝临政，昭告天下，要求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诸侯相等，向中央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消息一出，天下读书人来了不少，几百人都来纵论时事，以图为国出策。
会稽吴人庄忌之子庄助在这次对策中夺得了第一，这个人能言善辩，满朝文武都说不过他，被武帝任命为大夫。公孙弘则因为熟读《春秋》精于治学而中选，被选为博士。那个不识时务的儒生辕因生也因其贤良应征。至于当时其他思想流派的人物，像申不害、商鞅、韩非以及苏泰、张仪等流派人物则一概罢黜，不予录取。因为当时的丞相卫绾认为，重用贤良直言之士虽然有各种益处，但是申不害是注重权术的政论家，商鞅是法家，韩非则是将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商鞅的法作总结和归纳的思想大家，苏秦、张仪是研究纵横术的，是国际关系专家。重用这些代表人物会造成国家的混乱。
卫绾这么想是有道理的，因为像苏秦、张仪的纵横术思想，有可能会造成各诸侯国力量的集结，如果最后联手反对中央，那中央如何能吃得消？所以汉武帝采纳了重儒的建议，并加以实施。元光元年汉武帝又一次举孝廉策贤良，这一回汉朝重要人物儒生董仲舒从此名满天下，他所创立的其“大一统”和“天人感应”思想，为汉武帝的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
汉武帝的爱才是有目共睹的，就是在建元年间太皇太后窦漪房的打压下，他依然大建上林苑而广招文学之士，这一来是为了向窦姓和刘姓政敌示弱，二来其实是为了收揽人才。这个阶段司马相如、朱买臣、吾丘寿王、终军、东方朔等人都集中在了武帝手下。中朝预政，架空了丞相权力，树立了皇帝的绝对权威。
种种措施，确实证明汉武帝实实在在是求贤若渴，他下令郡国及百官公卿举贤才、荐奇士并下令郡国立学校、修儒学。这些举措为他积累一流人才开拓了道路。汉武帝在位时期也是西汉人才最盛的对期。《汉书》称赞这段时间说：“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荐）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制诰）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庄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调制音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托孤）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记！”人才济济，以至于斯！
这么多的能人异士，为刘彻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储备了大量的人才。长远的计划，加上充足的准备，汉武帝力量渐盛，太皇太后窦漪房驾崩之后，武帝立刻散发出了巨大的力量。
除了察举求贤之外，汉武帝刘彻为集中皇权，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对于这个问题西汉历来的统治者都非常注重。汉文帝时，贾谊就曾提出过“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意思就是多多设立一些诸侯，但是削弱他们的势力。汉文帝比较同意这种意见，而且有所行动，但是很不彻底。到了汉景帝即位后，晁错强烈建议削藩，汉文帝采纳，结果搞成了吴楚七国之乱，汉景帝虽然迅速平定了七国之乱。某种程度上也的确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但是各诸侯王的势力依然不可小觑。这些诸侯王到了汉武帝初期的时候，非常嚣张，已经威胁到了汉武帝的统治，成为汉武帝的心病。
于是，在元朔二年春正月，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推恩令”，令诸侯分封子弟为列侯。这样，名义是上施德惠，实际上是剖分其国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更重要的是避免激起诸侯王的武装反抗。推恩令下达后，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为列侯，不少王国也先后分为若干侯国。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这一招实在太厉害了，汉武帝不动一兵一卒就让诸侯王之间发生内耗，最后自我瓦解。可以说在削弱诸侯王势力这点上，他做得比文帝和景帝要彻底，要好。推恩令解决了武帝所担心的“内忧”问题，为其专心处理外患匈奴问题，减免了不少麻烦。
汉武帝在削减诸侯王权利这件事情上，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为此他曾经推行过“阿党法。”所谓“阿党”，即“诸侯王有罪，傅、相不举奏，谓之阿党。”这里的傅和相都是诸侯国里地位最高的官员，服务于诸侯王。“阿党法”实际上相当于本来服务于诸侯王的傅和相成了武帝的耳目，时刻监视诸侯王，这对削弱诸侯王势力也有效果。
汉武帝削弱诸侯王势力这样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到了元鼎五年，武帝甚至还借口为祭宗庙，要诸侯王和列侯献酌金助祭，结果最后以所献酌金的分量不足或成色不好为借口，废了一百多列侯。这其实也是汉武帝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手段。这是后来的事情了。
从黄老到法儒——思想的武装
秦末战乱之后，满目疮痍，老百姓生活非常艰苦。当时的人民最讨厌战争，希望可以安安稳稳从事生产，平静地生活。刘邦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他在入关的时候就“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毫无疑问，刘邦这一做法顺应了民心，“三章”里所透露出来的思想其实就是黄老无为之术。当然汉朝真正的黄老政治其实是始于曹参。
曹参在任齐国相时，请了不少的长老儒生问道，以辅佐其治国，但是效果并不好，因为这些人各执一言，而且大多不同，曹参不知道该听谁的。后来，他听说有人治黄老之术，很有手段，于是重金礼聘。这个人来了也没有儒生那么多的意见，只是简单地说：政治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大喜依计施行，结果他为相的九年，齐国大治。
后来萧何死后，曹参继其位成了汉相，因为他在齐国推广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大获成功，因此便用同样的办法在汉朝炮制，结果由于顺应了时代，依然大获成功。《史记？曹相国世家》里记载当时的人们对他的赞美：“萧何为法，斠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可见黄老无为之术之所以能再汉初获得那么多人的认同，表面上是因为治国有道，实际上是因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曹参之后，黄老无为之术被继承了下来。
黄老无为的思想在汉初也受到过挑战。汉文帝时，贾谊认为汉朝建立二十多年，政局大体稳定，为了巩固汉朝的统治，他认为应该施有为之术而改革。首先，他建议制订新的典章制度，兴礼乐，改正朔，易服色，改变官名。然后他又建议汉文帝重农抑商，修订法令。这是旧的历法、服装制度的改革，实际上贾谊是在劝文帝做大有为之君。不过文帝认为自己刚即位，条件不成熟，并未采纳贾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