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责任与善 (8)
（2）适宜与谈话
语言如果运用的恰到好处就会发挥很大的作用。语言可以分为演讲和谈话两种形式。演讲适用于法庭辩护、群众集会，或是在元老院的讲话。而谈话也是运用于日常的社会交际、非正式的讨论、朋友间的交流，或是在宴请的场合中使用。谈话是没有什么准则的，至于为什么没有，我也不太清楚；而演讲家们却为演讲术写出了很多的规则。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中没有谁会把谈话也当做是一门可以学习的科目，但是演讲家的身边却总是有着很多的学生来学习。不过我认为演讲的技能在谈话中也同样适用。
嗓子是用来讲话的器官，既然自然赋予我们这样的能力，那我们在讲话时就要尽量做到口齿清楚和音色甜美。口齿的伶俐可以通过适当的练习来加以提高，音色的悦耳好听能够通过模仿那些声音圆润的人的发音方式来学习。
我们都知道卢西乌斯·克拉苏具有很高的演讲才能，卡图卢斯父子却可以在这方面与他相媲美。卡图卢斯父虽然是有文化涵养的人，但是有文化涵养的人也有很多，他们之所以比较有名，就是因为他们的拉丁语讲的非常好。语调抑扬顿挫，吐字清晰，声音圆润，大方且错落有致。但是如果从机智和诙谐上讲，他们三个就都不如大卡图卢斯的堂弟凯撒了。因为凯撒可以在法庭上以谈话的方式战胜那些善于雄辩的演说家。
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做到讲话方面的适宜，那么以上所提到的几点都应该具备。
在谈话方面做得最好的是苏格拉底的信徒们，他们的谈话风格随和而不固执己见，机智并且诙谐幽默。谈话的人不应该把谈话看作是私人所有，而应该允许他人也参与进来，因为这样才是公平合理的谈话。在谈话时还要明确主题，如果主题轻松有趣，那么谈话的风格自然也要风趣幽默。应该注意的是，在谈话中不要暴露自己的缺点；如果一个人喜欢在轻松或是严谨的谈话场合说一些诋毁他人的坏话，那就很可能让别人发现他身上的品质缺陷。
家庭、政治、工作和学习一般都会成为人们谈话的内容，如果在谈话的过程中偏离的主题，那么就应该将主题再引回来，当然这时也要注意谈话参与者的情绪与感情。同时我们还要关注大家感兴趣的话题时什么，因为不同的人再不同主题上的兴趣持久度并不一样。
在保证以上要点的前提下，如果一场谈话有了好的开始以及完美的结束，那这就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成功的谈话。
在生活中有一条普遍使用的准则，即不要过于激动，也就是说不要让自己的感情失去理性的控制，从而表现出一种亢奋的状态。这条准则也同样适用于谈话。在与别人交流时，我们不应该显得愤怒、贪婪、消极或是冷淡，或者还有其他的不良情绪。我们必须对谈话的对象给予适当的尊重，要有礼貌地与人交流。
在谈话的过程中，对方的内容或语言可能会有所不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免想要用一种严肃认真的语调对其加以指正或是批评，但是我认为这种批评的方式尽量还是不用为妙。就像灼烧术和切割术一样，只在不得不用的时候才使用；除非不得已，最好永远不会加以应用。面带怒色是允许的，但是假如真的动了脾气就不可原谅了，因为愤怒情绪中的人往往会做出一些不理性的事情。我还是建议采取一种温和的责备方式，说话庄重，避免使用尖刻的语言。而且还要让对方了解到这样做也是为了他好。
即便我们遇上那些最恶毒的敌人，即便他们完全不讲道理，我们还是应该保持应有的庄重，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庄严的姿态往往是随着愤怒的爆发而一同消失的，而且庄严一旦消失，他人就不会对我们加以称赞，相反，我们得到的只是别人的不认可。
另外，自卖自夸和吹嘘自我也是非常不明智、不可取的行为方式。这种人往往会成为别人眼中的笑柄。
（3）适宜与住宅
既然我们是全面地讨论适宜性，那么就不能将住宅的问题遗漏。接下来我就想讲讲关于身份地位和住宅的适宜性。我们所住的房子首先一定要具有实用性，这在我们建房子之前就应该考虑到；除了实用以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房子的便利程度和自身所具有的特色。
我曾经对一个关于住宅的故事有所耳闻。那是一个家族的第一位执政官的故事，他的名字是格奈乌斯·屋大维。他在帕拉蒂尼山上修建了一所高大宏丽的房子，人们纷纷到他的家中参观，大家都认为他的房子为他拉了不少当选为执政官的选票。但是他的一个叫做斯考路斯的后代在后来将这座房子拆毁了，并且在同样的地址上修建起一座更为豪华壮观的家宅。然而与屋大维赢得的荣誉相反，斯考路斯却为自己的家族带来了耻辱，即便他是伟人的后代。可见，一个人的高尚伟大可以为他的居所带来无限的荣耀，然而一所豪华的住宅就不一定能为它的主人带来相同的名誉了。住宅固然可以让主人看起来更加尊贵，但是假如一个人完全想依靠自己的住宅来提高地位，那就是异想天开了。
而且作为一所住宅的主人，我们并不能只考虑到自己的需要，还要为他人多多着想。例如一位赫赫有名的人，往来于他家中的客人和朋友一定会有很多，因此他在修建住宅的时候就应该持有宽敞明亮的概念。相反，如果一个人家中的客人并不是很多，但是他却拥有一座宽大豪华的房子，那他的房子与他的身份就不相称了，因为他的豪宅会因此而显得更为冷清，而他的面子也会因此受到损伤。比如过路的人看到这样的情况也许会说：“哎，这样一所漂亮的房子，实在是可惜，要是换个主人情况应该会相反吧！”我想，如果这样的评论让房子的主人听到了，那他一定会非常难堪。但是这样的情况在实际生活中却又十分常见。
在考虑住宅大小的同时，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建造房子所要耗费的资金问题。特别是对于自己的家宅更是如此。适度，是在这方面应该持有的一个主要原则。建造豪宅对他人的危害性在很多时候是大于他的榜样性的。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在修建房子的时候去模仿别人，特别是对于名人的模仿。然而他们却往往看不到这些名人身上的优点，他们看到更多的则是房子的豪华程度。鲁修斯·卢库鲁斯就是一个例子。他身上的美德没有被几个模仿他的人学习到，然而他的房子却被很多的人模仿建造。我认为我们对待生活应该采取一种中庸适度的态度，而像奢华侈靡的生活方式就不值得提倡。
关于住宅的问题就讲到这里，我想已经足够了。
从上面可以总结到，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无论是什么事情都应该持有三种原则：一，为了能够让我们找到履行职责的最佳方式，我们应该将感情的因素控制在理性的掌控之下；二，为了让自己能够准确地把握目标，我们应该对目标的重要性加以细致的思考；三，如果一个人想体现出绅士风度，或者想保持自己的尊严与高贵，那么他在做事的时候就应该奉行一种就做中庸的原则；而要想做到中庸就要做到凡事适宜。
以上的三种原则中，关于理性掌控感性的第一条原则是最为重要。
（4）行为与秩序，场合与适宜 (1)
在希腊人称为“尤利西亚”的学识当中包含着两种特性，即行为的秩序性以及场合的适宜性。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两种特性。其实我们所说的“中庸”并不能用来解释“尤利西亚”的意思，因为有秩序的行为才是它的真正含义。而它能用我们所谓的“中庸”来翻译的话，那就需要按照斯多葛学派所下的定义来阐释，即一切恰到好处的言行与学识。这样看来，所谓的秩序性也就和适宜地放置意思相同了，也就是“适宜地安放事物”。而“行为的安排”则是指环境的适宜性。适合于某种行为的环境在希腊文中被称为“尤凯雷亚”，拉丁文中则称之为“奥卡西奥”，场合的意思。总的来说，“中庸”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学识，一种在适宜的时间做适宜的事情的学识。
以同样的方法，我们现在来为“谨慎”做一番阐释。我们其实在之前的讨论中已经对谨慎有所涉及，因为我们这里所谈的谨慎主要是指稳重、自律以及与这些相关的美德。现在我们就要将曾经提及的、与体谅以及国人的称赞有关的美德所具有的特性。
在生活中，我们应该以行为的秩序为准则来规范我们的一言一行，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言行才能如讲演一样精彩而富有涵蕴。假如一个人用宴会上的玩笑方式来谈及一个严肃的问题，那这个人就会让人觉得没有规矩，而且会遭到人们的鄙夷。举个例子来证明：有一次索福克勒斯和伯利克里在讨论公事，这时候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孩子从他们两位的身边走过，这时索福克勒斯脱口而出：“你看，好美的孩子！”而伯利克里答道：“嘘，将军不但要管住自己的双手，还要控制住自己的眼睛。”可见在那样的场合，伯利克里的言辞就要比索福克勒斯适宜得多。但是假如把场合换成在一场球赛的赛场，那索福克勒斯的言语就毫无争议了。再如，一个人刚刚从法庭里走出来，他在走路时脑子里还在不断回想着刚刚那个案子，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如果他这时去参加一个宴会，他的脑子里就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了，因为这与宴会的场合极为不适宜。如果他还在想法庭的那件案子，那别人就会认为他没有修养，有失礼节。从上面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言行举止与场合的适宜性对一个人的修养来说是多么重要。
有的人旁若无人在大街上高唱，或者是做其他粗俗的事情，这些都很容易被人识别为不合场合。但是对于这些行为也没有必要做出特别的批评。我们应该注意的其实是那种非常微小的错误。例如在音乐演奏中，懂得音乐的人很容易能够辨别出由竖琴或是长笛发出的错误的音符，尽管这样微小的失误很容易被其他人所忽略。但是音乐上的失误还是小事，如果我们在生活中也犯了这样不适宜的错误那就是大事了。所以我们应该尽量地避免生活中也出现音符的错乱，保持生命的和谐一致。
遵从道德规范
他人细微的举动就能够让我们清楚地知晓自己的言行是否恰当，例如别人眼睛的一瞥、皱起的眉头、哀伤的面容、瞬间的兴奋、微笑、话语、音调或是沉默等。从别人的神情中，我们可以看出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道义的标准，是否顺乎自然的规律。因此，正如高超的音乐家可以分得出从竖琴中发出的微小错音一样，我们也可以从对细微事物的观察来判断自身的言行与道德的出入。而且，通过观察他人的言行来纠正自己的错误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提高自身素养的方法。因为如果想认识到自身的错误有时候是比较困难的，而发现他人身上的错误就相对比较容易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他人所犯的错误来帮助自己不再造成类似的失误。也正是基于此因，很多老师才会在课堂上及时地纠正学生所犯的错误，并且还要对他们不当的言行加以模仿，以便让其他的学生都能够加以分辨和认识。
绝大多数人都是由着自己内心的感觉去的做事的，所以在我们对某一责任的选择犹豫不决时，可以去请教那些修养高深的人。而且当他们给予我们一些意见和建议时，我不仅要虚心地采纳与接受，而且还要思考他们为什么会给这样的建议以及他们的思维方式是怎样的。雕塑家、画家或者是诗人，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得到公众的评论，因为这样他们就能从中认识到自己的作品的缺陷，从而在以后的作品中加以改进。同理，我们也可以通过向他人请教学习，来认识那些尚未改进和尚未完成的事情。
一个地方所特有的风俗就相当于这个地方的行为准则，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苏格拉底和亚里斯提普斯所做的违背风俗习惯的事情就是错误的。因为这些伟人已经具备了改革风俗的能力和品质，所以他们也有权这样去做。但是像犬儒学派所宣传的与道义相悖的思想就不值得我们学习了，因为那根本谈不上道德上的善。
我们不仅对拥有军政权力的人表示尊敬，而且对于那些道德品行高尚的人以及那些热爱国家和为国尽职尽责的人，我们都应该给予敬重和爱戴。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尊敬长辈和老年人，要对官员有所行礼和谦让，不管是对于自己的同胞还是对于外国人，都是如此。总之，我们有责任维系连结人与人之间友爱情感的那条纽带。
商人职业也有一些道德规范，总的来说可以将商人分为诚恳的和卑劣的。下面就详细地谈谈这一点：
一，收税的人和放高利贷的人都是让人讨厌的，所以我们切不可与这类职业有所沾染。除了这些，那些只靠体力劳动卖命的行当也是为正人君子所唾弃的，因为这种工作被视为卑贱的，服务于这类行业的人总是受人奴役。
二，靠谎言来赚钱的行当也是羞于开口的，例如那些通过从批发商手中便宜购来的货物再以高价零售卖出的人，这种人通常被视为奸商，他们生存的方式就是谎言。而这个世界上最被认为无耻的事情就是撒谎。
三，除了以上两点，手工业者的劳动也并不高尚，因为像工场那样的空间毫无自由可言。
四，最遭人厌恶的职业还不是上述的几种，而是那些服务于人们的感官享乐的工作。特伦斯就曾经提过几种这样的职业：“渔民、屠夫、橱子、卖家禽的人以及鱼贩子”。我认为倒卖香料的人、舞蹈演员乃至整个杂技行业也都可以归为此类。
（4）行为与秩序，场合与适宜 (2)
医生、建筑师、教师等行业对于那些社会地位高的人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这些行业都要求所从事的人具备高超的智慧和能力。如果说生意人也想得到如此高的赞誉的话，那他就必须摆脱小商小贩的束缚，而将自己事业发展的大而广，例如从世界各地进出口大量的物品，再童叟无欺地将这些物品卖给其他人。如果他们想更加令人称道，那就最好在自己的生意已经足够强大的时候能够自我满足地将其放弃，转而搬至于乡下，定居在乡间庄园。这也正如那些终日漂泊于海上的人们最后回归港湾一样，同样令人尊敬。但是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职业最能令人愉悦的话，那就非务农莫属了。因为能以乡间的田园生活为生是最自由不过了。其实我在《论老年》中也对务农的问题做了一番论述，假如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参考借鉴。
最高责任的深刻内涵
关于道德责任的四个来源，我认为我们已经探讨的很详细了。谨慎、社会本能、勇气和节制，这是道德上的正义产生的四个源泉，责任的问题一般都是与这四种美德相联系的。因此在决定同样具有德行的行为中哪些责任更重要时，就常常会生出一些矛盾，然帕内提乌斯却恰恰遗漏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以社会本能为依托的责任往往要比那些依托于知识的责任更加顺乎自然的规律，我们可以用四点来证明此说：
一，智慧是美德中最具有价值的东西，希腊人认为智慧其实就是谨慎，即对于事物价值的谨慎判断。试想一下，如果把一位智者放置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供给他所有生活用品，而且允许他对于一切知识进行探寻，前提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与他交流。显然，身处于这样的环境，即便是再伟大的智者，他也会因孤独寂寞而慢慢死去。
二，假如我们承认智慧是社会美德中最值得称道的一种，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与社会相关的一切事物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人与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知识，位于智慧之首。
三，我们人类对于整个宇宙的认识并不全面系统，因此就是有遗漏的，而且这种认识并没有多大的实用性，对于日常生活的指导也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说它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的话，那也是体现在全体人类的共同利益上，这一点不容我们否认，因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全部思辨知识都建立在对于宇宙的认识之上。因此，我谈论这一点的目的也就是想表达这样一种思想：理论的力量必须付诸于实践才能体现出来。
以上的三点观念其实在大多数人眼里都是有价值的，而且任何有所作为的人都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支持这三点论证。试想，假如一个人所属的国家正面临着某种危难，假如一个人的亲朋好友正陷于某种困苦之中，即便这个人是伟大的天文学家，即便他能够数清天体中所有的星星，即便他知道宇宙的范围大小，当他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还会镇定自若地沉浸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之后吗？当然不会，为了国家的利益，甚至哪怕是仅仅为了自己亲朋好友的利益，他都不会对此置之不理。
由此可见，社会公正所规定的责任牵涉到人类的切身利益，因此，社会公正所规定的责任比其他任何一种知识所涉及的责任都要重要的多。
那些将学问视作自己信仰的学者们，他们用一生的时间来探索知识的奥秘，他们为人类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我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有识之士。例如吕西斯师从毕达哥拉斯学派，而狄翁则师从于柏拉图。还有我自己，我之所以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之所以能够担当如今这样的职位，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得益于老师对我的教诲与指导。无论是生前给予我们的培育还是死后留给我们的著作，他们无不以自身伟大的思想指引着我们前行；法律、习俗、政治，等等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是他们所致力的范围。他们用自己对于学科的探索和执着的研究无穷无尽地造福于人类。没有陈述过的自我的思考只是为自身服务，然而他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将自我的思想陈述出来，并且与由社会纽带连结在一起的人们共同分享。
人类由于具有合群性，因此才能够将自己的行为与思想融合起来，保持一致；这就像蜜蜂一样，它们聚集起来建造蜂窝并不是出于自身的目的，而是出于他们的合群本性。所以说，对于知识的追求必须与人类社会的美德相伴随，否则，任何知识都将无益于人类。这就好像是一个具有英勇气魄的人不受社会契约的管制一样，他的英勇也只能与蛮横粗鲁挂钩。因此，社会契约和社会道德责任是我们寻求一切知识的先决条件。
一些人认为，如果缺少了外界的帮助，那么单靠一个人自身的能力是无法满足自我需要的生活用品的，而且更加不可能提供给他人这样的用品。我认为这样的观点并不正确，因为社会契约的制定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生活的需要。我们不可能像神话故事中讲的那样，仅靠一支魔棒就可以换来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些才华横溢的人就只用闭门研究学问而不用顾及所谓的责任了。然而现实的生活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是完全不会发生的。因为每个人都具有合群的本性，所以即便是思想再高深的人，他也需要与别人交流，需要通过人与人的交往来摆脱寂寞与孤独；他喜欢将自己的学识教授与他人，也喜欢向他人请教自己搞不透的问题。所以，责任高于一切，而自我的思想和科学的责任也必须建立在维护人类社会的责任之上。
人性中那种潜藏的最深刻的情感是不是会比节制和中庸更为重要？我想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会有疑问，但是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认为不能这么看问题。因为人的本性中有太多的情感是不依赖于道德限制的，这些情感由于没有经过道德的筛选，很可能是非正义的。就算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但是作为一个智者，也不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这里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例子，都是波塞多尼乌斯整理出来的，其中一部分甚至超出了我们认为邪恶的底线，就连我们在这里谈论这些事情都是不应该的。所以说，国家根本不会允许智者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智者本身的价值观也不会允许他们自己靠近。何况在现实生活中出现这样情况的机会是非常小的，怎么可能会因为要拯救国家就需要智者去做罪恶的事情呢？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必要太为此而担心了。
自然规律告诉我们，当人们面临责任选择孰先孰后这种两难的境地时，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先去履行为全体社会利益服务的那类责任。因为知识的多少和智力的高低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行动的；而且在这个意义上，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付诸实践的行为比那些只是耽于遐想而没有付诸实践的思维更加实用的多。
关于责任这个问题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讲了不少。在遇到实际问题时，我们应该首先分析哪种责任最为重要，这也是责任问题的最关键部分。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责任有着明确的等级概念之分，责任孰重孰轻非常容易辨别。总体来看分为以下这种顺序：一，对神明的责任；二，对国家的责任；三，对父母的责任；四，对于其他事物的责任。
这样看来，帕内提乌斯遗漏了一个问题：人们不仅分不出何种行为负有德行；而且对于有德行的事物之间，德行的轻重多寡也十分拿捏不准。所以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