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经典名作鉴赏系列:当代散文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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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理发的悲喜剧

尧山壁

理发,虽然对于一般人像吃饭穿衣一样习以为常,可是对于我,却有着极不平常的经历,是一出多幕的悲喜剧。每次理发,它总在我头脑中重演一次,过一次电影。

理发,在我的故乡叫剃头,我从小就怕。

我的童年是在一个极为偏僻的乡村度过的,方圆几十里也没有一个剃头铺,只有逢年过节才偶尔见到一个走村串户的剃头挑子。俗话说剃头挑子一头热,一边是凳子,一边是火盆。乡下人不大讲卫生,一盆水能洗几个、十几个头,最后剩下一盆浑汤,一盆底子黑泥。就这样,一般庄户人也很少舍得找剃头把式,因为剃一次头要花两三升高粱的价钱,大多数人没那份福气。通常是一道街伙用一把剃头刀,剃头刀利用率越高,钢刃消耗越快,最后是一把钝铁片子在脑袋上割锯。大人尚且龇牙咧嘴难以忍受,何况娇嫩的孩子们。尤其是我,每剃一次头像上一次杀锅一样,嚎叫半天,所以总是长发披头。母亲心疼我上火,特别是夏天捂一头痱子,便用做活儿的剪子给我铰,结果青一块白一块,别人笑话我是花狸虎,我再不让铰了。母亲又卖了半个土布,买了一把剃头刀,学着给我剃头。每一次都是连吓唬带哄,把我摁到凳子上,眼前摆好瓜果梨桃,不剃完不准吃。我是含着眼泪吃的,母亲花的代价也很大,都是嘴上省出来的。在我们家乡一带,农民一年到头吃子窝窝,就是用高粱做粉条,去了淀粉,剩下的子捏成窝窝,口涩不算,还硬实似铁。我每剃一次头,锅里就少几个窝窝头。

直到在镇子上高小,我的头还是回去母亲剃。那时城市里的分头、背头才开始流传到农村。同班的学生大部分留起了分头,可我都当了班长,头上还顶着个“茶壶盖儿”。那是农村儿童一种古老的发式,像电影《少林小子》那帮孩子那样,脑袋周围剃光,脖子后头剪一绺“九十毛”,头顶上留巴掌大一块桃形长发,像女人的刘海儿一样搭拉在脑门,据说桃形取寿的意思,是为了孩子成人,一般都从胎毛留到八九岁,又叫“桃儿”。而且母亲连我们的乳名也叫老桃。小时候,我爱我的桃儿,母亲常常把它梳成朝天一炷香,还扎上红头绳,插上一朵野花。长大了,我不喜欢它了,越看人家头上的头发越精神,越看自己的桃儿越寒碜,哭闹着要把桃儿换成分头。母亲说什么也不答应,有一天我自己拿剪刀要剪掉它,这一下可犯了母亲的大忌讳。她像发了疯一样扑过来,夺了我手中的剪子,抱起我失声恸哭起来,哭得那样伤心。

我头上的桃儿是母亲的命根子,根根头发都牵动着母亲那颗伤痕斑斑的心。

我是家里的独根苗。父亲是当地很出名的八路军连长,在我落生十四天时壮烈牺牲了。敌人扬言斩草除根,到处追捕我们母子。母亲抱着我东躲西藏,流浪四五个县,后来被抗日县政府收留,所以我襁褓里就跟着过游击生活,1942年环境残酷,寄养到舅父家里。母亲月子里饱经惊吓,没有奶水,我靠高粱糊糊喂大,又黄又瘦。母亲20多岁守寡,守着我这一根弱苗,生怕有个闪失,对不住父亲。一年到头苦扒苦业,连明彻夜纺花织布,维系我的生命。没办法就求救于迷信,作为精神支柱。从小相依为命,我也最爱我的母亲了。以后,我再也不敢触动自己头上一根毫毛了,那个桃儿就叫它长到老吧。

1952年暑假,我考上了隆尧省立中学。全班50名学生年岁相差很大,大的胡子拉茬,已经有了老婆孩子。小的鼻涕滴答,晚上还尿床。排起队来,由高而低,一条斜线。报起数来,有的瓮声瓮气,有的奶声奶气,好像风琴上一排琴键发出的不同音阶。懂事的大哥哥,淘气的小弟弟,相处得很好,其中也少不了青少年们特有的顽皮、戏闹。

开学半月以后,同学们戏闹的眼光集中到我头上的帽子了。我的帽子并不特别,是家做的紫花土布帽子。特别的是,我的帽子一天24小时总捂在头上。同学们好奇,冷不防地来摘,可我也机灵得很,双手抱头死死不放,就连晚上睡觉也保持着高度警惕。慢慢地,背后议论起来。有的猜我可能是花木兰女扮男装,有的猜可能是头上有秃疮,手脚收敛起来。过了几天,他们又私下研究起来,看我发育不像闺女,也不像秃子,两鬓搭拉下来的头发又黑又亮。

有一天,班长通知我去学生会理发室,说是要卫生大检查。不合格的大会批评。我忧心忡忡地跟在班长后面,来到一座八角亭改装的屋子里,扎下头再也抬不起来,心通通地跳,汗呼呼地冒,听门外嘁嘁喳喳有人议论。叫号到我了,班长扶我到椅子上坐下,我又下意识地双手抱起头来,麻脸的理发员眨了眨眼,说是歇一会儿,卷起旱烟抽起来。忽然,冷不丁从背后把我的帽子掀下来,看到了我这位中学生的奇怪的发式,大家愣了一会儿,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又从门外涌进来几个看稀罕的,羞得我无地自容。我迫不得已把头发的经历讲述了一遍。

中学里生活条件好多了,每月四元钱的伙食费,一天三顿小米干饭,每星期一顿白面馍馍,期末考试还杀了一头猪。这种生活对于吃糠咽菜长大的我,已经是天堂般的待遇了。回到家里,母亲看我又白又胖,活蹦乱跳,欣慰地端详了半天。觉得她的儿子进了国家的保险柜。在我再三要求下,母亲亲手剪掉我头上留了13年的茶壶盖儿,学着给我剪了个小平头。我自己也觉着长大了,把名字中的桃也改做了陶。

1962年我大学毕业,成为国家干部了。说不清是什么鬼使神差,诱惑我在天津进了一次理发馆,由于和平路上理发都排队,只有南京理发馆人少,我贸然进去了。女理发师见我一身家做土布衣服,大口罩上的双眉一蹙,嘀咕了几句,扭动着身子走了,换过来一位上了年纪的师傅。老师傅像修剪疯树一样大刀阔斧地夺枝打杈,然后问了我一句什么,我也没听清,却胡里胡涂点了点头。这下子可麻烦了,又是吹风,又是上油。我更加不自然了,身上热乎乎地,头上直冒汗,害得老师傅不断地往我额头上、脖根上扑粉。看到镜子里的我,吹风机制造的波浪,发出亮光,还有一股呛鼻子的气味儿。眼前开始出现母亲的剃头刀、瓜果梨桃、子窝窝。我心里不安起来,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慢慢地泪眼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了。理完发,我摸出五角钱,以为还得找回角儿八分。老师傅摇摇头伸出三个手指头,再补三角。八角钱,在当时是个让人心疼的数字。我懊丧极了,刚走出理发馆门,就用两手狠狠地把头发划拉乱了,把那位老师傅几十分钟精心制造的美完全破坏了。这时,我的心情才稍稍平静下来。那是我今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理发馆了。

再往后,就是搞对象拍合影,爱人嫌我头发乱,要我理完发吹过风再照。我面带难色,这次毕竟不是中学时代了,我把自己有关理发的经历详细地告诉了她。她像听故事一样入了迷,眼角里涌出了泪水。她不要我进理发馆了,说要是带着桃儿照才好呢。并且说,她要接母亲的班,把理发的事全包下。结婚以后,她果然首先买了一套双箭牌推子、剪子,学着给我理发。理发毕竟不是多么复杂的工艺,她很快学会了。效果不比街里甲级理发店差。同志们问我在哪儿理的,我有点自豪地说:家庭理发馆。

年过40,我的头发大概因为伤感太多,变得脆弱,未老先衰,一根根不辞而别。我一根白发也没有,只是头顶渐渐稀疏起来。还是贤妻心细,把我的发式改作更大的偏分,把左边的头发调动过来,借缕乌云掩秃山。这样的技术,高级理发馆也未必做得到。所以,在家中每理一次发,都觉得是一次享受。在机关的时候,每20天就要来理一次,说头发长了上火。可是出门两个月,也攒起来回家理。多年来形成的一种习惯,一种心理。我的发式,我的美,是命中注定要在家庭里制造的。

如今,我谢顶越来越历害。头顶上一个乳白色的桃儿渐渐显现,大有返老还童的意思。对于我,现实和童年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

[鉴赏]

尧山壁(1939~),原名秦陶彬,河北隆尧人。主要著作有诗集《山水新歌》、《渡江曲》、《金翅歌》,散文集《母亲的河》等。

一把剃头刀,一条勤俭路!

尧山壁的《理发的悲喜剧》,理出了无限的辛酸;理出了中华民族的一段悲哀;理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幸福!立意新奇,真是妙不可言。

一把剃头刀,可见旧中国的广大农村愚昧和贫困结伴而行;一把双剪牌的剪子,却又把新中国的进步和幸福连在一起。从刀子到剪子,理发工具有很大的变化,让家里人理发的老传统非但没有变,而且还“觉着是一种享受。”

社会上,许多人的生活富裕起来了,环境变了,发式衣式也讲究起来了,这是人之常情,无可非议。可是,“我”仍旧习惯让家里人理发,从母亲到贤妻都是如此,而且“在家中每理一次发,都觉着是一种享受。”甚至“出门两个月,也要攒起来回家理。”这种从母亲手上养成而后传下来的习惯,在一篇文学作品里出现,所喻何谓呢?如果说,那仅仅是一种个人生活习惯的描写,岂不太滑稽了吗?这么一问,脑海里突然跳出“勤俭持家”四个大字来,又使我连锁反应地想到“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来,令我如得真经一般,这才大彻大悟了!

古云:“痛定思痛,必有训焉”。从旧中国走过来的老人,从三年困难时期走过来的中青年人,一切从艰苦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人,都不会因生活富裕而忘了过去的苦日子,俗话说得好,“有钱常想无钱日,莫待无钱想有钱”,不是许多人都领略过的教训吗?

文章最后说:“多年来形成的一种习惯,一种心理。我的发式,我的美,是命中注定要在家里制造的。”这种别开生面的巧言昭示,可谓用心良苦啊。掩卷闭目思之,可谓当今不可多得的喻世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