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二十天里，我每天去医院陪她大半天，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床前守着她，同她短短地谈几句话，她的病情恶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却一天天大起来，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当时病房里没有人照料，生活方面除饮食外一切必须自理。后来听同病房的人称赞她“坚强”，说她每天早晚都默默地挣扎着下了床走到厕所。医生对我们谈起，病人的身体经不住手术，最怕她的肠子堵塞，要是不堵塞，还可以拖延一个时期。她住院后的半个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来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时间，是我和她在一起度过的最后的平静的时刻，我今天还不能将它忘记。但是半个月以后，她的病情又有了发展，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医生通知我儿子找我去谈话。他告诉我：病人的肠子给堵住了，必须开刀，开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许中途出毛病。但是不开刀，后果不堪设想，他要我决定，并且要我劝她同意。我做了决定，就去病房对她解释，我讲完话，她只说了一句：“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她望着我，眼睛里全是泪水，我说：“不会的……”我的声音哑了。接着护士长来安慰她，对她说：“我陪你，不要紧的。”她回答：“你陪我就好。”时间很紧迫。医生护士们很快作好了准备，她给送进手术室去了，是她的表侄把她推到手术室门口的。由儿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儿子还在她的身边守过一个夜晚。过两天他也病倒了，查出来他患肝炎，是从安徽农村带回来的。本来我们想瞒住他的母亲，可是无意间让他母亲知道了。她不断地问：“儿子怎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儿子怎么样，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一切都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让所有的灾祸都来吧，我受得住！”
我应当感谢那位热心而又善良的护士长，她同情我的处境，要我把儿子的事情完全交给她办。她作好安排，陪他看病、检查，让他很快住进别处的隔离病房，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护理。他在隔离房里苦苦地等候母亲病情的好转。母亲躺在病床上，只能有气无力地说几句短短的话，她经常问：“棠棠怎么样？”从她那双含泪的眼睛里我明白她多么想见她最爱的儿子。但是她已经没有精力多想了。
她每天给输血、打盐水针，她看见我去，就断断续续地问我：“输多少CC的血？该怎么办？”我安慰她：“你只管放心，没有问题，治疗要紧。”她不止一次地说：“你辛苦了。”我有什么苦呢？我能够为我最亲爱的人做事情，哪怕一件小事，我也高兴！后来她的身体更不行了。医生给她输氧气，鼻子里整天插着管子。她几次要求拿开，这说明她感到难受。但是听了我们的劝告她终于忍受下去了。开刀以后她只活了五天，谁也想不到她会去得这么快！五天中间我整天守在病床前，默默地望她在受苦（我是设身处地感觉到这样的），可是她除了两三次要求搬开床前巨大的氧气筒，三四次表示担心输血较多，付不出医药费之外，并没有抱怨过什么，见到熟人她常有这样一种表情：请原谅我麻烦了你们。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不久前我重读梅林写的《马克思传》，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给女儿的信里的一段话，讲到马克思夫人的死。信上说：“她很快就咽了气。……这个病具有一种逐渐虛脱的性质，就像由于衰老所致一样，甚至在最后几小时也没有临终的挣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更亮！”这段话我记得很清楚，马克思夫人也死于癌症。我默默地望着萧珊那对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我想起这段话，稍微得到一点安慰。听说她的确也“没有临终挣扎”，她也是“慢慢地沉入睡乡”。我这样说，因为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在她的身边，那天是星期天，卫生防疫站因为我们家发现了肝炎病人，派人上午来做消毒工作。她的表妹有空愿意到医院去照料她，讲好我们吃过中饭就去接替。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端饭碗，就得到传呼电话，通知我女儿去医院，说是她妈妈“不行”了。真是晴天霹雳！我和我女儿女婿赶到医院。她那张病床上连床垫也给拿走了。别人告诉我她在太平间。我们又下了楼赶到那里，在门口遇见表妹，还是她找人帮忙把“咽了气”的病人抬进来的。死者还不曾给放进铁匣子里送进冷库，她躺在担架上，但已经给白布床单包得紧紧的，看不到面容了。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弯下身子，把地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算是什么告别呢？
据表妹说，她逝世的时候，表妹也不知道。她曾经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医生来过，并没有什么。后来她就渐渐“沉入睡乡”。表妹还以为她在睡眠。一个护士来打针才发觉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我没有能同她诀别，我有许多话没有能向她倾吐，她不能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离开我！我后来常常想，她向表妹说：“找医生来。”很可能不是“找医生”，是“找李先生”（她平日这样称呼我）。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里人都不在她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
我女婿马上打电话给我们仅有的几个亲戚，她的弟媳赶到医院，马上晕了过去。三天以后在龙华火葬场举行告别仪式。她的朋友一个也没有来，因为一则我们没有通知，二则我是一个审查了将近七年的对象。没有悼词，没有吊客，只有一片伤心的哭声。我衷心感谢前来参加仪式的少数亲友和特地来帮忙的我女儿的两三个同学。最后我跟她的遗体告别，儿女望着遗容哀哭，儿子在隔离病房，还不知道把他当做命根子的妈妈已经死亡。值得提说的是她当做自己儿子照顾了好些年的一位亡友的男孩，从北京赶来只为了看见她的最后一面。这个整天同钢铁打交道的技术员和干部，他的心倒不像钢铁那样。他得到电报以后，他爱人对他说：“你去吧，你不去一趟，你的心永远安定不了。”我在变了形的她的遗体旁边站了一会。别人给我和她照了相。我痛苦地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给我们留下来很难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视这个镜头。
一切都结束了。过了几天我和女儿女婿再去火葬场，领到了她的骨灰盒。在存放室里寄存了三年之后，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四）
梦魇一般的日子终于过去。六年仿佛一瞬间似地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其实哪里是一瞬间！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流着血和泪的日子啊。不仅是六年，从我开始写这篇短文到现在又过去了半年，这半年中间我经常在火葬场的大厅里默哀，行礼，为了纪念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朋友。想到他们不能把个人的智慧和才华献给社会主义祖国，我万分惋惜。每次戴上黑纱、插上白花的同时，我也想起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面有我的泪和血。
她是我的一个读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一九三六年和一九四一年我们两人在桂林像朋友似地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她读了我的小说，给我写信，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她在中学念书。看见我之前，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乡住了一个短时期，又出来进另一所学校。倘使不是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可能去了延安。她同我谈了八年的恋爱，后来到贵阳结婚，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从贵阳我们先后到重庆，住在民国路文化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米的小屋里。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在我那两册《旅途通讯》中就有一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评我，“这算什么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认为我不应当把它们也收进去。他们都有道理，两年来我对朋友、对读者讲过不止一次，我决定不让《文集》重版。但是为我自己，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小册《通讯》。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的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的确，只有在她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她才说过这样一句：“我们要分别了。”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帮助过她。她比我有才华，却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我很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它们却是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愿做家庭妇女，却又缺少吃苦耐劳的勇气。她听从一个朋友的劝告，得到后来也是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叶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学》“义务劳动”，也做了一点点工作，然而在运动中却受到批判，说她专门向老作家、反动权威组稿，又说她是我派去的“坐探”。她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径，要求参加“四清”运动，找人推荐到某铜厂的工作组工作，工作相当繁重、紧张，她却精神愉快。但是我快要靠边的时候，她也被叫回作家协会参加运动。她第一次参加这种急风暴雨般的斗争，而且是以反动权威家属的身份参加，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张皇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担心，又为儿女的前途忧虑。她盼望什么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们离开了她，“同事们”拿她当做箭靶，还有人想通过整她来整我。她不是作家协会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员，可是仍然被“勒令”靠边劳动站队挂牌，放回家以后又给揪到机关。过一个时期她写了认罪的检查，第二次给放回家的时候，我们机关的造反派头头却通知里弄委员会罚她扫街。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尽，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的小孩，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不到两个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没有再出去扫街（我妹妹继续扫了一个时期），但是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尽管她还继续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复自由。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
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我在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和她的骨灰搀和在一起。
1979年1月16日写完
［鉴赏］
巴金（1904～）原名李尧棠，四川成都人。杰出作家、翻译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家》、《春》、《秋》、《寒夜》及《巴金文集》十四卷。散文集有《怀念集》、《海行杂记》、《随想录》、《真话集》、《海的梦》、《愿化泥土》、《创作回忆录》。
巴金擅长怀人之作——《忆鲁迅先生》、《哭靳以》、《秋夜》、《廖静秋》等，均为巴金散文中的“精品”。尤其是《怀念萧珊》这篇散文更是怀人的“杰作”，犹如散文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在读者心中永不凋谢！
《怀念萧珊》是一篇悼念亡妻的动人之作。作者叙述的是爱妻与自己在那个腥风血雨的文革年代中，相濡以沫、相扶相助的生活情景，讴歌了身处患难之中而坚如磐石的真挚的爱情。阅读这篇作品，我们会感到一股不可遏止的感情的急流猛烈撞击着自己的心，禁不住泪洒襟前。
文章能如此感人，关键在于叙事时朴实无华、不加任何修饰夸张。作者的全部感情都溶在了叙事写人与娓娓叙说之中，真挚自然。作者为说明萧珊的无辜，对她的经历介绍做到了简单直白，只因为她是“黑老K”的“臭婆娘”，于是就陪斗，为了保护丈夫而挨打、受拘禁、受污辱，惩罚她去扫厕所……。她由于身心遭到了极大的摧残，终于病倒了，可是，医院不给看，当病情恶化后，好不容易住进了医院又不让家人照看，行文至此，作者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痛苦地呼喊道：“这是多么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问的是多么好啊！字字血、声声泪，申诉了爱妻的清白无辜遭株连，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
作者写萧珊遭受迫害时，以叙事写人为依托，并在此基础上叙说自己的衷曲，描画自己心灵的轨迹来抒发个人的感情。主要用白描的手法，加以实录，未作形容，因为事情本身就是再好不过的说明。如果议论太多，反而会冲淡对主题的描写。巴金曾说：“无技巧就是最高的技巧”，这一主张在这篇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文章语言朴实无华，但很多比喻颇为形象，如作者在写萧珊看到那些诬蔑她的大字报时，这样形容：“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如此简单的几个字，深刻地描绘出当时萧珊痛楚的心情，使读者明白：精神上的折磨比肉体上的惩罚更可怕！可见，那动乱年代是多么残酷呀！
这篇散文通过叙述一件件往事和描写人物的举止与容貌，并着重在叙事写人的基础上披露自己的心迹，叙说自己的感受、心境和思绪，形成这篇作品巨大的感染力量，从而攫住读者的心，使读者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