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说得太形象了，水急，水花四溅，眼睛都睁不开，只能弯着腰，手在水里摸着一块石头算一个依靠，这个过程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我在海南开砖厂时，只有做一个企业家的梦想与激情，但还不会做生意，最困难的时候给工人发不起工资，只能每天去买一袋大米交给工人。那时候还能想什么呢，拼命想销售，逮着任何一个人都问你要不要砖头，就这样还被人骂做“推销员”。那时候“推销员”是一个骂人的词，我们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改变了人们对销售和服务的偏见。我的这个经历只是千千万万个早期下海的人的微小例子，事实上，当时“下海”的人遇到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
当时的企业家，他们尚不能肯定自己的身份。一方面得相信新的体制，新的价值观，新的市场经济，一方面又因为市场体系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而受到制约。他们在朝向创造财富的每一步努力，都冒着触犯原有法律或道德的风险，如果事实证明企业家的行为对社会更有益，国家会修订法律适应企业家的行为，但那是后来的事情了。他们也会跑到法律和道德的空白处，那儿只有需求，其他什么都没有。这时候他们所做的任何事，都很难有什么政策依据。
在这种情况下的企业家，不得不依靠传统的道德理念来保全自己，其中一点就是克制物欲，绝不个人占有金钱。即使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大量财富，也绝不多拿一分。这是一种依靠道德力量的超脱。
在第一代企业家中，我认为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是王石。我们当年到深圳的时候，万科已经做得非常大了，从开发房屋的套数来看，万科开发的套数相当于整个香港的开发量。可是王石占的股份只有零点二几。如果是没有从金钱的占有欲面前超脱的话，他也可能会成为转型期的牺牲品。第二个人是柳传志，联想集团现在做得非常大，把美国的IBMPC业务都收购了。这样的情况下，他在联想中占的股份也非常少。还有像张瑞敏，就是在一个国营企业，自己拿点工资奖金，再有点期权什么的，其他就没了。
时代让这一代的企业家成功，企业家本身却可能没有赚多少钱。他们的私有财产跟后来的像我们这批第二代企业家比，太少了，可他们是中国市场经济中真正创造社会财富的奠基人。他们开创了整个市场制度，我们受惠于他们，他们是我们的兄长。
我们这一辈权益合法化后的企业家，同样需要从金钱的占有欲中超脱出来。说到底从金钱中超脱就是从各种欲望中超脱。你不能因你有钱，任何欲望都去满足，你就放纵自己，或者利用金钱的力量伤害道德。道德是人类社会磋商出来的公约。你令他人丧失磋商权，他可能就会以暴力来表达不满了，会以恶对恶了。所以随时克制自己的欲望，或者从中超脱，是保命仙丹。
我们在发展自己的企业的同时，必须关注和推动经济制度的建设和健全，否则，只顾数钱，最终会没钱可数。金钱、财富作为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其保护和管理都蕴涵着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智慧和意见。而你，也必须积极参与磋商，最终要的是建立制度，完善环境。金钱身上的社会属性真是太明显和太强烈了，换一句话来说，你的钱最终还是社会的钱。你死了，钱不会赖在你身上不走。
做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想一想，自己从商时间不短了，但从来没有认真去思考过从商的技术问题，从商过程中所读的书籍，也基本都和从商无关。十几年来我几乎没有看过任何关于管理技巧的书籍，从我内心来讲，我并不认为一个好的商人需要追求过多的技巧，而是要从根本上去回答：为什么办公司？办成什么样的公司？经商的目的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公司对这个时代的贡献和理解的答案。
中国的大背景是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过程不断加快。未来中国的经济还会快速增长，中国将有几亿人加入到城市化的过程中。只有当你顺应了这些大趋势，你所做出的努力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才能得到市场和社会的承认，才能谈得上对社会的贡献。否则，大方向错了，南辕北辙，就是做了反功，适得其反。例如，今天再有人去办制造算盘的工厂，或者再去开生产BP机、录音带的工厂，就显然不合时宜，技术的进步一定会把他们淘汰掉。用句俗语就是：“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如果极端地划分，中国企业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土老帽，或叫“土鳖”，也就是“技术含量低”的这一类。这一类属于经验主义，没有大方向，也没有大画面，就是外国人说的缺乏vision。但他们不固执，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了就往前走一步，摸不着石头，不知水深水浅时就另寻他途。这类企业家很容易成为机会主义者，但千千万万这样“技术含量不高”的企业家用这种办法成功了。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中国制造”现象就是从这样一大批企业家手里产生的，他们的生命力惊人地顽强，可以在任何艰苦、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不光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世界各个角落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最简单的就是开一个中餐馆，等待机会，慢慢起步。
与这一类企业家相反的是另一类，以“海龟”为代表，学历高，技术含量高，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不光会讲中文，英文、法文也都会。他们是最早走向国际的一批精英，给中国的开放带来了新的气息。但他们是过于空幻的理想主义者，甚至是戴着眼罩的自以为是者。自认为学习到了所有知识，参透了世界上所有的奥秘，最常用的词是“世界将因我们改变”、“我们为人类提供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对未来中国、世界几十年的走向讲得一清二楚，对股价、汇价、房价等走势的预测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但这一类企业家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碰得头破血流。他们如果没成为企业家，而成为经济学家，预测结果常常与现实结果完全相反，就只能用“市场不成熟”、“有泡沫”、“人们不理智”来为自己辩解。如果说第一类企业家是有可能转变成机会主义者的经验主义者的话，这类企业家就是经常转换为教条主义者的理想主义者。
借用毛主席说过的一段话就是：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比经验主义严重得多，让中国革命的力量在白区损失了100%，在红区损失了90%以上。为什么会是这种结果呢？因为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市场非常繁杂，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任何人都不能100%地去掌握，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就算最有知识的人、最聪明的人，也有自己不知道的盲区和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还不如干干脆脆，一闭眼，跳到海里去游，从细微处打开感觉，用皮肤感觉水的流向，这样游几次，可能你就赚到钱了。当代企业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这与时代背景有关，与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企业有关。计划经济时代，只有厂长，没有企业家，这种经济形式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贫穷和落后。资本主义初期，企业家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困，不在本国制造贫困，就把贫困输出到别的国家去——这是马克思当年总结的观点，在今天看来还是适用的。那么，符合人类新文明的新的企业形态将会在什么样的国家诞生？不可能在欧洲，不可能在美国，也不可能在非洲，我认为只能在中国诞生。这种新的企业形态，要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关注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平衡发展，要关注公平、正义，关注和谐平衡的发展。新的企业形态对中国的企业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既要有第二类企业家的远见、知识和理想，也要有第一类企业家的务实精神，要尊重未知的领域。两者都不能走极端，正确的道路是中庸之道，我想他们是一些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圆脑壳的世界观
我们经常遇到两类人，一类人认为世界是不确定的，他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往前走。另一类人认为世界是确定的，戴着固有观念的眼罩，昂首挺胸地走，却总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
汉文帝和他的儿子景帝推行“无为而治”，由此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富强，被后人称为“文景之治”。因为他们摸透了事物总有不确定性的道理。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财富急剧增加。有一天我去看父母，父亲告诉我：1965年我们一家三口全年一共只吃了一斤菜油，他拿计算器计算我们全家每人每天吃油的数量少到小数点后面还有好几个零。短短三四十年时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开始愁钱多了怎么办，钱多了对环境的影响，钱多了对房价的影响。中国人解决了吃饭问题、解决了穿衣问题以后都开始关心住房，而且有几亿人想往城里走，想进城去！用官方的话说，就是城市化成为一股挡也挡不住的潮流。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快，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房子的需求太旺盛了，以至于中央银行要连续调高利息，压抑需求。出现今天这样的繁荣景象，都是沾了改革开放的光，要归功于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归功于改革开放的先辈们对世界所持的不确定的观点。
我相信市场是聪明的，有生命力的。因为市场是由千千万万聪明的、智慧的人的行为组成的。市场多数时候是千千万万聪明大脑的叠加，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会表现为集体的非理性。我们不要把市场看成单一的、不变化的，市场不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总喜欢把有血有肉的鲜活的市场归纳成干巴巴的一组组数据和曲线，然后用它们来预测市场，用一成不变的确定观点来指导我们在不确定的市场中的行为，结果一定是荒唐的。
我去四川，听他们批评人笨，说是“方脑壳”，我想聪明人可能就叫“圆脑壳”。“方脑壳”就是那些死板教条，不撞到南墙不回头的人；“圆脑壳”就是认为世界是不确定的，随机应变的人。
我对公司的管理也实施“无为而治”的管理方式，常常被批评为不懂管理，但我想公司健康快速的增长证明我的管理方式是有效的。
认同世界的不确定性，实质上是让我们对未知的世界要有一份敬畏。我们现在甚至连自己的身体都还没搞清楚，癌症、艾滋病还在危害着人类的健康，我们怎么可能把全世界的事都搞清楚呢？持确定性观点的人太固执了，我们要多怀一份敬畏之心，摸着石头过河。
创新其实是精神进步
“创新”现在可能是媒体和大众比较关注的事情，也是比较时髦的词。每个人都谈他们的创新，但有一个共同点：三句话不离本行，都没有脱离自己的产品。大家也都谈到了创新，都在讲一定要自主创新，别让外国资本主义掐断我们的脖子，也讲到我们还很落后，先把基础工作做好再创新，我们跟别的国家不能比。
说句实在的，大家在谈论的自主创新，我有点不太能够理解。我不知道自主创新是不是就是每一个公司、每一个行业在内部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如果是这样，那实际上创新是很难的。创新是发现新的领域，常常是在那些跨行业的区域、没人关注的领域才会有一片新的天地。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只关心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创新起来就会非常困难。
我想象的企业创新，首先要将视野投放到人类广阔的生活需求中去，还要以人类的精神进步为前提。创新最可怕的敌人是不能从根本上以精神的进步为前提，因为只有精神进步才能发现和创造美好，没有精神进步，创新就变成一句空话，所谓的创新产品也就是一些外表新奇却没有实际意义的花架子。这句空话，再被某些急功近利的人变成一句空洞的口号，那大家就会走到创新的反面。
我一直认为人的灵魂、精神是可以得到启示的，而带来这种启示的有时可能是一本书，有时是与某人的一次谈话，或者是一件事，又或者是一幅艺术作品，是一首诗，再或者是佛教中的一个小故事，是阿难尊者的一个微笑。在禅宗中，这种灵魂的启示可能是出其不意地大喊一声，或是打你一拳，或是扫地的时候一个小石子撞到竹子上发出的声音等等。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特定的状态下，这些事件与人的心灵发生了共鸣，人的灵魂就得到了启示。无论如何，任何启示都是个人发自内心的活动，与旁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旁人的经验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别人用一种办法得到了启示，对你来说就不一定行得通。所以有句话叫“自行见证”，模仿是没有用的，灵魂的启示是无法简单地去重复的。
创新实质上是灵魂的启示，是精神的进步。我写的这本书，归结其主题，其实就是我从物质追求到精神追求的心路历程。一个人走着这从物质到精神的必由之路，我把企业当成一个人来看，也走着这必由之路。在企业中，既有奠定物质基础的市场方法、经营管理，同时又有着高层面的倾向于精神的追求。我们SOHO企业，工作是提供高质量的住房，同时又将我们追求自然、人性化、环保、人跟人相互和谐共处等精神理念灌注其中。通过我们的每一件产品，其实都能看到我们的理想。如果让我对我的公司下个定义，我愿意说我们是一个与社会大众分享理想的公司。
企业生产理想
我们做任何一个产品，都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的反映。物质产品是精神意识的反映。例如一些恶俗的建筑，贴金贴银，门口一个大狮子，每一个地方看起来都刺眼得不行，好多还都挂着大红灯笼。大红灯笼，天安门广场挂两个还觉得不错，但大街小巷都是大红灯笼，里面也贴金贴银，就显得特别颓废，没有精神的追求。这种腐朽风格，在我们的产品里是不合格的。我们的产品应该是人性的、自然的、环保的、健康的、向上的、人人平衡的生活方式的体现。无论我们做住宅、商住两用房，都倡导这样的生活方式。
我常常跟大家说，你的客户跟你的关系就像钥匙跟锁的关系，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跟我们的价值观、审美情趣比较相同的人，一看我们的产品就会受到吸引，就会成为我们的顾客。所以我对我们销售员的要求是只需把产品介绍清楚就可以了，不需要过多用力。人的审美和需求各有不同，你的产品中的户型布局、材料特征、装修效果，实际上都包含着密码。如果客人身上的密码跟你的密码对应了，锁就开了，他就是我们的客户。他要不是你的客户，没有你的密码，任由销售员怎么跟他说，这是好房子，是豪宅，住进去肯定怎么怎么样，他也不会接受，就算买下了，入住以后也跟你闹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