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是《庄子》阅读史上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庄子》不仅由汉代的一门子学变成当时最重要的玄学文本之一，而且《庄子》的版本以及对《庄子》的解读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这些变化与《庄子》的阅读热又在当时的文学、知识分子的行为模式、文艺理论以及佛教传播等方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本论文借鉴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对《庄子》在魏晋时期的阅读情况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包括文本流传、阅读模式、读者对象以及阅读效果等。论文内容具体分为六章：
第一章“失落的书”。主要研究《庄子》的版本变迁，通过对史料的追溯与分析，尽可能还原魏晋时期《庄子》的版本流传情况，并在最后探讨郭象的《庄子注》为何成为孤本。
第二章“时代之书”。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以时间为线索，由汉代《庄子》的阅读情况，到曹魏时代的思想解放，再到魏晋之际玄学的“言意之辨”，逐步逼近《庄子》由隐而显的过程。然后重点讨论郭象的《庄子注》为何成为一本时代之书，以及东晋清谈和东晋“格义”佛学中《庄子》的阅读情况。
第三章“另类阅读”。主要研究魏晋时期《庄子》的阅读模式。本章吸收了一些西方阅读史的研究成果，对手抄和诵读。
时代《庄子》的阅读情况进行了特别的关注。由手抄时代文本的流动性和口耳相传中文本的不稳定性，揭示《庄子》版本生成的根本原因，并为读者对当时《庄子》的阅读情况提供更加丰富的想象空间。
第四章“文风之变”。主要分析《庄子》的阅读对魏晋时期的文学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以文学史上惯用的断代法为参照，从曹魏时期的建安文学，到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的竹林文学，到西晋的“二十四友”文人集团，再到东晋的“玄言诗”，最后直至陶渊明，沿着《庄子》阅读盛衰的轨迹追寻其在各个时期的文学中留下的印记。
第五章“士风之变”。主要讨论《庄子》的阅读热在魏晋士人的行为模式上引起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三个大的方面，即新“无为”说、极度的放达和服食行散之风。对当时这些新风尚的讨论，除了反映《庄子》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之大，更在于明确这些新风尚大多出自对《庄子》的误读。
第六章“美的觉醒”。主要探索《庄子》的阅读在魏晋时期的文艺理论中所激起的反响。以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文论、乐论和画论为重点考察对象，讨论《庄子》的自由精神和艺术气质如何启发了魏晋审美的自觉。
引论
《庄子》是笔者最喜欢的哲学经典之一，不仅因为其语言形象生动充满想象力，更因为其深刻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认识论。但是在反复阅读时，对于《庄子》文本的构成和郭象的注解，笔者每每有一些疑惑，比如诸多前贤已经论证过的外杂篇的作者问题，还有《天下》篇的定位和旨归问题。尽管相关的论文也不少，说得也令人信服，但背后仍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篇目为何被编在这样的位置？这些篇目使得《天下》篇作为“序论”的说法并不那么可信，因为《天下》篇所评价的一些学派并没有出现在这些篇目中。
我们知道，流传至今的三十三篇《庄子》是经过西晋郭象编辑整理并做过注解的，而在郭象生活的年代，《庄子》的通行版本是五十二篇。那么郭象为什么删掉了其他篇目，而被保留下来的篇目又何以呈现出今天这样的编排方式呢？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走进《庄子》在魏晋时期的阅读史。
魏晋时期在《庄子》的阅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庄子》在这一时期从汉代的一门子学成为显学，并深刻地影响了思想、文学、社会风尚以及佛教传播等领域。其次《庄子》的文本也从此发生了重大改变，即五十二篇的全本渐渐淡出主流视线，乃至最后完全消失，而三十三篇的郭象本则成为后世流传的孤本。
那么，究竟如何展开对《庄子》的阅读研究呢？笔者从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中获得了启发。阅读研究本身就是传播学的一个领域，因此其方法完全可以用来指导阅读研究。而传播学最根本的研究方法就是所谓的“5W”模式，即从传播者、文本、读者、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这五个方面进行研究，此模式适用于报纸、广播、电视和书籍阅读等各个传播领域。依此方法，本论文对《庄子》阅读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定位，具体包括对《庄子》版本变迁的探讨、对手抄和诵读这种阅读模式的研究、对《庄子》由隐而显的传播过程的追溯以及《庄子》对当时的文学、美学、佛学以及知识分子的行为模式等所产生的影响。
除了追溯《庄子》文本生成的过程和《庄子》在魏晋时期诸多领域留下的回声，《庄子》的阅读研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它通过再现那些已被遗忘的阅读状况和已经消失的阅读习惯，揭示出已为今人所陌生的阅读模式，而这些阅读模式正是构成文本独特的原始情貌的关键，因此也就是理解文本的关键。这对于我们阅读和尽可能准确地理解《庄子》非常重要。
目前国内有关《庄子》的研究著作堪称汗牛充栋，但绝大部分是关于《庄子》文本本身的研究，即“庄子学”或“庄学”，主要集中于对现有的郭象本《庄子》内容上的解读。方勇教授的庄学巨著《庄子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其“魏晋南北朝庄子学”一章，粗略地勾勒了庄学在魏晋时期的发展轨迹，但其重点仍是时人对《庄子》内容的解读。专门对《庄子》在魏晋时期的阅读状况进行研究者很少，且基本上都是只是泛论而没有深入，更没有真正从传播学的视角对《庄子》的阅读情况进行研究的。学者马晓乐的论文《魏晋时期<庄子>的传播与接受》（《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具有一定的传播学视角，但作为一篇期刊论文，可能由于篇幅所限，因此未能真正采用传播学的研究方法，而只是对各个时期的阅读影响泛泛而谈，而且也没有具体到《庄子》的文本研究、阅读和传播方式等。学者尚永亮的《魏晋名士的注解及其误读》一文（《湖南社会科学》，2002年01期），侧重于对向秀和郭象以及支遁的《庄子注》的义理比较，属于《庄子》阅读研究中的一小部分。另外，还有学者刘红红的《从三部传统目录学著作看古代<庄子>的传播与接受》（《图书馆论坛》，2008年04期），主要通过对比《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中所收录的《庄子》研究著作的数量，研究《庄子》在传播史上的盛衰，其重点也不是阅读研究。
海外有关《庄子》的研究著作也很多，但和国内一样，绝大多数是“庄学”著作，只是较之国内研究，海外的研究更倾向于对细节的关注，以及将《庄子》的思想与西方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从传播学的视角对《庄子》进行阅读研究的论著极少，笔者目前仅看到数本相关专著，比如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的Yu Shiyi老师的《唐代<庄子>的阅读研究》（Reading the Chuang—tzu in the T’ang Dynasty），然而他集中于对成玄英注的讨论。其他的论著类似。
尽管从传播学的视角对《庄子》的专门研究很少，但关于阅读史研究的论著却很多，而这些论著从方法论上让笔者受益匪浅。比如学者许欢的《中国古代传统阅读模式研究》（《图书与情报》，2010年第5期），学者张仲民的《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的若干思考》（《史林》，2007年10月），以及王余光《西方阅读史研究述评与中国阅读史研究新进展》（《高校图书馆工作》，2005年第2期）。
作为阅读史、传播学的理论发源地，西方国家的阅读研究更全面深入，尤其是对阅读模式的研究，比如朗读和手抄文化的研究等，都让笔者获得诸多灵感。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加拿大学者Alberto Manguel的阅读史专著A history of Reading，（USA： Penguin Group，1997），还有美国学者Robert Darnton的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edie，1775—180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等，这两位学者作为西方阅读史研究的权威人物，其对阅读研究有相当精辟的论述。但国外学者的研究均未涉及《庄子》的阅读。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以传播学的方法对《庄子》在魏晋时期的阅读情况加以研究，不仅关注魏晋时人对《庄子》的解读，更将重点放在了《庄子》文本的变迁和流传、手抄和诵读的阅读模式以及阅读效果上。具体在阅读效果的研究方面，通过对魏晋时期主要文人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专著的文本细读，具体深入地展现出《庄子》在魏晋时期比较全面的阅读场景。而对这种阅读场景的揭示，不但具有认识过去的历史意义，更有理解现在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