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十三年五月，齐国的太仓令淳于公犯有罪行，应当遭受刑罚，诏狱把他逮捕后拘压在长安。太仓公没有男孩子，有五个女儿。太仓公被捕临走时，骂他的女儿说：“生孩子而没生男的，全是女孩，有个缓急事情，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他的小女儿缇萦独自伤心地哭起来，跟随他的父亲到了长安。她上书说：“我父亲为官，齐国地区的人都称赞他廉洁公平，如今犯法应当受刑。我悲伤已经死去的人不能复活，身受刑罚的人不可能再把肢体连接起来，虽然想改过自新，也无路可走。我愿意被收入官府为奴婢，来抵赎父亲的刑罪，使父亲能改过自新。”缇萦的上书送给文帝，文帝大为感动，就下诏说：“听说有虞氏时期，图画罪犯的衣帽，使与一般人不同，以此来羞辱罪犯，而民众不违犯法令。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政治极端清明。现在法律规定有三种肉刑，而奸邪犯法的事情不能禁止，过错在哪里呢？不就是我的德薄，教化不显着的缘故吗？我自己深感惭愧。所以训导不善，愚昧无知的民众就要陷入刑网。《诗中》说‘平易近人的君子，是民众的父母’。现在人们有了过错，没有进行教育就刑罚加身，有的人想要改过向善，也没有途径可行。我非常怜悯这些人。刑罚之重，至于断裂肢体，刻肌刺肤，终身不能恢复，这是多么痛苦而又不道德啊，哪里符合为民众父母意愿呢！应该废除肉刑。”
当年，文帝又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各项事情没有比这更为重要的了。现在辛勤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反而要交纳租税，这是把务本和逐末的人没有加以区别，对于劝民务农的方法未能完备。应该免除农田的租税。”
文帝十四年冬天，匈奴策划入边寇掠，攻打朝那塞，杀死了北地郡的都尉。文帝就派遣三位将军驻扎在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驻扎在渭水北面，统率战车一千辆，骑兵十万。文帝亲自慰劳士卒，训练军队，申明教令，赏赐官兵。文帝准备亲自带兵出击匈奴，大臣们出来劝阻，他一律不采纳。薄太后坚决拦阻文帝，文帝才取消了原来的计划。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内史，栾布为将军，出兵攻打匈奴，匈奴逃走了。
文帝十五年春天，文帝说：“我能够用牺牲玉帛来祭祀上帝和宗庙，到现在已有十四年。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以我这样一个不聪明不圣明的人而长期抚临天下，深感自愧。应该扩大各种祭祀场所和增多祭祀用的玉帛。过去先王远离恩德而不求报答，举行祭祀而不祈求福佑自己，尊崇贤才，不重亲戚，先民后己，圣明到了极点。现在我听说主管祭祀的官员向神灵祈求福佑时，都只为我一人祈福，不为百姓祈福，我非常惭愧。以我这样不德的人，而单独享受神灵的福佑，百姓不能分享，这就加重了我的不德。现在命令主管祭祀的官员按时向神灵表示敬意，不要为我有所祈祷。”
这时北平侯张苍为丞相，正在制定乐律和历法。鲁地人公孙臣上书讲述五德终始的学说，提出现在是土德时期，土德就会有黄龙出现，应当改变历法正朔、官服颜色和各种制度。文帝把这件事交代下去，让大臣们与丞相讨论。丞相研究后以为当今是水德，就开始把十月为岁首和崇尚黑色这件事明确下来。由于他认为公孙臣上书所说是不正确的，所以要求不采纳公孙臣的建议。
十五年，黄龙出现在成纪，文帝又一次召见鲁地的公孙臣，任命他担任博士，阐明当今应为土德的道理。于是文帝下达诏令说：“有一个奇异的神物出现在成纪，无害于民，今年会有好收成。我亲自到郊外去祭祀上帝和其他各神。掌管礼仪的官员讨论一下所应举行的礼仪，不要怕我劳累而有所隐讳。”大臣和掌管礼仪的官员都说：“古时候天子在夏天亲自到郊外依礼祭祀上帝，所以称为‘郊’。”于是文帝初次幸临雍县，郊祀五帝，以夏季四月举行祭礼。赵地人新垣平以望气之术进见文帝，趁机劝说文帝在渭阳修建五帝庙。并说要想发现周朝的传国宝鼎，应当有玉石的精华出现。
文帝十七年，得到了一个玉杯，上面刻有“人主延寿”。于是文帝开始把这一年改为后元元年，下令天下百姓举行盛大的聚会，设宴同饮。在同年，新垣平诈骗行为被察觉，处死他的三族。
后元二年（前162），文帝说：“我并不英明，不能远施德泽，所以致使中原以外的国家不得安宁。四方荒远地区的百姓不能平平稳稳地生活，国内的百姓辛勤劳苦，不得安居，这两种过错，都是由于我缺少道德，不能使德泽流布远方。最近匈奴连年为害边境，杀死很多官吏和民众，边地的官员和将领又不能理解我内在的心意，以致加重了我的不德。这样长期交兵，灾难不解，中原内外的国家如何能得到安宁？如今我早起晚睡，辛苦操劳天下大事，为千千万万的百姓感到愁苦，心里忧惧不安，没有一天能够把这件事情忘却。所有派出的使者络绎不绝，道路上冠盖相望，车辙盘结，让他们去向匈奴单于说明我的想法。现在单于回到了古代正确的道路上，考虑国家安宁，为千万民众谋求利益，亲自和我一起抛弃那些细小的过失，在正确的原则上团结一致，结下兄弟般的情谊，来保全天下善良的民众。和亲的事情已经确定下来，以今年为开端。”
后元六年冬天，匈奴三万人进入上郡，三万人进入云中。文帝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驻扎在飞狐；以从前的楚国丞相苏意为将军，驻军句注；将军张武屯守北地；以河内郡郡守周亚夫为将军，驻扎在细柳；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屯兵霸上；祝兹侯驻军棘门，来共同防备匈奴。过了几个月，匈奴人撤走了，各路军队也撤了回来。
全国发生了旱灾，蝗虫为害。文帝命令诸侯不要向朝廷进贡，废驰对山林湖泽的禁令，减少文帝的服饰、用具和游玩的狗马，裁减郎官的员数，打开粮仓，赈济贫苦百姓，民间可买爵位。
孝文帝从代国来到都城，在位二十年，宫室、苑囿、狗马、服饰、用具，没有增加过什么，有对百姓不方便的地方，就进行改易，以利百姓。曾经打算修建露台，叫工匠计算费用，需要黄金一百斤。文帝说：“一百斤黄金相当于中等百姓十家的产业，我奉守先帝的宫室，常常担心给它带来羞辱，修建这露台干什么呢！”文帝经常穿着粗丝衣服，他所宠爱的慎夫人，也不准许衣服拖至地面，帷帐不得织文绣锦，以此来表示敦厚质朴，为天下先做出一个表率。修建霸陵全部采用瓦器，不许使用金、银、铜、锡作装饰，不修高大的坟墓，想要节省一些，不去烦扰百姓。南越王尉佗自称为武帝，然而文帝却叫来尉佗的兄弟，赐予高官厚禄，以德相报，尉佗取消了帝号，向汉朝称臣。与匈奴和亲，匈奴违背盟约，入边寇掠，然而文帝只是命令边塞加强守备，不出兵深入匈奴腹地，害怕烦扰百姓。吴王假装有病，不去都城朝见，文帝立刻赏赐他坐几和手杖。群臣当中如袁盎等人论述事情虽然尖锐而又急切，但文帝常常以宽容的态度采用他们的建议。大臣中间如张武等人接受金钱贿赂，发觉后，文帝就拿出自己府库中的金钱赏赐给他们，不交给官吏治罪，使他们内心感到惭愧。文帝一心一意地致力于用道德教化百姓，因此，四海之内，殷实富足，兴起了讲究礼义的风气。
后元七年六月一日，文帝在未央宫去世。留下一篇很长的遗诏说：“我听说天下万物生长，没有不死亡的。死亡是天地间的常理，万物的自然现象，何必过分悲哀。现在，世人都好生恶死，大量财物用于安葬，以致倾家荡产，长期服丧，以致伤害了身体，这些做法我是不赞成的。况且我生前不德，无益于百姓，如今死了，又让人们长期服丧哭吊，经历寒暑的变化，使人家的父子悲哀，损伤老幼的心灵，减少饮食，断绝对鬼神的祭祀，这加重了我的不德，怎么能对得起天下百姓呢！我能够奉守宗庙，以一个渺小的人凌驾于天下诸侯王之上，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依赖天地的神灵，社稷的福祉，国内安宁，没有战乱。我并不聪敏，常常担心有错误的行为，使先帝的遗德蒙受耻辱；时间长了，更是害怕不能善终。如今幸运地凭着天年能够供养侍奉高祖于地下，以我这样的不贤明，而有如此好的结果，还有什么可悲哀的呢！向天下官吏和百姓下达命令，命令到达后哭丧三天，然后全部脱掉丧服。不要禁止娶妻嫁女、敬祀鬼神和饮酒食肉。应该服丧哭吊的人，都不要穿斩衰的丧服，绖带之围不要超过三寸，不要陈设战车兵器，不要发动男女民众到宫殿里哭丧。宫中应当哭丧的人，在每天的早晨和晚上各哭十五声，尽礼之后就停止；不是早晨和晚上哭丧的时候，不许擅自哭丧。下葬后，穿大功丧服十五天，功小衣服十四天，细布丧服七天，然后脱去丧服。其他没有规定在遗命中事项，全都根据这一遗命，参照从事。布告天下，使人们明了我的心意。霸陵地方的山川保持原样，不要有所改变。后宫夫人以下至少使，都遣散回家。”任命中尉周亚夫为车骑将军，典属国悍为将屯将军，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调发附近各县现有的士卒一万六千人，调发内史现役士卒一万五千人，归将军张武指挥，负责安葬棺椁，穿圹掩埋。
六月七日，大臣们都叩首至地，对去世的文帝奉上尊号为孝文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对御史下诏说：“听说古代帝王称祖的是有功的人，称宗的是有德的人，制礼作乐各有一定的原因。又听说乐歌是用来发扬道德的；舞蹈是用来显示功业的，以醇酒祭祀高庙，表演《武德》、《文始》、《五行》之舞。以醇酒祭祀孝惠庙，表演《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君临天下，使关塞津梁畅通无阻，远处近处同等对待。废除诽谤罪，去掉肉刑，赏赐老人，收养孤独、抚育众生。减少嗜欲，不接受进贡的物品，不私自占有这些利益。犯罪的人，不收没他的妻子儿女，不诛杀无罪的人。废除宫刑，放出后宫美人，很重视绝人后嗣这件事。我并不聪敏，对这些不能完全认识。实际上这些事情都是上古帝王所赶不上的，而孝文皇帝却亲自做到了。圣德的浩大如同天地，惠泽流及四海，没有一个人不得到幸福。光明宛如日月，而庙中的乐舞并不相称，我很恐惧不安。应该为孝文皇帝制作《昭德》舞，用来表彰他那美好的道德。然后把祖宗的功德记载在史册上，流传万世，永无穷尽，（这种做法，）我是很称赞的。应与丞相、列侯、秩为中二千石的官员和掌管礼制的官员拟定礼仪奏上。”丞相申徒嘉等人说：“陛下永远想着孝敬先帝，制作了《昭德》舞来显示孝文皇帝盛大的功德，这都是臣子申徒嘉等人由于愚昧而想不到的。臣子郑重而又恭敬的建议：一代的功劳没有大过高皇帝的，德业没有盛过孝文皇帝的，高皇帝庙应该为本朝皇帝的太祖庙，孝文皇帝庙应该成为本朝皇帝的太宗庙。天下应当世世代代的献祭祖宗之庙。各郡国诸侯应当为孝文皇帝建立太宗庙。诸侯王、列侯的使者随从天子祭祀，天子每年献祭祖宗之庙。请把这些规定明文记载下来，向全国公布。”景帝下令说：“可以。”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汉武帝在位几十年，为西汉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公元前140~前106年，他多次要求地方上推举孝廉、贤良方正、秀才。并规定要按人口比例每年每郡推荐1～6人不等。不推举人才的地方官要问罪。被推荐的人按四个科目分类。第一科是德行，第二科是儒学和学术，第三科是明习法令的人，第四科是行政人员，后来又增设了茂材异图科。他的这种选举官员方式，就是“察举”制。同时，允许官吏和平民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有才能的人可以自荐。他在位时通过上书自荐得官的很多，如东方朔、徐乐、主父偃、严乐等。主父偃出身贫寒，怀才不遇，元朔元年（前128），他上书条陈政见为武帝赏识，一年之内，四次升迁。第二年，主父偃建议武帝实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长子继承王位外，还可以推恩将其余的儿子在自己的封地内再度封侯，但新封的侯不再受原封国的管辖，直接由各地郡县管理。此举名为皇帝恩德的推广，实际上剥夺和缩小了诸侯王的势力和实权，许多大的封国被分成几个或十几个小侯国。淮南王刘安就是由于对此不满而起兵叛乱的。
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将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称为部（州）。每部派刺史1人，在每年秋季巡行各郡国，监督地方豪强和官员的违法舞弊行为。经刺史考查优秀的地方官可以向朝廷推荐，有劣迹的可以罢免。刺史品级不高，不处理日常政事，使地方官惧怕，又不会危害朝廷的权力。同时武帝在朝中任用张汤、赵禹等一班酷吏，专门惩办违法官吏。武帝开挖昆明池时，所用十万劳役，竟全是因违法而被追究治罪的官吏。
武帝还进一步强化皇帝的用人权，削弱丞相的权力。汉初丞相都是由功臣充任。丞相总揽朝政，百官恭谨听命。即便是内史（都城最高长官）这样的高官，若与丞相冲突，丞相也可以先斩后奏。丞相推举的人，往往可直接任命为郡守或朝中的九卿。丞相与皇帝可以坐而论道，皇帝一般都很尊重丞相的意见。汉武帝改变丞相一职由功臣充任的传统，任用儒生为相。如出身贫苦的公孙弘，就被武帝破格任用为相，而不像功臣那样居功自傲，更不会与皇帝争权。后来汉武帝又把朝官分为中朝和外朝。将一些随时待奉左右的文人充实到“尚书”（原来主管文书档案）机构，让他们审阅公文，起草诏令，谋划政事。这些品级不高的尚书与同样品级不高的侍中、中书一起构成一个朝中之朝——“中朝”。实际上也是皇帝的智囊团。他们商量大事，作出决策后，再交给外朝的丞相去发布执行，丞相成了执行机构。外朝的九卿也可不通过丞相而直接上奏疏给皇帝。这样丞相一职实际被架空了，皇权得到加强。
建元年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兴建太学、设五经博士。太学应该算作我国第一个国立大学，是专门用来培养文官的。第一次将教育与选拔官吏结合起来，使西汉各级官吏的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汉武帝时官吏人才辈出，群星璀璨。如司马迁、司马相如、卫青、霍去病、赵过、张骞、桑弘羊、金日磾、韩安国、霍光、东方朔、苏武，等等。这些令后人也崇敬的人物，足以说明汉武帝时代，人才之盛。如果没有这些人，西汉历史，就会大失光彩的。
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更体现在开拓疆土，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中原王朝大规模远距离奔袭草原民族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而汉武帝终其一生，始终保持了对北方民族军事上的优势，在历次大战中一直保持进攻态势，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正由于这一点，使西汉王朝也借势打通了西域的道路；加强了中原与天山南北地区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