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翁，莱阳县某村人，务农为生。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过着足以吃饱穿暖的生活。次子的品行素来恶劣，每天以喝酒赌博为事。某翁对他十分厌恶，曾以忤逆不孝为由，送交官府，予以惩罚，以引起他警惕。但他出来后，酗酒赌博，还是和原来一样。
起先，邻县某货郎，贩运于各市集间，也常来村中出售做针线活用的东西，因而渐渐和某翁一家熟悉起来。时间长了，表示愿意做某翁的干儿子，呼某翁为干父，对某翁的子女则兄弟相称。某翁的女儿渐渐长大，萌发了情欲，由于亲爱厮熟的缘故，与某货郎发生了关系。她的父亲和哥哥都还蒙在鼓里。
有一天，某翁从田间扛着铁锹回家。进门来，两个儿子都外出不在，只见货郎与他的女儿神情亲昵，实在看不下去。某翁愤怒到了极点，就挥起铁锹猛击货郎的头部，一下子把他打死在地。还想把女儿也一起打死，但心中不忍且怕把家丑宣扬出去，于是等次子回来，一同把尸体埋到竹林中。又恐怕尸体被狗和狼扒出来，借口防止有人偷笋，围绕竹林，筑起了一道矮墙。自以为计划得详尽周密，连鬼神也莫测高深。一连过了几年，人们也不知道发生过这件事。
有一天，赶上他的次子赌输了钱，回到家里，偷砍竹园里的毛竹，卖掉以偿还赌债。某翁大怒，把次子鞭打了一顿，并赶出门去。这时，次子已经喝醉了，因而号叫起来道：“老爷子何必这样苦苦打我？就照那个货郎的样子，用铁锹把我打死，并埋入竹园中，谁又能知道呢？”某翁一听更加愤怒，追上去，要堵他的嘴。次子一面奔逃，一面号叫，跑遍全村。村里人听到后便怀疑这件事，告到村长那里。村长本来与某翁有点矛盾，就与村里人商量道：“某货郎一向与他家亲近，很久不见了，这里面难道没有缘故吗？”因而就向官府报案。
当时知县熊某是一位有才干的官吏，接到报案后，拘押某翁父子到庭，进行审问，都不招供。村中有人上堂证明次子所说的话，熊知县对这些证言还不敢轻易相信。于是发公文到邻县，询问货郎这个人还在不在？过了几天，有个秀才穿着的人来到县衙，是货郎的弟弟，已经入学为秀才了。他一面流泪，一面对熊知县陈诉，说：“我13岁那年，哥哥出外贩运再没回家。我当时年幼，不能跋涉崎岖的远途，寻找他的踪迹。大人您发公文来查问，里面不会没有原因。我哥哥究竟是死是活，只有请大人可怜而审清此案。”
熊知县知道有货郎这个人，就严词审问某翁父子。但他们和原来一样狡赖，还是问不到实情。熊知县心想：光刑讯也不是办法，应当设法诱使罪犯自己说出来。于是，熊知县加掷一签，拘押某翁的女儿。这时，他女儿已经出嫁而且生了儿子。拘押到案后，把她和她父亲、哥哥禁闭在一室之中，而且独把她大哥哥的大拇指用绳子系住吊在梁上。
并派遣几个干练的差役轮流秘密观察他们的动静，一连几天也没有审问。有一天半夜，长子再也忍受不住了，对他妹妹说：“你品行不端，丧失廉耻，牵累老父和我。我犯什么罪而代你承受这种无名的刑罚呢？”某翁呵斥他说：“你忍耐这暂时的痛苦，我就有希望脱出罪名，并能保全你妹妹清白之名，干吗乱嚷嚷？”
妹妹也安慰他：“阿哥您忍耐一会儿吧！纵使不念妹妹，难道不顾年老的父亲吗？”长子气愤地说：“你们父女都平安无事，而官府单独把我吊起来，难道我的骨肉特别能忍耐痛苦吗？”
话刚说完，几名干练的差役就突然出现，说：“都供出来了，以后还能抵赖吗？”于是父子俩面面相觑，大惊失色。差役连夜回去报告，熊知县当即吩咐点起蜡烛，升堂开审。经此一审，全都服罪了。
无为而治
汉初曹参继萧何之后为汉惠帝时宰相。他继续推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为了便于国家政治、经济政策能够一脉相承，曹参对萧何制定的一切措施往往不做任何改动，他自己很清闲地沉醉在酒乡之中，什么事也不管，他的属下饮酒，曹参不去禁酒，就是属下办事稍有小误，也往往替为遮掩。
属吏感德，但朝中大臣，往往感到不解，有的便把曹参的作为，报告了惠帝。惠帝查问此事，曹参忙伏拜在地，顿首谢罪，问惠帝道：“陛下自思，您的圣明英武，可比得上高祖？”惠帝道：“朕怎敢与先帝相比！”曹参又问道：“陛下察臣才，与故丞相萧何比，谁优谁劣？”惠帝不知参所问为何，还是答道：“恐不及萧丞相。”
曹参这才说道：“陛下所言圣明，确实如此。从前高祖及萧丞相定天下，法令、制度都已完备，今陛下垂拱临朝，臣等能守职奉法，遵前制而不令有失，便算是能继承前人了，难道还想胜过一筹吗？”惠帝听了以后，才了解了曹参的真正意图，说：“朕已知道你的意思了，请退下休息吧！”
曹参直到病死，主持相府整整三年。曹参为政，竟得讴歌。他本人原来就善长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这倒还在其次，关键是汉初在经过了长期的战乱之后，也正需要休养生息，所以，萧规曹随，无为而治，似乎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曹参，实在是由于刘邦和萧何任人得当的功劳。
东晋王导也是一个十分有头脑的人，他的性格有些与当时的名士相近，他历仕元、明、成三帝，他主张治理国家，应清静无为，到了晚年，他尤其注意不要过多地处理政事，当别人误解他的时候，他总是说：“现在的世人都说我无所事事，但后人一定会思念我无所作为给国家带来的稳固和安宁。”
东晋另一位宰相谢安也是非常有胸怀和见识的人，他主张不必事必躬亲，他志向远大而性情疏阔，在轻松愉快中就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唐朝宰相房玄龄、杜如晦辅佐李世民治国安邦，形成了唐初贞观之治的局面。然而，史书上对他们功劳的记载远不如他们实际上所建立的多。他们虽然对前代的制度多有改革，但他们也有着顺其发展、无为而治的一面。
宋初赵普为宋太祖的宰相，他注意笼络人心、团结官吏，尤其是对待官吏的过错，他特别注意要慎重对待，甚至主张不予处理，以宽容的态度来顺其自然。每当收到士大夫之间相互告发和揭短的文书，不看一眼就扔进提前准备好的两个大瓮中，装满了就烧掉。这就防止了官吏之间勾心斗角、危害国家，保证了大宋江山的稳固。这好像是不负责任，但实际上对维护当时的安定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
宋代的李沆也是一位大智若愚的贤相，每当各种建议呈报上来时，他都不批准，而主张不变祖宗之法，并对人说：“我以这种方式报效国家，也就足够了！”
曹参、王导、谢安、房玄龄、杜如晦、赵普、李沆七位佐命大臣，虽身处显位，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然而，为了国家从不哗众取宠，从不宣扬自己的名声，真不愧是贤明的宰相！当然，更不能说他们是无所作为的宰相。
有机会就要抓住
中国历史上，善于抓住机会的人是很多的，有的人只因抓住了一次机会，就一举成名，“脱颖而出”了。
公元前258年（秦昭襄王四十九年），秦将白起带兵围困赵国的国都邯郸，情况十分危机，城中简直“易子而食”，“以骨为柴”，赵王就派平原君去向楚国求救。平原君的门下有几千门客，但要想从中找出二十个合适的外交人员，还真不容易。平原君找来找去，只找了十九个文武全才的人，要想找第二十个，怎么也想不出来。这时候，有一个叫毛遂的人向平原君自我推荐，说他愿跟平原君一起出使楚国。
平原君不相信毛遂，就对他说：“有才能的人生活在世上，好比锥子放在口袋里，那锥子尖立刻就透露出来。现在先生在我的门下已经三年了，我身边的人对您没有什么称道，我也没有听说什么，这表明先生没有什么能力。先生不行啊，您还是留下吧！”毛遂说：“我今天才请您把我搁在口袋里呀！要是您早把我搁在口袋里，我早就像一个谷穗子一样露出来了，何止仅露出一个小小的尖呢？”平原君见他态度坚决，也只好让他同行。其余的十九人则不断对他冷嘲热讽。
平原君来到楚国，同楚王谈论联合抗秦的事。从太阳刚一出来一直谈到太阳正午，毫无结果。这时，毛遂按剑登上了台阶，进了大殿，跟平原君说：“联合抗秦的利害，两句话就决定了。从日出说到日中，还未说出个道理来，是怎么搞的呢？”楚王大怒道：“还不下去，我跟你的主人谈话，你算干什么的！”
毛遂按剑走上前说：“大王所以敢怒斥我，无非是仗着楚国的人多。现在十步以内，大王的人再多，也没有用！现在大王的性命操在我的手中。在我的主人面前，你喝斥什么？再者，我听说商汤凭借七十里的土地而统治了天下，周文王依靠百里的土地而臣服诸侯。难道他们靠的是土多人众吗？其根本原因是他们能够审时度势，发扬威力啊！而今楚国领土五千里，武装百万兵，这是大王称霸的资本啊！凭现在楚国的强大，天下是没有对手的。白起不过是个小小的奴才罢了，可白起率领几万人，头一仗就拿下了楚国的郢都，第二仗就火烧了楚国先王的坟墓夷陵，第三仗就凌辱了大王的先人，这种百世之仇，连我们赵国都引以为耻，而大王却无羞耻之心！联合抗秦为的是楚国，难道为的是我们赵国吗？你为什么要在我的主人面前喝斥我呢？”
楚王听到这里，真是汗流浃背，对毛遂说：“先生教导得很对，我决心郑重地以整个国家来从命。”毛遂又问道：“联合抗秦决定了吗？”楚王说：“决定了！决定了！”于是，毛遂就让楚王的侍臣们拿来了鸡、狗、马的血，毛遂捧着盛血的铜盘跪在楚王面前说：“大王先来歃血盟誓，其次是我的主人，再其次是我。”于是，楚国与赵国歃血盟誓。
在回到赵国以后，平原君说：“我赵胜再也不敢以眼来观天下士人了！”于是，把毛遂待为上宾。
这是成语典故“毛遂自荐”、“脱颖而出”的由来，也是善于抓住时机，勇敢创造成功的典范。
但在中国历史上，正面成功的事例似乎不如反面成功的事例多，尤其在宫廷的太监之中，他们更善于寻找机会，获取权力。
太监是一群极为特殊的人，他们是“刑余之人”，社会没有为他们提供大有作用的广阔环境，因此，他们只能在宫廷里活动，就像厕所里的蛆虫一样，不断地蠕动爬行，别看其行不速，但因“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权力的中心地带稍加翻动，就能掀起滔天巨浪。又由于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他们取得信任和获取权力的方式往往与正常人不同，他们是随时随地地窥伺时机，见缝插针。
北宋时期的宋真宗有一位刘皇后，此人生性颖悟，通晓诗书，对历史的治乱成败颇有研究，因此，宋真宗对她很敬重，遇事也常常同她商量。真宗晚年多病，许多政事就委托刘皇后处理，刘皇后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但是，她一生未曾生下一个儿子，正在为此事着急的时候，李宸妃生了一个儿子，刘皇后就派人把这孩子抱来，说是自己所生，并告诉李宸妃，说她生的儿子生病死了。李宸妃地位低下，惧怕刘皇后的权势，不敢过问。
刘皇后把李宸妃的儿子立为皇子，后来即位，是为宋仁宗。宋仁宗起初并不知道自己是李宸妃所生，就对刘太后十分尊敬和孝顺，就是刘太后干政，他也能容忍。在李宸妃死时，刘太后居然要用一般妃子的规格去埋葬她。这时，宰相吕夷简出面干预了，他知道，仁宗迟早会知道李宸妃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此时替李宸妃说话，将来仁宗一定会感激自己的。
吕夷简问刘太后说：“听说宫中有妃子病逝了，怎么没听说有治丧的内旨发出来呢？”刘太后不高兴地说：“宰相也干预宫中的事吗？”吕夷简态度很坚决，他说：“臣待职宰相，事无大小，都得闻知参与！”刘太后不愿跟他多说，便拉着仁宗退朝回去了。后来，刘太后心里不踏实，就单独把吕夷简召进宫来问道：“李宸妃不过是个一般的宫妃，你为什么要用厚礼去葬她呢？”吕夷简意味深长地说：“她可不是一般的宫妃啊！”这话把刘太后说得心里发毛，遂命人按吕夷简所奏，厚礼安葬了李宸妃。
刘太后死后，燕王告诉了仁宗的身世，仁宗才知自己为李宸妃所生，不禁号啕大哭，竟连续几日不上朝。后尊李宸妃为皇太后，谥庄懿，对刘太后深恨不已。
对刘太后之恨，仁宗便迁怒到她所使用的大臣上来，有一天，一次就罢免了张煮、夏竦、陈尧佐、范雍、赵稹、晏殊、钱惟演七个人的官，回到后宫，还恨恨不休，对郭皇后说：“这些人阿附巴结刘太后，在同宰相吕夷简商量了以后，一下子就都罢了他们的官，总算出了我一口恶气！”谁知郭皇后也不是个懦弱无知的人物，对于朝政，她也十分了解，她“哼”了一声，对仁宗说：“难道吕夷简就没有阿附过刘太后吗？”仁宗一听，即刻下旨，免了吕夷简的宰相职务。
吕夷简本以为罢官风潮已经过去，自己已逃过了这一关，没想到罢官的诏书竟送到了自己的家里，他百思不得其解，不知毛病出在哪里，就托宫中的宦官阎文应打听。
阎文应是开封人，因他善于见风使舵，不断升迁，到仁宗时，已升为内副都知。经过详细的了解，阎文应终于知道吕夷简遭免是郭皇后所致，于是，两人合谋，想寻找时机废掉郭皇后。
吕夷简事先做的铺垫工作果然有成效，经过一番活动，仁宗觉得吕夷简为自己母亲的葬礼出了力，也算为自己争了一些面子，就又恢复了他的宰相职位。吕夷简大权在握之后，便进一步同阎文应勾结，要把郭皇后废掉。
恰在这时，宋仁宗的妻妾之间发生了一场冲突，被阎文应及时地利用了。当时，宋仁宗最宠爱的妃子有两个，一个是杨美人，一个是尚美人，两人相互争宠，但同时又联合起来对付郭皇后，生怕郭皇后专宠，让仁宗弃了她们两人，因此，杨美人、尚美人和郭皇后的矛盾就越来越深。郭皇后又是个好强斗胜之人，不甘于被两个美人分宠，就经常训斥她们。一次，郭皇后当着仁宗的面训斥尚美人，尚美人见仁宗在场，就有恃无恐地顶撞了她几句。郭皇后怒火上冲，一巴掌打在了尚美人的脸上。尚美人不敢还手，连哭带喊地跑到仁宗的背后躲避，郭皇后紧追不舍，竟一巴掌打在了仁宗的脖子上，留下了几条血印。这下惹恼了仁宗，也吓坏了郭皇后。但事已至此，郭皇后只好赔罪，但仁宗仍拂袖而去。
阎文应看到了这件事，觉得捞权的机会到了，若能废了郭皇后，再立一位新皇后，哪有不受宠信的道理？他从一旁煽风点火，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郭皇后的坏处，弄得仁宗更加气恼，决定废掉郭皇后。但仁宗生性谨慎怕事，胆小懦弱，他担心随便废立皇后会引起大臣的不满，就问阎文应该怎么办？阎文应一听，正中下怀，对仁宗说：“陛下圣明，虑事周密，这本是陛下的家事，朝臣不应干涉，但陛下愿意交给朝臣讨论，实在是英明仁厚之举。不过，像您脖子上被打了几条血印这种事，恐怕不好当众展看。陛下可把宰相吕夷简召进宫来，让他验看，他若没有异议，其他朝官就不会阻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