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民歌》，从晋室南渡到隋代统一，270余年，南北形成对峙局面。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由于生产条件的悬殊，政治环境的差异，以及地理、风俗等各方面的不同，在文学上，也形成南北不同的色彩，这在民歌中反映得尤为明显。
首先从诗歌的题材方面来看，南朝民歌尽管数量多，但题材比较狭窄；北朝民歌虽然数量少，但题材相当广泛。现存南歌约有400多首，主要分为“吴声”和“西曲”两大类。在内容上几乎是清一色的情歌。而且所写的大多是以女子为第一人称。其中的男女私情，往往是“非礼”的关系，或是私相爱慕，或是萍水相逢，充满了对感情热烈而执着的追求。这些现象的出现，应是有其社会根源的。
江南自“永嘉之乱”后，中原人民大量南移，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沿江的许多城市，如建康、江陵、襄阳等，空前繁荣。而这些都市中，又聚集着大量的中小商人、手工业者、无业游民。他们家庭中的妇女，因生活的环境和社会地位，对于礼教的观念较为淡薄，在男女爱情问题上也更为热烈、恣肆。而民歌中对此的表现，又恰恰迎合了当时腐败了的上层阶级的胃口，故得以广为流传并被大量保存。
现存的北朝民歌，只有60多首，内容却相当广泛，战争的频繁、生活的艰苦、民风土俗、北国的风光景物等等都有涉及。如那首着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寥寥几笔，勾勒出北方草原雄浑苍茫的壮丽景象，这在南歌中是没有的。当然，最突出的是，北歌中出现了《木兰诗》这样一首堪与“汉乐府”中的《孔雀东南飞》相提并论的优秀长篇叙事诗。
其次，从语声方面来看，南歌婉转清丽，北歌质朴明快。尤其是南歌中大量使用了双关隐话，使诗歌更显缠绵含蓄。双关隐语的构成，主要是利用谐音字和一字多义，故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同音同字：“合散无黄连，此事复何苦？”“散”既是药名，亦喻聚散之“散”；黄连之味“苦”又喻相思之“苦”。第二种情形是同音异字：如“莲”双关“怜”，“丝”双关“思”等等，如“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这些手法的大量运用既是南方民间习俗在诗中的渗透，也给诗歌添上了几分活泼与生动。北歌的语言，却以质朴明快、刚健有力见长。没有南歌的精巧文辞，更不用双关隐语的技巧。
再次，从形式体制方面来看，南北朝民歌均以五言四句占多数，这种格式对五言绝句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不过南歌中有五言三句、五句、六句者，为北歌所无；北歌中的七言二句、四句体也不见于南歌。
最后，南北朝民歌的整体风格特征亦与语言特征及反映的感情特征相关联。南歌委婉细腻，北歌豪放粗犷，这与地理环境差异也有一定关系。南方气候温暖湿润，河网密布，物产富饶，容易陶冶出以明丽妩媚为特征的艺术情趣；北方是一马平川，景观缺少细部的变化，生活相对简单而严峻，大自然却有南方无法比拟的博大、崇高和雄浑，这样的环境较容易铸就北方人民宽阔的胸怀以及豪迈而又质朴的审美特征。因此，同样是爱情歌曲，南歌真挚缠绵，北歌大胆干脆。
对后代影响巨大而足以代表北朝民歌最高成就的当然是《木兰诗》。《木兰诗》在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初次塑造了一个英姿飒爽的具有典型英雄性格的女性形象，再配上北方雄浑的自然景色，画面气魄宏大，读来令人意气振奋。《木兰诗》在体式上使用杂言，轻便灵活，接近于口语，既注意押韵，又注意韵脚的不断转换。诗的结构、布局也极有特色：铺排时淋漓酣畅、简略时则惜墨如金，如木兰10年的戎马生涯，只用了20个字便一笔带过。另外故事情节特强，比喻新奇幽默，叙事与抒情相糅合等等也都是这首诗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