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想，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值此剧烈动荡的时代，在居住着全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有着五千年未曾间断的文化传承的国家里，经历了殖民地、封建、资本主义三重性质交织混杂的畸形社会；实现了独立自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又经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四清”、“文化大革命”，直到“改革开放”，“雄关漫道真如铁，如今迈步从头越”——走不同于其他所有国家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奇迹般地把中国由“一穷二白”，迅速打造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整个过程。到头来，在认识人生和社会的问题上仍不能看破“红尘”，那是天大的遗憾。
“人究竟为什么活着”这一问题是亘古难题。乍一看本书的名称，专门研究人生哲学的人，可能会不屑一顾或嗤之以鼻，以为又遇上了一位现实版的唐·吉诃德；一般世人，则可能感觉到这一问题好像是不难回答的。
其实，能中肯、彻底地回答这一问题，不但需要了解此前人类精英们在这方面长达几千年的探索历程，还必须有复杂的社会经历、不挫的探索精神和一定的智力支撑。换句话说，就是能中肯地、从根本上回答这一问题的人，不但已经全面、透彻地了解了此前人生哲学的历史，尤其是西方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演变史，而且他已经能够看透了人生和人类社会，即看破了“红尘”。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看破“红尘”是认识人生和认识世界的最高境界。什么是“红尘”呢？
“红尘”一词出现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多是用来描述繁华市井的火爆场面。在佛、道教的语言中则把“红尘”等同于“人世间”。
“红尘”一词雅俗通用，出现频率较高，其确切含义却始终没有人太认真地规范过。比如，既然“红尘”之意等同于“人世间”（见《现代汉语词典》）；“人世间”从字面上看，又应该等同于“人类社会”。但是把研究人类社会的学问——“社会学”，说成是“红尘学”，就会让人感觉到莫名其妙。
东方人的思维和语言表达有许多重要特点，如富于概括性、模糊性、象征性……有的字或词与某个典故有必然的联系；有的字或词还带点神秘性，就是玄的色彩，等等。
比如“高堂”一词，从字面上看，是指高大的堂屋。其实所指的是高大堂屋里居住的主人——父母。而且这一词汇本身还包含着表达对长辈的崇敬之意。又如，主人不叫主人，叫东家；假牙不叫假牙，叫义齿；月亮不叫月亮，叫素娥（见中国古籍《幼学琼林·天文》）……
基于上述现象，细琢磨起来，常说的“看破红尘”一词，表面上是指看穿熙熙攘攘的人类社会，其真正所指的是看透组成人类社会的细胞或分子——人。看透了人，那自然也就等于看透了由人组成的人类社会。
有的平常百姓病入膏肓，已经被医生判了“死刑”，人命危残、气息奄奄，时时刻刻承受着痛彻心魄的折磨。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常常见到病人家属还倾尽财力、医生倾尽所能地延续病人的性命。结果是违背病人渴望尽早结束难熬的“刑期”的意愿；为财力有限的家属留下难以封堵的债务“大窟窿”；还消耗了社会上宝贵的医疗资源。这样做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呢？
有些老年人或残疾人，不安于自家清静、舒适的环境，宁愿耐着不好的天气和克服行动不便等困难，也要挪到多有来往行人的处所凑热闹。哪怕是被别人看成“多余的人”，呆呆地坐在那里“熬时间”。这些人究竟图的是什么？
有的人不呆不傻、不疯不癫，甚至于还是个精明能干的，却不惜倾家荡产、不顾亲人痛心，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贩毒、吸毒或豪赌，造成身败名裂的悲惨后果。是什么在冥冥之中支使他们，并且使他们无力抵抗这种冥冥之中的魔力？
经过残酷的打拼成了西方的大财阀或政界的顶尖人物，可是，这些人与随遇而安的南太平洋小岛上的普通渔民，或东亚边远的一般山民相比，虽然前者生存所消耗的物质财富远远高于后者，看上去形象很光鲜，令人羡慕。但是，前者得到的快乐不一定比后者多；遇到的困难和感觉到的苦恼，可能还要比后者大得不少。深层的道理何在？
诸如此类问题涉及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每个人都可能遇到或面对的，都属于对人类本身的认识问题。能够中肯地回答以上诸问题，就算是看破了红尘。
孔子的学生樊迟问孔子，最重要的知识是什么？孔子简短地回答：“知人”。宋朝承前启后的儒学大师朱熹，这样解释这里的“知人”二字：“知之务”（见朱熹《论语章句集注·卷六·颜渊第十二》）。看看我们中国古代的学术大师们，精炼、干脆、“一针见血”——世间知识有千千万，核心是了解包括自身在内的“人”。
英雄所见略同，现代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尔西在他的《人论》这本书中，一开头儿就说到：“人们普遍承认，认识自我是哲学探求的最高目标。在哲学各个流派的争论中，这个目标是统一并且不可动摇的。它就像哲学的阿基米德点，是所有思想的固定不变的中心。即便是最极端的怀疑论者也不能否认自我认识的必要性。”
哲学是用以指导各种具体科学的学问。哲学研究注重的“中心”，自然也就是其他所有学问最终指向的中心。
人类从恢宏的宇观世界到精巧的微观世界，如宇宙的形成、恒星的演变和基本粒子的运动规律，都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在实证科学方面有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等高深精妙的理论；宗教和神学也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意识的潜能，通过观察、思辨和冥想等途径，创建了不少精明、深奥的观念体系。可是人类对自身生命存在的真谛探索了几千年，并没有令人满意地完成任务。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人们探求“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等一类认识人类自身的问题，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就充分说明了，尽管古今中外的大师、领袖们对此类问题都给出过不同版本的答案，但是至今并没有任何一种答案得到了世人的普遍认同。
认识任何事物主要是认识其最根本的性质。人类自我认识的重点也在于认识人的最根本性质。人的最根本性质是什么呢？现世理论上的主流看法就是人性。人性在研究人和人类社会问题上的重要地位，请参考中国权威性著作“国家十五重点图书”——《人学原理》中所写到的：“人性和人的本质问题是人学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其他一系列人的理论问题的基础。”那么，这人性容易不容易摸透呢？下面我们先来看《人性善恶“黑与白”》一书的作者，可敬的僧人智缘师父在这本书开宗明义第一篇中所写到的：
“纵观古今中外，如果要找出一个争论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耗费哲学家、伦理学家精力最多，同时也最少结果，最难有统一结论的热点问题，恐怕就是关于人性善恶黑白的问题争论了。
“那么，为何关于人性善恶黑白的问题的争论，持续了几千年还未曾停歇，而且大有延续的执着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这是一个关系重大但是又容易发生转换的命题。
智缘师父在大量阅读和借鉴古今中外的前圣人们的高见之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又“半生漂泊”、“游走四方”、“求智求真”。也就是在“破万卷”、“行万里”的基础上说出了自己成熟的见解——之所以关于人性善恶黑白问题的争论长久不清、少有结果的原因是，这一问题是“容易发生转换的命题”。
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转换问题至少包括：每个群体（国家、民族、阶级、阶层……）和每一个人之间都有不同的人性；每一群体和个人的人性还都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随空间环境或主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对人性的善恶黑白的评判的结果还随着评断者的转换而转换：如“敌人的痛疽是我们的宝贝”（鲁迅语）；同一个评断者，转换不同的角度，又会有不同的结论，等等。
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中说过：“善和恶的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变更得这样厉害，使得彼此前后常是直接相反的。”
几千年来对人性善恶黑白的争论不休和很少有结果，正说明彻底了解人性不是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