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在朱元璋的严刑下已经变成了一位心理学家，能看得到别人是否心动。但是，朱元璋并不想就这样把李善长治罪，想要彻底来一次大清洗，就必须要有确凿证据不可。所以，询问官继续让李存义说出了下面这段话：后来胡惟庸亲自来劝说，李善长还是不答应，但他却说，等我死后，随便你怎么做。
这是知情不报，明知别人欲谋反不上告，不但不上告，还暗示别人等自己死后再动手。朱元璋已经掌握了充足的证据可以把李善长绳之以法。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正视。那就是胡惟庸谋反案原本就是一种栽脏，这在近十年来的朝野已经隐约地有了议论。朱元璋当然懂得民心的道理，所以，他必须要拿出另一份证据来证明李善长和胡惟庸都是一丘之貉。
果然就有人来诬告，据这名诬告者说，自己是李善长家的奴才，十几年前，胡惟庸的确与李善长有过礼物上的往来，并且二人来往密切。朱元璋狂喜，立即逮捕李善长，诬以与胡惟庸同罪，并将其家人七十余口全部斩杀，但这还没有完，他趁势把屠刀伸长加宽，因李善长案而被诛杀的有三万余人。
李善长是否犯了谋反罪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朱元璋这种赤裸裸的诬陷实在让人不寒而栗，同时也让人感觉他是一个丧尽天良的动物。
或许是李善长被诬陷的太过于暴露了，第二年，就有大臣上疏为李善长辩冤，这位大臣认为，李善长出生入死为皇帝取得天下，在勋臣中居首位，其子娶公主为妻，他绝不可能不为自己的儿子着想，去帮助胡惟庸谋反。况且即使他帮助胡惟庸谋反成功，所得到也和在太祖朝中的地位差不多，难道胡惟庸还给他一个二皇帝当不成？以李善长七十多岁的高龄，他绝不可能这么做。
朱元璋在看了这道奏章后，无话可说，也没有怪罪这位臣子。这无疑就说明了李善长并非是死于有罪，而是死于皇帝老儿的诬陷。
三年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又发生蓝玉谋反案。蓝玉本是开国公常遇春的妻弟，在常遇春手下当兵，临敌勇敢，所向披靡，积功至大都督府佥事。明朝建立后，蓝玉清扫北元势力，为帝国立下赫赫战功。但就在洪武二十六年二月，有人揭发蓝玉串通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伯何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划在朱元璋出宫耕种田时行不轨之事。朱元璋大怒，于是，蓝玉被族诛，牵连进来的一万五千多人被杀。朱元璋这个时候诏书中说：“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经过这一次杀戮后，明初的功勋宿将差不多都被杀完了，各军府卫所被株连诛杀的军官达几万人。蓝玉和胡惟庸与李善长一样，都是被诬告的。蓝玉不可能谋反，明末清初的史家谈迁就这样评价这位功臣道：“蓝凉公非反也。虎将粗暴，不善为容，彼犹沾沾一太师，何有他望！富贵骄溢，动结疑网，积疑不解，衅成钟室。”他的意思是说，蓝玉就是脾气粗暴一些，骄傲跋扈，情商有点低，不善于讨好人，才引起了朱元璋的怀疑，终于招致灭门之祸。
明朝开国，朱元璋一朝列爵公侯的功臣共五十九人，除一人封于洪武二十五年旋即被削爵外，其他五十八人均封赏于洪武二十三年前，也就是胡惟庸案发生前。在洪武二十三年前，因真正有罪的被诛仅三人，剩下的则多死于洪武二十三年以后的胡蓝之案。
洪武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中，不计子嗣诛废和病死的，公侯被杀二十三人，其中直接死于胡蓝案中的有十六人。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去世，当初被封的功臣中只剩下了兴侯耿柄文、武定侯郭英，可以说，整个洪武一朝功臣几近整体覆灭。
在这些功臣里，廖永忠第一个被杀。廖永忠在诸多战斗中立有功勋，其在鄱阳湖之战中的骁勇让朱元璋刮目相看，并在建国后封其为德庆侯。洪武八年，朱元璋将其诛杀，罪名是“坐僭用龙凤诸不法事”，也就是私自穿着绣有龙凤图案的衣服逾制。在他之后，永嘉侯朱亮祖、曹国公李文忠、信国公徐达先后死于非命。关于徐达的死，有一种说法是：他患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一碗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宦官在旁监视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就死掉了。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追胡党”，在“胡案”中，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等大臣株连被杀；称为明初文臣之首的宋濂也涉案被流放，死于途中。案件前后株连三万余人，史称“胡狱”。洪武二十六年，凉国公蓝玉因“谋反”罪被杀，诛连死者一万五千余人，史称“蓝狱”。两狱合称“胡蓝之狱”。
此外，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被绑赴刑场腰斩。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辞请告老还乡，朱元璋哪里肯放过？当即命武士将李仕鲁摔下殿堂，脑浆迸裂而死。淮安侯华云龙，太史高启，右丞相汪广洋，户部侍郎郭桓，江夏侯周德兴，靖宁侯叶升，颖国公傅友德，定远侯王弻，宋国公冯胜，监察御史王朴等，都因各种“罪名”被处死或赐死。
据说，在朱元璋统治时期，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每时每刻都担心飞来横祸。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会跟家人诀别。倘若晚上平安归来，全家会当作节日庆祝一番。朱元璋血洗功臣，自然和他的“刚猛治国”有关。但倘若只以“刚猛治国”四字解释其大杀功臣就流于皮相之识了。在所杀功臣里，的确有几位“骄横跋扈”。国公蓝玉“虎将粗暴，不善为容”，骄纵有之，却“非反也”，可杀他的罪名却是“谋反”。但这只是个别人，当时的功臣情况是：“公卿大臣，猛将谋卿，外拥数十万众，驰以一介之使，拱手听命，莫敢后时。”用现在的话来讲，当时的功臣无论文臣还是武将都是相当老实的。即使如胡惟庸那样飞扬跋扈，闭塞朱元璋之视听、蓝玉粗暴不顾礼仪，骄恣有失，但他们心里并没有谋反的心思，否则就不可能被朱元璋那么容易地捉拿。
朱元璋杀功臣的原因并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处理功臣的习性上很像汉高祖刘邦。他们是为了杀功臣而杀，所以，使出什么样的卑鄙手段，即使是诬告这样的手段，也就不足为奇了。
6、诬陷高手魏忠贤
明朝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可谓是诬陷高手中的高手，这个人一生似乎没有做过一件好事，所以成为历史上最可恶的人之一。魏忠贤年少时是个无赖，后来因为欠人赌债，逃进宫里当了太监，通过谄媚与拉关系等手段做了皇长孙朱由校的母亲王才人的典膳，并与朱由校的乳母客氏勾搭在一起。朱由校后来继位，由于和魏忠贤多年以来的关系，所以很是重用他，不久后就把他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性情猜忌、残忍、阴险、狠毒，善于诬陷他人。在得到权力后，仍旧不满足。他与客氏狼狈为奸，残害忠良。同时组织起了一批诬陷大军，“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这些人群策群力，在魏忠贤的指点下，对朝中反对他们的大臣进行种种诬陷。而且，每一次诬陷都以胜利告终。朝中诸多正直之大臣都被魏忠贤以歪曲事实的方法诬陷而被驱逐出了朝廷，魏忠贤所以能屡屡诬陷得逞，除了他擅长于将一件事实歪曲成另一件事实外，被他诬陷的人大都不能以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忠直之臣说服不了自己用卑鄙的手法去对抗魏忠贤。尤为重要的是，魏忠贤作为秉笔太监，又在朱由校不理朝政的情况下，权力已经无限大，再加上一批朝中六部的走狗帮忙，所以他整治起那些臣子们来，是易如反掌的。
但是，也有例外的时候。
当他和客氏在胡作非为之时，有一个人看不惯了。这就是朱由校的皇后张氏，史称此人“性严正”贤明，她频频地在朱由校面前报告魏、客二人的罪行，而且有一次还把客氏召来进行训斥，要处以刑罚。客氏和魏忠贤当然非常怨恨张皇后，但二人知道直接诬陷张皇后不可能得逞，因为张皇后和她丈夫朱由校的关系非常好。既然不能直接下手，就必须要曲线诬陷。
他们决定从张皇后之父张国纪身上下手，张国纪这个人立身并不纯正，有一些人性的弱点，比如仗势为非。魏忠贤很容易就能找到突破口，他向朱由校告状说，张国纪纵容下人进行不法之事。朱由校派人去查，的确有这样的事，就训斥了张国纪，但没有进行任何处罚。魏忠贤的目的显然没有达到。这个时候，正巧有人在宫门上张贴匿名榜，揭发魏忠贤以及其党羽七十多人谋反的罪状。如你所知，魏忠贤没有这样远大的理想，所以，这自然也是诬陷。魏忠贤是个猎鹰高手，今天却被老鹰啄了眼睛，哪里能不气愤，他立即反击，并且将张国纪牵扯进来。先是打击残余的反对他的东林党的势力，然后就诬陷说，此匿名榜就是张国纪所写，意在混淆视听，行不轨之事。朱由校不肯认同魏忠贤的观点，魏忠贤当然还有办法，因为一旦把网撒出去，此处不能网到鱼，自有网到鱼的地方。他让手下上疏诬陷张国纪，说他谋占宫中婢女。然后立即对准靶心：曾经有一个被处死的人说张皇后是他所生，那么，也就是说张国纪不是张皇后的父亲。但魏忠贤的诡计并没有得逞，张国纪府中有宫中的婢女不假，但却不是强占，至于那位死囚，人已经死掉，查无实据，朱由校即使再昏庸，也不可能因为这样一件事而惩罚自己心爱的人，但架不住魏忠贤的诬告排山倒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朱由校只好令张国纪回籍。魏忠贤一生以诬告为能事，却不能扳倒张皇后，可见诬告这一手段并不是时时都有效的，即使有些人已经把它运用的炉火纯青。
魏忠贤在诬告生涯中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一位皇室成员的宅子非常豪华漂亮，魏忠贤特别喜欢，他就跟此人谈判，但此人当场拒绝了他。魏忠贤就把他家藏的公主赏赐的器皿诬为偷盗了皇帝的用品，而处以死罪，然后取得了那人的宅子。
在魏忠贤的一生中，他专权、飞扬跋扈，有时候都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但当崇祯皇帝上台后很轻松地就将他扳倒。除了他没有掌握军队而不能实施对崇祯皇帝的攻击外，他在多年以来专权所使用的手法难登大雅之堂，诬告他人的人虽然很聪明，但都是小聪明，所以，一旦遇到主子英明决断，他们的那套小把戏也就无用武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