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的礼仪后来被唐宋等朝代沿袭。军队的前导大旗被称为“牙旗”，师出必祭，祭祀的礼仪也被定名为“祃”，有专门的“祃仪”。军营驻扎地必须建立祭坛，绕以青绳，张有幕帐，置军牙及军旗的牌位。祭祀要用全套祭品，牲用太牢。如果没有牛可以羊猪代。统帅以全副军服献祭，将校陪位。宰牲的血仍然要“衅鼓”。
明朝专门在京师以及各地卫所建立“旗纛庙”，进行日常祭祀。每年仲秋，皇帝祭祀山川之日，同时去祭京师的“旗纛庙”。祭祀的神也扩大到“旗头大将”、“六纛大将”、“五方旗神”、“主宰战船正神”、“金鼓角铳炮之神”、“弓弩飞枪飞石之神”、“阵前阵后神只五昌等众”，共7位神祉，祭以太牢。各地卫所在公署后立庙，以指挥使为主祭官。出征前仍然举行祃仪。明朝还恢复了遣将礼，皇帝服武弁服，御奉天殿，大将军入就丹墀，四拜，由西陛入殿，再拜跪。承制官宣制，以节、钺授大将军。大将军出至午门外勒所部将士，建旗帜，鸣金鼓，正行列，擎节钺。奏乐前导，百官以次送出。
相见礼
中国古代主要的礼节是跪拜礼。直到唐代，中国人还是习惯“席地而坐”，古人的“坐”，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跪，两膝着地，然后将臀部坐于后脚跟之上，脚掌向后向外。当要表示尊敬时，就伸直上半身，也就是所谓“引身而起”。进一步的尊敬的礼节就是上半身向前倾斜、两手伏地，这就是“拜”。正式场合的“正拜”有稽首、顿首、空首。稽首是拜者屈膝跪地，左手按右手，支撑在地上，然后将头叩首到地，稽留一会，手在膝前，头在手后。这是最重的礼节，一般用于臣子拜见君王或是子孙祭祀先祖的礼仪。顿首和稽首的基本动作相同，只是拜时叩头动作较为迅速，额头触地即起。一般用于下对上的敬礼。空首的基本动作是双膝着地，两手在胸前拱合，俯头到手，头与心平而不到地，又叫“拜手”。这种礼节以后成为习惯，即使在宋以后人们已广泛使用椅子、凳子“垂足坐”，仍然保留了跪拜礼。
古代在同辈者、地位相同的人之间可以行拱手礼。注视对方、将双手在胸前合拢，一般称“作揖”，同时发“诺”声的为“唱喏”。西周及春秋时贵族出行驾车，见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要让道下车，而对方应将手放在车前横木上，称为“式”。
根据儒家经典里的记载，西周时在军营里不行这些普通的礼。比如凡已披挂甲胄的将士不行跪拜礼，对于地位比自己高的人也仅行拱手礼而已，号为“介者不拜”；而受致敬者也仅需作揖还礼。兵车出行，即使有人向驾车者致敬，也无须行“式”还礼，号为“兵车不式”。军营中授受有锋刃的武器时要以木柄一头来递交。出军营的时候，武器的锋刃要向前，而进入军营时锋刃要向后。
到了汉代以后这些军营礼节仍然存在。比如着名的汉文帝“细柳劳军”故事中，周亚夫就以“甲胄之士”为理由不行跪拜礼。不过没有披甲的将士仍然要行跪拜礼。
以后的军营相见礼结合了跪拜礼和作揖，比如戚继光规定军营中下级将士参见主将都必须“两跪一揖”，非直接下属参见则“一跪两揖”。道路遇见直接上级必须下马让道，行拱手礼路迎。如果是非直接上级军官，仍要下马让道立正候过。把总参见千总“两揖一跪”，以下各级均如此。上级下达军令下级必须跪接。并宣称“军中立草为标”，必须向上级行礼。这些军礼后来被清朝沿袭。
“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
激励士兵冒生命危险参加战斗的因素，主要有实际利益（提升社会等级、获得物质利益等）以及精神刺激（得到社会的高度评价、荣誉感）等。法家着作《商君书》将此发挥得淋漓尽致。它鼓吹“壹教”，要求国家将所有的利益授予与舆论评价都集中到战争上：“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死者不悔，生者务劝”；起居、饮食等日常生活的歌谣都要和战争有关；实现“民闻战而相贺”，甚至要做到“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
春秋战国时代原来束缚社会成员的身份等级限制被打破，奴隶、平民都可以通过战场上的战功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对于参战的平民士兵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激励机制。
比如公元前493年，晋国权臣赵鞅率领自己的私家军队在朝歌和齐军作战，在战前动员中，赵鞅宣布如果打了胜仗，上大夫可以获得一个县的赋税收入，下大夫可以获得一个郡（当时郡指边境地区的哨所，小于县）的赋税收入，将这一政策发挥到极致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这次变法把秦国的20等爵位改造为彻底的军功爵位制，无论什么身份的人，只要有战功，在战场上斩得一个对方甲士的首级，就可以提升一级爵位。而国家规定的社会地位以及经济利益全都按照爵位来授予。
爵位由低到高分为20等：与过去“士”相当的爵位分为4等，分别为“公士”、“上造”、“簪袅”、“不更”；与过去“大夫”相当的爵位分为5等，分别是“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与过去“卿”相当的爵位分为9等，分别是“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或称“大良造”）、“驷车庶长”、“大庶长”；与过去诸侯相当的爵位分为2等，分别是“关内侯”、“彻侯”。
每晋升一级爵位，就由国家赐予耕地100亩、宅地9亩，并由国家分配给1名“庶子”，平时为主人耕种土地，战时随主人出征提供勤务。五大夫以上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税邑”（划定某些地方人户上缴的赋税归其享用），彻侯和关内侯还可以得到封地，获得封地的赋税收入（但一般不得直接在封地进行统治）。每一爵位都可以享受相应的社会特权，比如“不更”可以免除一般百姓必须承担的劳役，“公乘”具有出行时乘坐政府车辆的特权等等。平时生活的衣、食、住、行，生、婚、丧、祭等各方面享用标准都按照爵位严格划分。有爵位者还可以出任一定级别的官职，比如第五级“大夫”以上就可以担任各级军官。有爵位者在犯罪的情况下，往往可以用“贬爵”来代替刑罚。而爵位也可以用来为自己的亲属免除官府奴隶的身份，用一级爵位可以赎取一个沦为奴隶的亲属的自由。
秦国的《军爵律》对于战功的计算与赏赐做了详尽的规定。比如规定士兵在战场上斩得敌军普通士兵的首级，就可以免除全家的徭役和赋税。100人以下的作战编制单位如果能够斩敌33个首级，就计为“满功”，带队军官可以晋爵一级。大兵团在攻城战役中斩首8000以上、在野战中斩首2000以上，也计为“满功”，各级军官都晋爵一级，其中战功卓着者可以晋爵三级。
从战国后期秦军几乎所向无敌的情况来看，这套激励机制还是相当有效。到了秦末战争期间，各方基本都采用这套制度。刘邦的汉军在战争期间大量授予军功爵位，但是这些有爵位者的社会评价和实际待遇已大大打了折扣，以至于刘邦在战争结束后特意要发布文告，要求各地政府尊重有爵位的退伍官兵。
而他的儿子汉文帝刘恒接受文臣贾谊建议，允许百姓出粮买爵位来增加政府收入。后来的很多皇帝更进一步，经常为了某项政治目的而宣布“赐天下民爵一级”，甚至赐民爵二级、三级，于是爵位与军功不再有必然联系。以后各代不再有类似的普遍性的爵位制度。
汉武帝为了推进对匈奴的战争，另行设计一套17级“武功爵”，名义上是奖赏作战勇敢的将士，但实际上却和原来的爵位一样可以卖钱。现在只知道从低到高有“造士”、“闲舆士”、“良士”、“元戎士”、“官首”、“秉铎”、“千夫”、“乐卿”、“执戎”、“左庶长”、“军卫”等等名目。
秦汉以后由于社会所看重的是职官，再赏赐爵位没有激励意义。于是北朝的北周设置“勋官”制度，对于有战功的将士赏给一个名义上的官位。这一制度被隋唐五代以及两宋沿袭，北周有“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等11级。隋文帝改为“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大都督”、“帅都督”、“都督”11级，官阶等级从正二品至七品，得勋者不可直接正式担任官职，但可以享受相应的官职的特权（比实际官员略减几等）。
不过勋官名称与实际官职相同的很多，容易混淆。于是隋炀帝再改为左光禄大夫、右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正议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建节奋武尉、宣惠尉、绥德尉、怀仁尉、守义尉、奉诚尉、立信尉，正二品至从九品。
唐朝确立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后改上护军）、大将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十二等，正二品至从七品。
这被五代以及宋朝沿袭，不过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元朝入主中原也有同样制度，勋官10阶：上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正一品至从五品。
明朝恢复唐宋制度，名称略有不同，仍为十二级：左柱国、右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正一品至从六品。
以勋官作为奖赏军功的手段到了以后很少有激励效果，因为勋官并没有什么实际待遇。每当战情吃紧，朝廷往往不得不直接给有战功者封职事官(有实际权力的官职)。唐朝安史之乱爆发后，勋官之外还滥发职事官的“告身”，吏部、兵部特设91名“写急书告身官”，日夜不停地书写“告身”，每年发出去的告身有10万件，即使这样也没有能够有效地提高官军士气。
拿了这个告身后只能按照这个级别摆谱，没有任何的国家俸禄可拿，因为中国古代的俸禄是严格按照“岗位”（官缺）来发的，要当官就要自己花路费上京，排队等待上岗，一等几年，不是常人能够忍耐的。
南宋初期，朝廷也只能给将士滥发官照作为奖赏，发出去的官照成千上万。以至于当时军队中有的队号为“武功队”，全队士兵至少都是“武功郎”（正七品武官）、“武功大夫”（从七品武官）的级别。
清朝入关，不再有勋官制度，改为直接奖赏“功牌”，和今天的奖状相似，仍然仿照官阶，从五品以下各分等级。有了几品的功牌，平时就可以摆几品官的谱，坐8人抬的官轿，出行时可以按照品级鸣锣开道，只是都必须自费，国家只给一张纸允许你摆谱而已。
还有一个奖赏的办法就是直接授给官职，比如“军前效力补总兵”。每一次战役后，领军将领都可以“保举”部下为官。起先的比例是不得超过全体将士的5%，后来逐步提高，到太平天国战争时，有的时候会达到15%，甚至30%。曾国藩曾企图将湘军的保举比例限定在14%以下，但是往往被突破。
实际上朝廷没有这么多的武官官缺（职位），得到官职的人要自费到兵部报到候补实际官缺，当战争规模很大、赏赐的军功官职会成千上万，候补官要等很久很久也难以补上缺，最后连回家路费也没有。比如清末湘、淮军将士在镇压太平天国战争中得到各类武官官衔的有十几万，而朝廷武官官缺编制却是固定的1.3万个左右，很多退伍的将士既没有上京参加铨选的旅费，又没有文化，明知道自己不可能补上实缺，只好拿了“官照”贱卖换钱。
提高社会等级身份的犒赏军功的办法效力有限，还需要其他的激励手段。《木兰辞》中说花木兰屡立战功，“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12转的勋官既然意思不大，就主要靠百千强（强即“镪”，铜钱）的赏赐。看来北朝时期已开始向将士发放现金来奖励战功。
后来将这办法大加发挥的是实行雇佣兵制的宋朝。宋朝有专门的法律《赏格》，明码标价。禁军将士：第一等，绢10匹、钱10贯；第二等，绢7匹、钱8贯；第三等，绢5匹、钱5贯；第四等，绢3匹、钱3贯；第五等，绢1匹、钱3贯。番兵、义勇、弓手：第一等，绢10匹；第二等，绢8匹；第三等，钱10贯；第四等，钱5贯；第五等，钱3贯。一般战场斩敌一首级，为第四等，以上以此类推。高级军官（副指挥使以上）受轻伤，赏5匹绢；重伤，赏7匹绢。基层军官（副都头以上）重伤5匹、轻伤3匹。“长行”士兵重伤3匹，轻伤2匹。
宋朝明码标价的办法在以后各朝代也都流行。比如清朝的绿营兵也将战功分为三等，一等赏银5两，二等赏银3两，三等赏银1两。特等的战功按照具体情况给赏，比如攻城时最先登上城头、冲进城内的，赏银250两；野战时首先冲破敌阵的，赏银50两；夺得敌方船只一艘的，赏银100两；如此等等。阵亡的普通士兵，步兵50两，马兵70两，杂丁20两；军官阵亡的，从提督的800两递减至把总的100两。作战受伤的赏银从50两到30两不等。以后的湘、淮军都按照这一制度略加修改形成一套奖赏军功的赏格。
“军法从事”
据《史记》记载，春秋末年的时候，吴国国王看了孙武所着的13篇兵书后非常欣赏，邀请孙武来吴国。但是孙武到了吴国他又不太相信，要孙武当场训练王宫中的180名美女作为试验。孙武把这些宫女分为两队，任命两个吴王的宠姬为队长，于是发给武器，进行队列操练。他说明了纪律后，设立斧钺，“三令五申”后擂鼓指挥，可是那些宫女却哈哈大笑。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再次三令五申后，重新擂鼓发令，宫女们依旧嘻嘻哈哈。孙武说：“现在纪律已经说明了，仍然不服从命令，是吏士之罪。”将两个队长抓起来准备处刑。吴王在高台上见了，赶紧派使者来传令，说：“寡人已经知道将军能用兵了。寡人没有这两位美姬食不甘味，请停止处刑。”孙武却说：“我既然已经受命为将军，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仍然将这两个队长斩首示众。又选了两个宫女当队长，重新发令。这次宫女们都乖乖地执行命令，队形严整。于是孙武要使者去报告吴王，“现在这支部队已训练成功，大王就是命令她们去赴汤蹈火也会执行。”
这个故事很能说明中国古代军法的特点。维持战场纪律是靠大量使用死刑来实现的，所以在俗谚中“军法从事”一般就是指要砍头为代价的事。
儒家经典记载夏、商、周三代历史的《尚书》中，夏朝第一个国王启在甘作战时的誓词《甘誓》、商朝第一代国王成汤的《汤誓》、西周第一代国王周武王的《牧誓》，几乎都规定战场上作战不努力的将士都要处死刑，并且还要连带处罚其家属。“不用命”的将士要在祭祀土地神的“社坛”被公开处死。
据其他的史籍记载，春秋时期战场上的逃兵、作战不努力者被处死后的尸体还不得葬入家族墓地，这在当时或许是比死刑本身更重的处罚。
春秋战国时期军法资料最为详尽的是兵家着作《尉缭子》。该书公开宣传使用重刑来维持战场以及军队纪律，甚至说：“善之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其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其十一者，令行士卒。”也就是说至少要能够杀掉士兵10%的，才能使军队纪律严明，令行禁止。首先是要立法禁止逃亡；其次是要使士兵“什伍相连”，互相保证，有罪连坐；最后要使将领能够立威，有处罚士兵的全权，每一级军官都有处死其下级的权力。